臺灣總督府檔案登錄為「2018臺灣世界記憶國家名錄」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辦理臺灣世界記憶國家名錄徵選，經過近一年評選，本館臺灣總督府檔案獲入選登錄。該局於本（107）年4月13日(五)在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衡道堂辦理發表記者會，並進行授證，由該局施國隆局長親自主持，並邀請評選委員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長許雪姬所長等擔任頒證人，本館由劉澤民副館長代表出席領證。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要為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保管之歸檔公文，係為日本殖民統治臺灣（1895-1945年）五十年第一手紀錄，範圍涵蓋法律、制度、外事、衛生、土地、戶籍、宗教、軍事、警察、產業、經濟、財稅、會計、司法、教育、交通、土木工程等面向。在徵選過程，評選委員皆認為臺灣總督府檔案來源清楚，保存完整，管理良好，且具文獻價值與意義，因此列為本年度臺灣世界記憶國家名錄。
臺灣總督府檔案為研究日治時期臺灣歷史不可或缺的文獻，目前多已數位化完成，民眾可於本館網站：http://ds3.th.gov.tw/ds3/index.php，查詢檢索，瀏覽數位圖檔。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辦理臺灣世界記憶國家名錄徵選，經過近一年評選，本館臺灣總督府檔案獲入選登錄。該局於本（107）年4月13日(五)在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衡道堂辦理發表記者會，並進行授證，由該局施國隆局長親自主持，並邀請評選委員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長許雪姬所長等擔任頒證人，本館由劉澤民副館長代表出席領證。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要為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保管之歸檔公文，係為日本殖民統治臺灣（1895-1945年）五十年第一手紀錄，範圍涵蓋法律、制度、外事、衛生、土地、戶籍、宗教、軍事、警察、產業、經濟、財稅、會計、司法、教育、交通、土木工程等面向。在徵選過程，評選委員皆認為臺灣總督府檔案來源清楚，保存完整，管理良好，且具文獻價值與意義，因此列為本年度臺灣世界記憶國家名錄。
臺灣總督府檔案為研究日治時期臺灣歷史不可或缺的文獻，目前多已數位化完成，民眾可於本館網站：http://ds3.th.gov.tw/ds3/index.php，查詢檢索，瀏覽數位圖檔。
原住民系列專題演講：賽夏族祭典的氏族分工
本館與國史館、原住民族委員會合作，於本(107)年4月至11月間，每月辦理一場次原住民系列專題演講，地點在臺北的國史館4樓大禮堂。本年度第2場將於5月24日（星期四）下午2時至4時，由苗栗縣平地原住民縣議員潘秋榮主講「賽夏族祭典的氏族分工」。
潘秋榮議員為政治大學民族所碩士、中國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賽夏族人，已連任兩屆縣議員，前賽夏族文物館館長。原為媒體界人士，後因對自身文化的體認，當上賽夏族文物館館長，期間推動賽夏族文化復振。隨後當選苗栗縣縣議員，仍持續地推動賽夏族的文化傳承。透過文化的復振，從中學習自己的文化，而今對自身文化相當知悉，尤以祭典儀式之過程為最，著有《【台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9賽夏族：巴斯達隘傳說》、《小朱貝珠雷女:賽夏族祈天祭研究》。歡迎有興趣者，蒞臨參加，相關報名方式，請逕上國史館網站或線上報名。
本年度從4月起至11月間，本館與國史館、原住民族委員會合作辦理8場「原住民專題系列講座」，課程如下：
本館與國史館、原住民族委員會合作，於本(107)年4月至11月間，每月辦理一場次原住民系列專題演講，地點在臺北的國史館4樓大禮堂。本年度第2場將於5月24日（星期四）下午2時至4時，由苗栗縣平地原住民縣議員潘秋榮主講「賽夏族祭典的氏族分工」。
潘秋榮議員為政治大學民族所碩士、中國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賽夏族人，已連任兩屆縣議員，前賽夏族文物館館長。原為媒體界人士，後因對自身文化的體認，當上賽夏族文物館館長，期間推動賽夏族文化復振。隨後當選苗栗縣縣議員，仍持續地推動賽夏族的文化傳承。透過文化的復振，從中學習自己的文化，而今對自身文化相當知悉，尤以祭典儀式之過程為最，著有《【台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9賽夏族：巴斯達隘傳說》、《小朱貝珠雷女:賽夏族祈天祭研究》。歡迎有興趣者，蒞臨參加，相關報名方式，請逕上國史館網站或線上報名。
本年度從4月起至11月間，本館與國史館、原住民族委員會合作辦理8場「原住民專題系列講座」，課程如下：
| 時 間： | 6/22（四）下午2:00-4:00 |
| 主講人： | 陳俊男（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
| 演講主題： | 撒奇萊雅族的家屋 |
| 演講地點： | 國史館4樓大禮堂 |
| 時 間： | 7/19（四）下午2:00-4:00 |
| 主講人： | 劉益昌（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 |
| 演講主題： | 臺灣與環南海區域的早期互動：南島玉路建立與影響 |
| 演講地點： | 國史館4樓大禮堂 |
| 時 間： | 8/16（四）下午2:00-4:00 |
| 主講人： | 楊政賢（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學系副教授） |
| 演講主題： | 以{史}入{歌}:蘭嶼歌謠中{蘭嶼-巴丹}的族群關係 |
| 演講地點： | 國史館4樓大禮堂 |
| 時 間： | 9/20（四）下午2:00-4:00 |
| 主講人： | 簡文敏（高苑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
| 演講主題： | 聖化與愛—小林歷史文化與重建的核心 |
| 演講地點： | 國史館4樓大禮堂 |
| 時 間： | 10/18（四）下午2:00-4:00 |
