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客家專題演講：北臺灣臺三線客家文化廊帶的形成與發展
本館與客家委員會合作，於本年4場次客家系列專題演講，地點在國史館4樓大禮堂。本年度最後一場將於12月20日（星期四）下午2時至4時，由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劉瑞超主講「北臺灣臺三線客家文化廊帶的形成與發展」。
「客家帶」是指客家人群在特定地理人文空間上的分佈與聚集狀態，在北臺灣的臺三線地帶，客家聚落呈現帶狀分佈，形成一種族群地理空間，這可稱之為客家帶，在國外也有類似的客家帶存在。臺三線曾被稱為內山公路，現在又是國家族群政策下的重點標的之一，它曾是原住民族的獵場或部落空間，今天談到臺三線的種種卻總是與客家有關係，這個客家帶如何成為今天樣貌的歷史過程，絕對不是單一族群發展的結果，而是多族群在該空間中，因應不同國家政策、資源開發、人群遷徙等所帶來的生活空間變化與生存需求。換言之，這個區域從原民傳統領域成為清代原漢之間的「番界」、接觸地帶(contact zone)，到今天成為國家級客庄浪漫大道，都牽涉到不同時期的政權思維與作為，而其背後動力甚至與全球貿易密切關聯。在這個客家社群聚落呈帶狀分佈的空間中，無論是語言、宗教、產業或其他文化面向，多呈現出顯著的客家歷史及多元文化特色，亦是觀察族群關係發展、文化接觸與變遷的極佳場域。然而，無論是客庄或原鄉，早早均面臨了人口流失的現象，失去人口基礎的族群文化如何重生?曾經是離鄉之路的臺三線，如何在地方創生風潮下成為返鄉的路依舊是個挑戰。迎有興趣者，蒞臨參加，相關報名方式，請逕上國史館網站或線上報名。
本館與客家委員會合作，於本年4場次客家系列專題演講，地點在國史館4樓大禮堂。本年度最後一場將於12月20日（星期四）下午2時至4時，由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劉瑞超主講「北臺灣臺三線客家文化廊帶的形成與發展」。
「客家帶」是指客家人群在特定地理人文空間上的分佈與聚集狀態，在北臺灣的臺三線地帶，客家聚落呈現帶狀分佈，形成一種族群地理空間，這可稱之為客家帶，在國外也有類似的客家帶存在。臺三線曾被稱為內山公路，現在又是國家族群政策下的重點標的之一，它曾是原住民族的獵場或部落空間，今天談到臺三線的種種卻總是與客家有關係，這個客家帶如何成為今天樣貌的歷史過程，絕對不是單一族群發展的結果，而是多族群在該空間中，因應不同國家政策、資源開發、人群遷徙等所帶來的生活空間變化與生存需求。換言之，這個區域從原民傳統領域成為清代原漢之間的「番界」、接觸地帶(contact zone)，到今天成為國家級客庄浪漫大道，都牽涉到不同時期的政權思維與作為，而其背後動力甚至與全球貿易密切關聯。在這個客家社群聚落呈帶狀分佈的空間中，無論是語言、宗教、產業或其他文化面向，多呈現出顯著的客家歷史及多元文化特色，亦是觀察族群關係發展、文化接觸與變遷的極佳場域。然而，無論是客庄或原鄉，早早均面臨了人口流失的現象，失去人口基礎的族群文化如何重生?曾經是離鄉之路的臺三線，如何在地方創生風潮下成為返鄉的路依舊是個挑戰。迎有興趣者，蒞臨參加，相關報名方式，請逕上國史館網站或線上報名。
日治初期臺灣財經概況
明治28（1895）年臺灣初為日本殖民地時，由於金融相關業務，僅止於以茶為首等重要產物輸出品的簡單匯兌交易而已，故臺灣財經界並無「銀行」的機構。匯兌業務是由位於廈門外國銀行的臺灣代理店、洋行轉給媽振館（Merchant，從事存放款業務的私人機構）等匯兌館，承擔資本金融的營運行業。實際上臺灣本土的地方金融活動，是以銀會（標會）及錢莊之利用為主。
在此背景下，至明治29（1896）年臺灣產業貿易層次因欠缺健全的金融匯兌制度，重要物產輸出之米、茶、砂糖及樟腦亦受限制。其金額分別是茶5,854,019圓、樟腦2,249,299圓、砂糖1,529,460圓、米913,291圓、龍眼肉269,309圓及麻219,078圓。明治29（1896）年臺灣與外國的貿易，進出口總額為20,036,318圓（輸出金額11,403,214圓；輸入8,633,104圓）。雖然金額僅約明治27（1894）年日本與外國進出貿易金額230,728,041圓的11分之1。但就人口比例來看，臺灣的輸出金額為441.236圓（每百人），遠遠高於日本的270.838圓。換言之，日本統治前，臺灣島本身便已具有相當的經濟活動力及貿易能力。
日本統治臺灣後，各行各業之營運，必須配合改朝換代，而有某種程度的質變與轉換。其中金融界當然也產生非常大的變革，畢竟就當時的臺灣而言，要尋求脫胎換骨，奠定財政獨立與經濟健全的基礎，應是根本的先決要件。而要達成此目的，則必須有豐沛、充裕的產業資金可供運用，因此便利、流暢的金融體系的建制，便成為臺灣總督府最為緊迫的課題。
規劃日本國內銀行進入臺灣，始於殖民統治當（1895）年9月。首由大阪中立銀行在基隆開設出張所