| 主講人： | 尤天鳴（大葉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助理教授兼執行長） |
| 演講主題： | 都市原住民族的發展與結社 |
| 演講地點： | 國史館4樓大禮堂 |
| 時 間： | 11/15（四）下午2:00-4:00 |
| 主講人： | 康培德（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教授） |
| 演講主題： | 歷史、民俗與紅毛：臺灣原住民與荷蘭時代的記憶 |
| 演講地點： | 國史館4樓大禮堂 |
日治時期青年團殖林報國運動
日治時期每逢神社祭典，官廳會向神社呈獻苗木並植林。自明治34（1901）年10月27日臺灣神社鎮座祭時就由北白川宮大妃殿下帶頭參拜，並於30日手植松樹4株（圖1：奉納品報告書）（註1）。此外，神社道路西側植樹由總督府高官負責，東側由民間人士負責（圖2：臺灣神社祭祀委員長報告）（註2）。明治36（1903）年又計畫於臺灣神社境內植林（圖3：臺灣神社境內植樹設計圖）。（註3）至於為何要向神社呈獻苗木並植林？則是源自日本古來神社的思想：
據說昔日神武天皇於大和鳥見山祭祀天神之際，卜清淨之地種植常綠樹，繞神蘺而祭祀。此即意識到樹林中有神存在的結果。而與今日提到神社便直接聯想到社殿這樣的想法自然不同。也就是說古時書寫神社時讀作社（もり〔即森林〕），社這字與建築毫無任何關係。社原本是社木的合體字。而是從神與木在一起的思想出發，並非單純的天然物崇拜。……要銘記神社與神社林是處於密切不分離的關係。……（註4）
可知日本神道思想相信神宿於森林中，林相愈蒼鬱則神體愈莊嚴。故向各地神社獻木並手植，除敬神外，並有祈求林業興盛之意。明顯的這是一種崇尚自然的意識，其有助於環保意識的涵養。
但向神呈獻苗木除了表示對神的尊敬外，很少不祈求些回報的。尤其到中日戰爭爆發後，這種向神社獻木的儀式不僅所祈求的願望極大且祈禱之人幾乎囊括全島可動員之人，且獻祭之人深信所祈求的願望必定達成。
當時官方呈獻給神社的是神社林，所祈求的回報是林業增產，供作軍需以打贏「聖戰」。而這種「聖戰」又是為了實踐日本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所降下的天壤無窮的神勅，自然也成為日本人民所必須遵行的行動方向，隨之，也成為身為二等國民的臺灣人所必須實踐的教條，否則就被認為是不忠不孝的「非國民」。
因此，愛林並非單純為了環保，而是為了養成軍需資源以供足用，所以，於大肆砍伐破壞森林之前，必須要努力愛護森林資源，否則無法達成預期目的。
1930年代，臺灣雖各種新興產業蓬勃發展，因而導致勞動力不足且物價上漲，加上年輕勞動力被吸引至都市了，更使林業勞動力的品質低落。故如何活用各地青年團勞動力便成為林業發展的關鍵。因此，自昭和8（1934）年愛林運動開始時，其實施要綱內就明定參加團體為：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農林學校、師範學校、農業補習學校、小學校、公學校、農會、青年團、保甲壯丁團等。（註5）即使在原住民部落社會的臺東、花蓮港廳亦動員各地男女青年會從事活動。（註6）
所謂「青年團殖林報國運動」的主要目的，表面上是為了緩和營林所勞力不足的問題，但實際上也是日本皇國精神的實踐與認同的再生產，也就是皇民化運動的一環，主要就是建構出共識並強加在臺灣人頭上，以造就正當性支配的環境。因此，若能培養出臺灣青少年對日本正當性支配的信仰，則不僅得以鞏固日本對臺統治的基礎，也因此能掌握豐沛的、忠誠的、新增的人力資源，更有助於「聖戰」的成功。
為實施此運動，藉由總督府內的營林所與文教局、地方上的出張所、地方廳、位於當地第一線的派出所、詰所、郡、地方青年團長及其幹部間進行密切聯絡協調，終於在昭和14（1939）年8月初，開始舉行全島第一回殖林報國運動。當時有數百團青年團總人數約55,000名青年（新竹州11,700人、臺中州11,800人、高雄州16,700人、花蓮港廳7,500人、臺東廳4,100人、臺北、臺南兩州未定）前往植林預定地工作，並透過義務勞動作業來涵養獻身報國的精神。（註7）
註釋
註1、〈臺灣神社鎮座式及祭典ニ關スル件〉，《臺灣總督府檔案》，卷00630件001。影像檔：000006300010218。
註2、〈臺灣神社祭典ニ關スル一件（元臺北縣）〉，《臺灣總督府檔案》，卷09229件001。影像檔：000092290010010。
註3、〈臺灣神社ヘ植樹華族會館ヨリ寄附及ヒ是ニ關スル件〉，《臺灣總督府檔案》，卷04741件005。影像檔：000047410059002001M。
註4、殖產局淡水河森林治水事業助成組合編，《臺灣神社林の話》（臺北市：殖產局淡水河森林治水事業助成組合，1939），頁16-17。
註5、〈愛林運動實施要綱〉，《臺灣の山林》第95號（1934），封面後二頁。
註6、〈全島愛林運動〉，《臺灣の山林》第109號（1935），頁85-120。吳明勇，〈從植物園到愛林日：近代臺灣植樹制度與愛林思想之建立〉，《2008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8），頁215-238。
註7、荻原英夫，〈林業勞働問題特に青年團殖林報國運動に就て〉，《臺灣の山林》160（1939），頁27-33。〈全島靑年團に呼びかけ 植林報國の運動 八月初旬から着手〉，《臺灣日日新報》，1939-07-22，版次07。
參考文獻
1.「臺灣神社鎮座式及祭典ニ關スル件」（1901年10月8日），〈明治三十四年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十二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6300010218。
2.「臺灣神社祭典ニ關スル一件（元臺北縣）」（1901年9月30日），〈明治三十四年元臺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三九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2290010010。
3.「臺灣神社ヘ植樹華族會館ヨリ寄附及ヒ是ニ關スル件」（1903年2月1日），〈明治三十六年十五年保存第二十一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7410059002001M。
4.〈全島靑年團に呼びかけ 植林報國の運動 八月初旬から着手〉，《臺灣日日新報》，1939-07-22，版次07。
5.殖產局淡水河森林治水事業助成組合編，《臺灣神社林の話》，臺北市：殖產局淡水河森林治水事業助成組合，1939。
6. 〈愛林運動實施要綱〉，《臺灣の山林》第95號（1934），封面後二頁。
7. 〈全島愛林運動〉，《臺灣の山林》第109號（1935），頁85-120。
日治時期每逢神社祭典，官廳會向神社呈獻苗木並植林。自明治34（1901）年10月27日臺灣神社鎮座祭時就由北白川宮大妃殿下帶頭參拜，並於30日手植松樹4株（圖1：奉納品報告書）（註1）。此外，神社道路西側植樹由總督府高官負責，東側由民間人士負責（圖2：臺灣神社祭祀委員長報告）（註2）。明治36（1903）年又計畫於臺灣神社境內植林（圖3：臺灣神社境內植樹設計圖）。（註3）至於為何要向神社呈獻苗木並植林？則是源自日本古來神社的思想：
據說昔日神武天皇於大和鳥見山祭祀天神之際，卜清淨之地種植常綠樹，繞神蘺而祭祀。此即意識到樹林中有神存在的結果。而與今日提到神社便直接聯想到社殿這樣的想法自然不同。也就是說古時書寫神社時讀作社（もり〔即森林〕），社這字與建築毫無任何關係。社原本是社木的合體字。而是從神與木在一起的思想出發，並非單純的天然物崇拜。……要銘記神社與神社林是處於密切不分離的關係。……（註4）
可知日本神道思想相信神宿於森林中，林相愈蒼鬱則神體愈莊嚴。故向各地神社獻木並手植，除敬神外，並有祈求林業興盛之意。明顯的這是一種崇尚自然的意識，其有助於環保意識的涵養。
但向神呈獻苗木除了表示對神的尊敬外，很少不祈求些回報的。尤其到中日戰爭爆發後，這種向神社獻木的儀式不僅所祈求的願望極大且祈禱之人幾乎囊括全島可動員之人，且獻祭之人深信所祈求的願望必定達成。
當時官方呈獻給神社的是神社林，所祈求的回報是林業增產，供作軍需以打贏「聖戰」。而這種「聖戰」又是為了實踐日本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所降下的天壤無窮的神勅，自然也成為日本人民所必須遵行的行動方向，隨之，也成為身為二等國民的臺灣人所必須實踐的教條，否則就被認為是不忠不孝的「非國民」。
因此，愛林並非單純為了環保，而是為了養成軍需資源以供足用，所以，於大肆砍伐破壞森林之前，必須要努力愛護森林資源，否則無法達成預期目的。
1930年代，臺灣雖各種新興產業蓬勃發展，因而導致勞動力不足且物價上漲，加上年輕勞動力被吸引至都市了，更使林業勞動力的品質低落。故如何活用各地青年團勞動力便成為林業發展的關鍵。因此，自昭和8（1934）年愛林運動開始時，其實施要綱內就明定參加團體為：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農林學校、師範學校、農業補習學校、小學校、公學校、農會、青年團、保甲壯丁團等。（註5）即使在原住民部落社會的臺東、花蓮港廳亦動員各地男女青年會從事活動。（註6）
所謂「青年團殖林報國運動」的主要目的，表面上是為了緩和營林所勞力不足的問題，但實際上也是日本皇國精神的實踐與認同的再生產，也就是皇民化運動的一環，主要就是建構出共識並強加在臺灣人頭上，以造就正當性支配的環境。因此，若能培養出臺灣青少年對日本正當性支配的信仰，則不僅得以鞏固日本對臺統治的基礎，也因此能掌握豐沛的、忠誠的、新增的人力資源，更有助於「聖戰」的成功。
為實施此運動，藉由總督府內的營林所與文教局、地方上的出張所、地方廳、位於當地第一線的派出所、詰所、郡、地方青年團長及其幹部間進行密切聯絡協調，終於在昭和14（1939）年8月初，開始舉行全島第一回殖林報國運動。當時有數百團青年團總人數約55,000名青年（新竹州11,700人、臺中州11,800人、高雄州16,700人、花蓮港廳7,500人、臺東廳4,100人、臺北、臺南兩州未定）前往植林預定地工作，並透過義務勞動作業來涵養獻身報國的精神。（註7）
註釋
註1、〈臺灣神社鎮座式及祭典ニ關スル件〉，《臺灣總督府檔案》，卷00630件001。影像檔：000006300010218。
註2、〈臺灣神社祭典ニ關スル一件（元臺北縣）〉，《臺灣總督府檔案》，卷09229件001。影像檔：000092290010010。
註3、〈臺灣神社ヘ植樹華族會館ヨリ寄附及ヒ是ニ關スル件〉，《臺灣總督府檔案》，卷04741件005。影像檔：000047410059002001M。
註4、殖產局淡水河森林治水事業助成組合編，《臺灣神社林の話》（臺北市：殖產局淡水河森林治水事業助成組合，1939），頁16-17。
註5、〈愛林運動實施要綱〉，《臺灣の山林》第95號（1934），封面後二頁。
註6、〈全島愛林運動〉，《臺灣の山林》第109號（1935），頁85-120。吳明勇，〈從植物園到愛林日：近代臺灣植樹制度與愛林思想之建立〉，《2008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8），頁215-238。
註7、荻原英夫，〈林業勞働問題特に青年團殖林報國運動に就て〉，《臺灣の山林》160（1939），頁27-33。〈全島靑年團に呼びかけ 植林報國の運動 八月初旬から着手〉，《臺灣日日新報》，1939-07-22，版次07。
參考文獻
1.「臺灣神社鎮座式及祭典ニ關スル件」（1901年10月8日），〈明治三十四年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十二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6300010218。
2.「臺灣神社祭典ニ關スル一件（元臺北縣）」（1901年9月30日），〈明治三十四年元臺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三九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2290010010。
3.「臺灣神社ヘ植樹華族會館ヨリ寄附及ヒ是ニ關スル件」（1903年2月1日），〈明治三十六年十五年保存第二十一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7410059002001M。
4.〈全島靑年團に呼びかけ 植林報國の運動 八月初旬から着手〉，《臺灣日日新報》，1939-07-22，版次07。
5.殖產局淡水河森林治水事業助成組合編，《臺灣神社林の話》，臺北市：殖產局淡水河森林治水事業助成組合，1939。
6. 〈愛林運動實施要綱〉，《臺灣の山林》第95號（1934），封面後二頁。
7. 〈全島愛林運動〉，《臺灣の山林》第109號（1935），頁85-120。
典藏品介紹：風獅爺二件
上期電子報中介紹風獅爺的特色，本期再深入例舉本館所典藏之兩件風獅爺。此二件厭勝辟邪物，主要在「鎮風制煞」，因其為泥素燒陶，色如磚瓦之紅，故民間俗稱「風獅爺」為「瓦將軍」。
品名：風獅爺（之一）
年代：待考
材質：磚燒
尺寸（公分）：長18、寬14、高29公分
說明：本件風獅爺，係低溫磚燒製成。外觀造形，武將側坐雙腿跨騎獅子背上，神態雄武威猛，彎弓射箭，頭戴盔甲，身著戰袍；坐獅揚尾、張足、足爪明顯、捲耳朝外、怒目圓睜、露齒疵牙，姿態狀似凶猛。
品名：風獅爺（之二）
年代：待考
材質：磚燒
尺寸（公分）：長17、寬10、高27公分
說明：本件風獅爺，刻工粗糙細緻不一，將軍身形纖瘦，正面坐騎獅背，臉部表情，祥和含笑，雙手平直扶獅耳；坐騎獅子，似獅、似虎，身型壯碩、短足，捲垂尾，稚氣的大臉龐，圓眼凸出，鼻頭寬闊，呲咧大嘴，露出牙齒，模樣拙趣可愛。
上期電子報中介紹風獅爺的特色，本期再深入例舉本館所典藏之兩件風獅爺。此二件厭勝辟邪物，主要在「鎮風制煞」，因其為泥素燒陶，色如磚瓦之紅，故民間俗稱「風獅爺」為「瓦將軍」。
品名：風獅爺（之一）
年代：待考
材質：磚燒
尺寸（公分）：長18、寬14、高29公分
說明：本件風獅爺，係低溫磚燒製成。外觀造形，武將側坐雙腿跨騎獅子背上，神態雄武威猛，彎弓射箭，頭戴盔甲，身著戰袍；坐獅揚尾、張足、足爪明顯、捲耳朝外、怒目圓睜、露齒疵牙，姿態狀似凶猛。
品名：風獅爺（之二）
年代：待考
材質：磚燒
尺寸（公分）：長17、寬10、高27公分
說明：本件風獅爺，刻工粗糙細緻不一，將軍身形纖瘦，正面坐騎獅背，臉部表情，祥和含笑，雙手平直扶獅耳；坐騎獅子，似獅、似虎，身型壯碩、短足，捲垂尾，稚氣的大臉龐，圓眼凸出，鼻頭寬闊，呲咧大嘴，露出牙齒，模樣拙趣可愛。
林衡道教授曾經擔任臺北市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嗎？
林衡道（1915-1992）為臺灣著名文史研究者，在文史界之各項事蹟不需贅述。日前筆者搜尋林衡道的資料中，發現其「曾擔任臺北市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這個經歷，經查實際擔任日期在民國50年10月17日到50年12月20日之間。但查詢《續修臺北市志》〈文化志－文化行政篇〉，有關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的章節，其中「主任委員」一職，都是由上級機關首長兼任，在民國62年之前是由臺北市長兼任，之後62~88年由民政局長兼任，88年~104年由文化局長兼任，105年起改為獨立機關，採首長制，並未見其名。而主管文獻會事務的執行秘書名單中，也沒有林衡道之名字。
依據49年6月「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報告」中（引自49年6月出版《臺灣文獻》第11卷2期），當時文獻會的成員有：主任委員：黃啟瑞（市長）、副主委：張祥傳（議長）、常駐委員：吳槐；委員：方豪、王飛龍、吳石山、林呈祿、黃介騫、洪炎秋、陳紹馨、黃得時、林清輝、薛棟樑、蘇得志、王詩琅。並沒有林衡道的名字。
49年的地方大選，國民黨籍的黃啟瑞以近八成選票連任臺北市長，但隔年7月15日，因為公車舞弊案被提起公訴，停職接受調查；8月28日，省政府派省府委員周百鍊代理市長。於10月17日周代市長提出文獻會改組案，指定林衡道擔任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為張祥傳（議長），其餘委員有辜振甫、顏惠忠、盧啟華、黃介秋、黃得時、陳紹馨、戴炎輝、陳奇祿、薛棟樑、郭榮滎、鍾肇政、劉枝萬；因此林衡道是50年才被任命為臺北市文獻會委員。從「省級機關檔案」中，林衡道於41年即受聘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擔任委員，但當時省文獻會在臺北市延平南路111號，所以說要兼任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尚屬合理。
周代市長提出了文獻會改組的議案後，顯然遭到很大的阻力。10月23日以主任委員林衡道之名所發出的聘函，馬上被內定擔任副主任委員的市議會議長張祥傳退件，理由是立法程序尚未完善，但新聞中還特別提點林衡道和張祥傳是板橋同鄉，卻仍公事公辦。當日也傳出林衡道除文獻會職位外，還內定是市府安全室主任（功能類似政風室）。林衡道身兼兩職的影響，在12月4日《聯合報》即有〈市議會醞釀砲轟林衡道〉一文，文中指安全室業務不需向議會報告，且文獻會為冷門單位，但由於林兼兩職，議員已經將其列為質詢對象了。
因此50年12月5日舉行臺北市議會第五屆第三次大會第五次會議，議程有「文獻委員會兼主任委員林衡道報告該會近況」。當日林衡道報告工作事項後，市議員沈應松馬上質詢「文獻委員會之改組情形，我要給前任主任委員難堪...是否有思想問題我們不清楚，請報告一下」林衡道答「黃啟瑞（前市長）擔任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其所辦刊物有贊揚魯迅、郭沫若、謝雪紅、王萬得的文字...今天我當主任委員，站在反共抗俄立場，我要改進這個刊物。」話一講完，陳鴻韜、陳致敬、黃煥榮、黃衍樑等議員就一直打繞在「你是暗示黃啟瑞思想不正確，有違反共抗俄國策」，黃衍樑並且挑明說黃啟瑞聘任洪炎秋、毛一波、林快清、王一剛、張詩經寫稿，此五人都是反對黨大將或反對人士之「黨羽」，所以「思想有問題」！林衡道聞言後說「我沒有說怎麼樣思想問題，我是說刊物如何，這一點請不要誤會。...至於黃議員所說的名單，我不知道。」《中央日報》形容當時林衡道「情緒非常緊張，言語支吾，還用拳頭擊發言台」，馬上被沈應松批評「在議會答覆拍桌子是甚麼意思？是否看不起議會？」林衡道答「不是，剛才精神很痛苦，所以拍桌子。」整場質詢持續一小時十五分，林衡道多次血壓飆高中斷質詢，共休息五次。
隔天上午某些報紙廣告上刊有「林衡道緊急啟事」，內文為「本人昨（五）日列席臺北市議會第三次大會，於答覆議員質詢時，曾提及市文獻會過去所刊行「臺北文物」第三卷第二、三期，刊有讚揚魯迅、郭沫若、王萬得、謝雪紅等之文字，顯有違背反共抗俄國策之事實云云，惟並未指責任何人有思想問題，為恐外界誤會，謹特鄭重聲明如上。」
隔日（12月6日）的第四次會議，因為該則啟事的事情，市議員沈應松提討論事項「本市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林衡道列席本會報告及說明業務曾有錄音紀錄依法應負責任該員竟於會後登報聲明否認其事殊屬不合應予追究責任當否請公決」案，並決議此事不解決就凍結該會預算。12月7日，徵信新聞報第二版以社論「精神病與紅帽子」大肆批評，其他社論也是充斥「戴紅帽子」、「為匪宣傳」之評論。
獲悉此事的臺北市代市長周百鍊至議會聽取錄音檔後，表示「林衡道並沒有指黃啟瑞思想有問題，他只是說黃啟瑞主持的刊物曾為匪類宣揚而已，這樣算甚麼思想問題？」請各位議員高抬貴手。結果在14日市政總質詢的時候，市議員沈應松繼續質詢，質問周百鍊：「據你(周百鍊)所說的：「林衡道只是指出黃啟瑞任內主持的刊物曾為匪類宣揚而已，這樣算甚麼思想問題？」那麼，請教你甚麼才叫思想問題，據我的看法思想是一種無形的廣義的概念，簡單說凡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其反共意志不堅定者都屬於思想有問題？...單憑為匪宣揚四個字，依照國家法律的裁判，不是要槍斃便是坐牢，這種情形，不是思想問題，甚麼才算是思想問題？」甚至說「林衡道原名林勗，在汪偽政府江蘇省偽主席陳群任內充任機要秘書間聯絡官要職」，應以漢奸視之。葉依昆也質詢「聽說林衡道過去在日據時代替日本人做過特務，在偽政府做事情，抗戰勝利以後，在上海又替我們中華民國政府做事。」說他是意志不堅定的人。
12月20日，周百鍊批准了林衡道辭去臺北市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辭呈，專任安全室主任，而周也在51年2月23日，回任文獻會主委一職。而在同年4月20日，林也辭去了安全室主任，專心從事省文獻會的工作。即使在政治紛擾的情形下，林衡道還是有餘力從事各地勝蹟勘考和鄉土調查的工作；甫辭去臺北市文獻會主委當下，51年1月就獲臺南市文獻委員黃典權邀請至臺南市安南區的土城（鹿耳門聖母宮一帶）以及彰化市進行田野調查去了，並發表在3月出版的《臺灣文獻》期刊〈台灣農村社會調查〉一文。
林衡道在66~71年間擔任本館前身的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將其歷年來從事古蹟、民俗考察的成果，以及指導學生進行古蹟勘考調查，除了出版了七本的「臺灣勝蹟採訪冊」外，在該卷第二輯的「林衡道教授指導勝蹟採訪紀錄」部分，作者包含了前國史館林滿紅館長、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顏娟英研究員、文化大學蔡相煇教授、淡水文化基金會創辦人謝德錫等學術、民間之歷史文化研究者，多方面的培養文史人才。這七本重要著作，本館也將執行復刻計畫。
而本篇文章的標題「林衡道教授曾經擔任臺北市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嗎？」依實際情形是擔任過兩個多月的職務，但是在法制面上就要討論適法性的問題，亦即當年臺北市文獻會的組織是市政府單方面改組即可，還是需要透過市議會立法？關於「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組織章程」為56年12月16日制定，才規定由市長兼任主任委員、議長兼任副主任委員。早期各縣市文獻委員會之組成，應該是遵循「地方志書纂修辦法」，並依該辦法編列預算給文獻委員會。推測由市長兼任文獻委員會主委是「慣例」而非「制度」，因此周百鍊代市長解除自己兼任並委由林衡道專任文獻會主任委員應是市長權責，故林衡道教授「事實」曾擔任過臺北市文獻會主任委員。但在文獻記載上，仍要考慮當時相關法規規定。
最後來談談議員質詢的「思想問題」，就是〈臺北文物〉第3卷第2期、第3期到底有甚麼思想上的問題？該期有一則關於徐坤泉過世的訊息。徐坤泉筆名阿Q之弟，取魯迅作品「阿Ｑ」之名，林衡道形容他是「臺灣人的悲哀最典型的人物」（參考本館林文龍研究員專文〈阿Q之弟徐坤泉〉：https://www.th.gov.tw/epaper/site/page/77/1064）。另黃得時、吳濁流等關於楊逵成立的臺灣新文學之研究，而還有關於臺灣藝術研究會、臺灣文化聯盟、臺灣文藝協會等組織的回憶，這些日治時期成立的文化組織多少帶有左翼文學思想，因此在那個風聲鶴唳的時代，被聯想與共黨有關也不為過了。
林衡道（1915-1992）為臺灣著名文史研究者，在文史界之各項事蹟不需贅述。日前筆者搜尋林衡道的資料中，發現其「曾擔任臺北市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這個經歷，經查實際擔任日期在民國50年10月17日到50年12月20日之間。但查詢《續修臺北市志》〈文化志－文化行政篇〉，有關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的章節，其中「主任委員」一職，都是由上級機關首長兼任，在民國62年之前是由臺北市長兼任，之後62~88年由民政局長兼任，88年~104年由文化局長兼任，105年起改為獨立機關，採首長制，並未見其名。而主管文獻會事務的執行秘書名單中，也沒有林衡道之名字。
依據49年6月「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報告」中（引自49年6月出版《臺灣文獻》第11卷2期），當時文獻會的成員有：主任委員：黃啟瑞（市長）、副主委：張祥傳（議長）、常駐委員：吳槐；委員：方豪、王飛龍、吳石山、林呈祿、黃介騫、洪炎秋、陳紹馨、黃得時、林清輝、薛棟樑、蘇得志、王詩琅。並沒有林衡道的名字。
49年的地方大選，國民黨籍的黃啟瑞以近八成選票連任臺北市長，但隔年7月15日，因為公車舞弊案被提起公訴，停職接受調查；8月28日，省政府派省府委員周百鍊代理市長。於10月17日周代市長提出文獻會改組案，指定林衡道擔任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為張祥傳（議長），其餘委員有辜振甫、顏惠忠、盧啟華、黃介秋、黃得時、陳紹馨、戴炎輝、陳奇祿、薛棟樑、郭榮滎、鍾肇政、劉枝萬；因此林衡道是50年才被任命為臺北市文獻會委員。從「省級機關檔案」中，林衡道於41年即受聘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擔任委員，但當時省文獻會在臺北市延平南路111號，所以說要兼任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尚屬合理。
周代市長提出了文獻會改組的議案後，顯然遭到很大的阻力。10月23日以主任委員林衡道之名所發出的聘函，馬上被內定擔任副主任委員的市議會議長張祥傳退件，理由是立法程序尚未完善，但新聞中還特別提點林衡道和張祥傳是板橋同鄉，卻仍公事公辦。當日也傳出林衡道除文獻會職位外，還內定是市府安全室主任（功能類似政風室）。林衡道身兼兩職的影響，在12月4日《聯合報》即有〈市議會醞釀砲轟林衡道〉一文，文中指安全室業務不需向議會報告，且文獻會為冷門單位，但由於林兼兩職，議員已經將其列為質詢對象了。
因此50年12月5日舉行臺北市議會第五屆第三次大會第五次會議，議程有「文獻委員會兼主任委員林衡道報告該會近況」。當日林衡道報告工作事項後，市議員沈應松馬上質詢「文獻委員會之改組情形，我要給前任主任委員難堪...是否有思想問題我們不清楚，請報告一下」林衡道答「黃啟瑞（前市長）擔任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其所辦刊物有贊揚魯迅、郭沫若、謝雪紅、王萬得的文字...今天我當主任委員，站在反共抗俄立場，我要改進這個刊物。」話一講完，陳鴻韜、陳致敬、黃煥榮、黃衍樑等議員就一直打繞在「你是暗示黃啟瑞思想不正確，有違反共抗俄國策」，黃衍樑並且挑明說黃啟瑞聘任洪炎秋、毛一波、林快清、王一剛、張詩經寫稿，此五人都是反對黨大將或反對人士之「黨羽」，所以「思想有問題」！林衡道聞言後說「我沒有說怎麼樣思想問題，我是說刊物如何，這一點請不要誤會。...至於黃議員所說的名單，我不知道。」《中央日報》形容當時林衡道「情緒非常緊張，言語支吾，還用拳頭擊發言台」，馬上被沈應松批評「在議會答覆拍桌子是甚麼意思？是否看不起議會？」林衡道答「不是，剛才精神很痛苦，所以拍桌子。」整場質詢持續一小時十五分，林衡道多次血壓飆高中斷質詢，共休息五次。
隔天上午某些報紙廣告上刊有「林衡道緊急啟事」，內文為「本人昨（五）日列席臺北市議會第三次大會，於答覆議員質詢時，曾提及市文獻會過去所刊行「臺北文物」第三卷第二、三期，刊有讚揚魯迅、郭沫若、王萬得、謝雪紅等之文字，顯有違背反共抗俄國策之事實云云，惟並未指責任何人有思想問題，為恐外界誤會，謹特鄭重聲明如上。」
隔日（12月6日）的第四次會議，因為該則啟事的事情，市議員沈應松提討論事項「本市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林衡道列席本會報告及說明業務曾有錄音紀錄依法應負責任該員竟於會後登報聲明否認其事殊屬不合應予追究責任當否請公決」案，並決議此事不解決就凍結該會預算。12月7日，徵信新聞報第二版以社論「精神病與紅帽子」大肆批評，其他社論也是充斥「戴紅帽子」、「為匪宣傳」之評論。
獲悉此事的臺北市代市長周百鍊至議會聽取錄音檔後，表示「林衡道並沒有指黃啟瑞思想有問題，他只是說黃啟瑞主持的刊物曾為匪類宣揚而已，這樣算甚麼思想問題？」請各位議員高抬貴手。結果在14日市政總質詢的時候，市議員沈應松繼續質詢，質問周百鍊：「據你(周百鍊)所說的：「林衡道只是指出黃啟瑞任內主持的刊物曾為匪類宣揚而已，這樣算甚麼思想問題？」那麼，請教你甚麼才叫思想問題，據我的看法思想是一種無形的廣義的概念，簡單說凡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其反共意志不堅定者都屬於思想有問題？...單憑為匪宣揚四個字，依照國家法律的裁判，不是要槍斃便是坐牢，這種情形，不是思想問題，甚麼才算是思想問題？」甚至說「林衡道原名林勗，在汪偽政府江蘇省偽主席陳群任內充任機要秘書間聯絡官要職」，應以漢奸視之。葉依昆也質詢「聽說林衡道過去在日據時代替日本人做過特務，在偽政府做事情，抗戰勝利以後，在上海又替我們中華民國政府做事。」說他是意志不堅定的人。
12月20日，周百鍊批准了林衡道辭去臺北市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辭呈，專任安全室主任，而周也在51年2月23日，回任文獻會主委一職。而在同年4月20日，林也辭去了安全室主任，專心從事省文獻會的工作。即使在政治紛擾的情形下，林衡道還是有餘力從事各地勝蹟勘考和鄉土調查的工作；甫辭去臺北市文獻會主委當下，51年1月就獲臺南市文獻委員黃典權邀請至臺南市安南區的土城（鹿耳門聖母宮一帶）以及彰化市進行田野調查去了，並發表在3月出版的《臺灣文獻》期刊〈台灣農村社會調查〉一文。
林衡道在66~71年間擔任本館前身的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將其歷年來從事古蹟、民俗考察的成果，以及指導學生進行古蹟勘考調查，除了出版了七本的「臺灣勝蹟採訪冊」外，在該卷第二輯的「林衡道教授指導勝蹟採訪紀錄」部分，作者包含了前國史館林滿紅館長、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顏娟英研究員、文化大學蔡相煇教授、淡水文化基金會創辦人謝德錫等學術、民間之歷史文化研究者，多方面的培養文史人才。這七本重要著作，本館也將執行復刻計畫。
而本篇文章的標題「林衡道教授曾經擔任臺北市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嗎？」依實際情形是擔任過兩個多月的職務，但是在法制面上就要討論適法性的問題，亦即當年臺北市文獻會的組織是市政府單方面改組即可，還是需要透過市議會立法？關於「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組織章程」為56年12月16日制定，才規定由市長兼任主任委員、議長兼任副主任委員。早期各縣市文獻委員會之組成，應該是遵循「地方志書纂修辦法」，並依該辦法編列預算給文獻委員會。推測由市長兼任文獻委員會主委是「慣例」而非「制度」，因此周百鍊代市長解除自己兼任並委由林衡道專任文獻會主任委員應是市長權責，故林衡道教授「事實」曾擔任過臺北市文獻會主任委員。但在文獻記載上，仍要考慮當時相關法規規定。
最後來談談議員質詢的「思想問題」，就是〈臺北文物〉第3卷第2期、第3期到底有甚麼思想上的問題？該期有一則關於徐坤泉過世的訊息。徐坤泉筆名阿Q之弟，取魯迅作品「阿Ｑ」之名，林衡道形容他是「臺灣人的悲哀最典型的人物」（參考本館林文龍研究員專文〈阿Q之弟徐坤泉〉：https://www.th.gov.tw/epaper/site/page/77/1064）。另黃得時、吳濁流等關於楊逵成立的臺灣新文學之研究，而還有關於臺灣藝術研究會、臺灣文化聯盟、臺灣文藝協會等組織的回憶，這些日治時期成立的文化組織多少帶有左翼文學思想，因此在那個風聲鶴唳的時代，被聯想與共黨有關也不為過了。
臺灣文獻第69卷1期出版
《臺灣文獻》季刊69卷1期已發行，本期刊載【研究論文】5篇，歡迎對清代臺灣福建上府兵、棟軍後勤組織、嘉義梅山玉虛宮、濁水溪周邊糖廠鐵路以及綠島人權園區有興趣的社會大眾、專家、學者、學生參研。
【研究論文】5篇，第1篇〈清代臺灣班兵中的福建上府兵及其配渡〉，作者黃阿有教授指出，清廷認為治理臺灣在「計弭內變」，故不在臺募兵，而是由福建內地派撥班兵來臺更戍。大致以語系做區分，將屬閩南語系的漳、泉兩府，甚至南澳鎮之兵皆稱之為下府兵，下府兵以外均稱之為上府兵，下府兵約八成、上府兵兩成。
林爽文事件後，清廷派撥班兵，上府兵增撥五成，其中北臺灣為預防漳泉械鬥，調遣班兵或增派內地班兵，則以非閩南語系的上府兵為主，使在臺上府兵，將近八成都集中在彰化及彰化以北各營。不管是派遣班兵的的籍貫考量或上府兵的配渡問題，都可看出清廷對臺灣班兵的管理是以消極防弊為原則。
第2篇〈林朝棟大嵙崁之役的後勤系統：棟軍後路轉運局（1891-1892）〉，作者黃富三研究員指出，本文討論光緒17（1891）年發生的大嵙崁之役，林朝棟於該年12月開始進駐前線，於三個月內平定亂局，本文運用大量新出土的林家古文書分析棟軍後勤組織所扮演的角色。
大嵙崁戰役時，由林維源主持棟軍後路轉運業務，包含善後局、大嵙崁後路糧械所、棟軍後路轉運局、棟軍支應處等。其中糧械所位在前線，供應阿姆坪棟軍軍糧等物品；後路轉運局設於臺北行臺，負責請領及發放軍需、軍餉、軍用品、軍火等，由陳鴻英主持。轉運局領取後，知會棟軍支應處派員至臺北城押運至阿姆坪供前線使用。因後勤組織順暢，因此棟軍士氣及裝備都充足，因此能在短期平亂。
第3篇〈嘉義梅山玉虛宮之玄天上帝信仰發展〉，作者鍾智誠透過梅山玉虛宮的發展，來探討玄天上帝信仰在當地的發展，主要祭典的活動以及與其它地區的廟宇交流互動情形。嘉義縣梅山位處嘉義與雲林交界，主要的對外幹道為臺三線公路，玉虛宮即位在臺三線公路上。玉虛宮起於清代，其發展與梅仔坑聚落形成有密切關係，並且發展出自己的祭典活動，除了玄天上帝誕辰外，最重要的祭典莫過於中元普渡的七大柱祭典儀式。另外，玉虛宮與全臺各地區的廟宇均有交流與聯絡，並且分香至鄰近鄉鎮市，如大林、民雄與雲林的斗六及古坑，尤其斗六與古坑也均為臺三線沿線所經過的地區。
第4篇〈濁水溪下游糖業鐵路與地方經濟之發展（1907-1939）〉，作者黃儒柏指出，日治時期製糖會社努力經營濁水溪下游糖業鐵道的情形，1910-1915年初面臨水患及選線等問題，鐵道興築緩慢，1915年後營業線及專用線則有相異的發展，在營業線部分，總督府為尋求地方發展的便利性，要求製糖會社鋪設營業線，提供客貨運的服務，包含宗教、觀光、地方特產等運輸的功能。在專用線部分，1915-1924年在濁水溪護岸完工及「糊仔甘蔗」種植技術的創新下，鐵道的里程突飛猛進，然而受到1925-1927年蓬萊米大量栽種的影響，糖業鐵道的里程停滯不前，直到1928年引進爪哇大莖種蔗苗栽種，糖業鐵道的里程才又再次提升，1933年受到世界不景氣，鐵道鋪設情形低迷，隔年濁水溪畔的移民村建立，製糖會社鋪設鐵道線以收購日本移民的甘蔗原料，里程也再次延長。可知糖業鐵道對於濁水溪下游的交通及經濟的發展上具有重要的影響性。
第5 篇〈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建築物歷史價值研究〉，作者謝英從組長指出，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於2011年12月10日掛牌成立，該籌備處下轄兩個人權文化園區，分別是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及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位於臺東縣綠島鄉東北邊流麻溝一帶，園區成立的目的是要保存兩個政治犯監獄，分別是1950年代新生訓導處，以及1970年代的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又稱綠洲山莊。
作者以政治犯角度重新審視園區建築物歷史價值，凡是與政治犯有關，而能夠呈現政治犯歷史的建築物，都應歸類為建築價值高之建築物，例如新生訓導處時期及綠洲山莊圍牆內押房建築都應屬於此類。此外，綠指部大門、忠貞樓、綠指部圖書室，以及海巡署郭廷亮宿舍等建物，與被留訓或軟禁在綠指部的柯旗化、柏楊及郭廷亮等政治犯關係密切，亦應歸類為建築價值高之建築物。其次是建築價值中之建築物，應與白色恐怖歷史有關。為了保留政治犯在綠島的歷史，與政治犯有關而列為建築價值高之建築物，應該被保存下來。建築價值中之建築物，可保留綠指部時期建物，以呈現新生訓導處的景觀，以及政治犯關押期間的歷史氛圍。
《臺灣文獻》季刊69卷1期目錄：
【研究論文】
．清代臺灣班兵中的福建上府兵及其配渡......黃阿有
．林朝棟大嵙崁之役的後勤系統：棟軍後路轉運局（1891-1892）......黃富三
．嘉義梅山玉虛宮之玄天上帝信仰發展......鍾智誠
．濁水溪下游糖業鐵路與地方經濟之發展（1907-1939）......黃儒柏
．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建築物歷史價值研究......謝英從
本期《臺灣文獻》季刊售價工本費新臺幣300元，展售處：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02-25180207
http：//www.govbooks.com.tw
五南文化廣場臺中總店臺中市中山路6號（火車站旁）04-22260330 http//www.wunanbooks.com.tw
另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史蹟大樓1樓販賣部，亦可購得本館出版之各類書籍，地址：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1路256號，電話049－2316881轉168，歡迎讀者洽購。
《臺灣文獻》季刊69卷1期已發行，本期刊載【研究論文】5篇，歡迎對清代臺灣福建上府兵、棟軍後勤組織、嘉義梅山玉虛宮、濁水溪周邊糖廠鐵路以及綠島人權園區有興趣的社會大眾、專家、學者、學生參研。
【研究論文】5篇，第1篇〈清代臺灣班兵中的福建上府兵及其配渡〉，作者黃阿有教授指出，清廷認為治理臺灣在「計弭內變」，故不在臺募兵，而是由福建內地派撥班兵來臺更戍。大致以語系做區分，將屬閩南語系的漳、泉兩府，甚至南澳鎮之兵皆稱之為下府兵，下府兵以外均稱之為上府兵，下府兵約八成、上府兵兩成。
林爽文事件後，清廷派撥班兵，上府兵增撥五成，其中北臺灣為預防漳泉械鬥，調遣班兵或增派內地班兵，則以非閩南語系的上府兵為主，使在臺上府兵，將近八成都集中在彰化及彰化以北各營。不管是派遣班兵的的籍貫考量或上府兵的配渡問題，都可看出清廷對臺灣班兵的管理是以消極防弊為原則。
第2篇〈林朝棟大嵙崁之役的後勤系統：棟軍後路轉運局（1891-1892）〉，作者黃富三研究員指出，本文討論光緒17（1891）年發生的大嵙崁之役，林朝棟於該年12月開始進駐前線，於三個月內平定亂局，本文運用大量新出土的林家古文書分析棟軍後勤組織所扮演的角色。
大嵙崁戰役時，由林維源主持棟軍後路轉運業務，包含善後局、大嵙崁後路糧械所、棟軍後路轉運局、棟軍支應處等。其中糧械所位在前線，供應阿姆坪棟軍軍糧等物品；後路轉運局設於臺北行臺，負責請領及發放軍需、軍餉、軍用品、軍火等，由陳鴻英主持。轉運局領取後，知會棟軍支應處派員至臺北城押運至阿姆坪供前線使用。因後勤組織順暢，因此棟軍士氣及裝備都充足，因此能在短期平亂。
第3篇〈嘉義梅山玉虛宮之玄天上帝信仰發展〉，作者鍾智誠透過梅山玉虛宮的發展，來探討玄天上帝信仰在當地的發展，主要祭典的活動以及與其它地區的廟宇交流互動情形。嘉義縣梅山位處嘉義與雲林交界，主要的對外幹道為臺三線公路，玉虛宮即位在臺三線公路上。玉虛宮起於清代，其發展與梅仔坑聚落形成有密切關係，並且發展出自己的祭典活動，除了玄天上帝誕辰外，最重要的祭典莫過於中元普渡的七大柱祭典儀式。另外，玉虛宮與全臺各地區的廟宇均有交流與聯絡，並且分香至鄰近鄉鎮市，如大林、民雄與雲林的斗六及古坑，尤其斗六與古坑也均為臺三線沿線所經過的地區。
第4篇〈濁水溪下游糖業鐵路與地方經濟之發展（1907-1939）〉，作者黃儒柏指出，日治時期製糖會社努力經營濁水溪下游糖業鐵道的情形，1910-1915年初面臨水患及選線等問題，鐵道興築緩慢，1915年後營業線及專用線則有相異的發展，在營業線部分，總督府為尋求地方發展的便利性，要求製糖會社鋪設營業線，提供客貨運的服務，包含宗教、觀光、地方特產等運輸的功能。在專用線部分，1915-1924年在濁水溪護岸完工及「糊仔甘蔗」種植技術的創新下，鐵道的里程突飛猛進，然而受到1925-1927年蓬萊米大量栽種的影響，糖業鐵道的里程停滯不前，直到1928年引進爪哇大莖種蔗苗栽種，糖業鐵道的里程才又再次提升，1933年受到世界不景氣，鐵道鋪設情形低迷，隔年濁水溪畔的移民村建立，製糖會社鋪設鐵道線以收購日本移民的甘蔗原料，里程也再次延長。可知糖業鐵道對於濁水溪下游的交通及經濟的發展上具有重要的影響性。
第5 篇〈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建築物歷史價值研究〉，作者謝英從組長指出，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於2011年12月10日掛牌成立，該籌備處下轄兩個人權文化園區，分別是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及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位於臺東縣綠島鄉東北邊流麻溝一帶，園區成立的目的是要保存兩個政治犯監獄，分別是1950年代新生訓導處，以及1970年代的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又稱綠洲山莊。
作者以政治犯角度重新審視園區建築物歷史價值，凡是與政治犯有關，而能夠呈現政治犯歷史的建築物，都應歸類為建築價值高之建築物，例如新生訓導處時期及綠洲山莊圍牆內押房建築都應屬於此類。此外，綠指部大門、忠貞樓、綠指部圖書室，以及海巡署郭廷亮宿舍等建物，與被留訓或軟禁在綠指部的柯旗化、柏楊及郭廷亮等政治犯關係密切，亦應歸類為建築價值高之建築物。其次是建築價值中之建築物，應與白色恐怖歷史有關。為了保留政治犯在綠島的歷史，與政治犯有關而列為建築價值高之建築物，應該被保存下來。建築價值中之建築物，可保留綠指部時期建物，以呈現新生訓導處的景觀，以及政治犯關押期間的歷史氛圍。
《臺灣文獻》季刊69卷1期目錄：
【研究論文】
．清代臺灣班兵中的福建上府兵及其配渡......黃阿有
．林朝棟大嵙崁之役的後勤系統：棟軍後路轉運局（1891-1892）......黃富三
．嘉義梅山玉虛宮之玄天上帝信仰發展......鍾智誠
．濁水溪下游糖業鐵路與地方經濟之發展（1907-1939）......黃儒柏
．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建築物歷史價值研究......謝英從
本期《臺灣文獻》季刊售價工本費新臺幣300元，展售處：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02-25180207
http：//www.govbooks.com.tw
五南文化廣場臺中總店臺中市中山路6號（火車站旁）04-22260330 http//www.wunanbooks.com.tw
另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史蹟大樓1樓販賣部，亦可購得本館出版之各類書籍，地址：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1路256號，電話049－2316881轉168，歡迎讀者洽購。
2018年4月份編目上架之圖書
2018年4月份編目上架之圖書計21冊，內容涵蓋本館近期蒐藏及採集入館圖書。書目詳見【相關檔案】本館圖書室3月份編目上架圖書清單。
圖書室目前藏書九萬餘冊，歡迎各界人士蒞館閱覽。
2018年4月份編目上架之圖書計21冊，內容涵蓋本館近期蒐藏及採集入館圖書。書目詳見【相關檔案】本館圖書室3月份編目上架圖書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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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珍藏秀-文物收藏的故事2
書 名：聚珍藏秀-文物收藏的故事2
編 者：簡秀昭等8人
口述者：魏德文等6人
出版日期：2016
出版者：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索書號：733.4 2620 2016
簡介：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司職檔案文獻整理、文物收藏及推廣，在前身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成立初期，即對各項民俗與文物採集、調查、研究不於餘力，並訪談各文物收藏愛好者，將其成就及收藏故事匯集出版，除於民國103年出版《歡喜收藏：文物收藏的故事》，收錄收藏家梁志忠、郭双富、洪敦光、陳慶芳及張洪米花等收藏珍品的故事，並於105年出版第二集《聚珍藏秀-文物收藏的故事2》，訪問臺灣民俗文物收藏家魏德文、劉世光、陳緯一、邱裕元、林于昉、李景暘等收藏珍品的故事。
本書記錄收藏家們投入收藏之機緣、喜愛物件、收藏過程、專業領域充實、文物推廣與相互交流，及對於政府之期許等等，物件種類不乏許多珍貴之孤本圖書、古地圖、老照片、早期海報、圖畫、紙幣、匾額、工藝品、宗教信仰用品及日常生活用品等等，種類琳瑯滿目，透過本書帶領我們領略收藏家的收藏，體會他們的熱情與使命感，瞭解臺灣文物之美，也期許透過本書匯聚民間能量，一同深耕臺灣文化之美。
書 名：聚珍藏秀-文物收藏的故事2
編 者：簡秀昭等8人
口述者：魏德文等6人
出版日期：2016
出版者：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索書號：733.4 2620 2016
簡介：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司職檔案文獻整理、文物收藏及推廣，在前身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成立初期，即對各項民俗與文物採集、調查、研究不於餘力，並訪談各文物收藏愛好者，將其成就及收藏故事匯集出版，除於民國103年出版《歡喜收藏：文物收藏的故事》，收錄收藏家梁志忠、郭双富、洪敦光、陳慶芳及張洪米花等收藏珍品的故事，並於105年出版第二集《聚珍藏秀-文物收藏的故事2》，訪問臺灣民俗文物收藏家魏德文、劉世光、陳緯一、邱裕元、林于昉、李景暘等收藏珍品的故事。
本書記錄收藏家們投入收藏之機緣、喜愛物件、收藏過程、專業領域充實、文物推廣與相互交流，及對於政府之期許等等，物件種類不乏許多珍貴之孤本圖書、古地圖、老照片、早期海報、圖畫、紙幣、匾額、工藝品、宗教信仰用品及日常生活用品等等，種類琳瑯滿目，透過本書帶領我們領略收藏家的收藏，體會他們的熱情與使命感，瞭解臺灣文物之美，也期許透過本書匯聚民間能量，一同深耕臺灣文化之美。
| 發 行 人 | 張鴻銘 | |
| 行政指導 | 劉澤民 | |
| 總 編 輯 | 王希智 | |
| 執行編輯 | 黃淑惠 | |
| 編輯小組 | 鄭文文、鐘登崇、李澍奕、洪明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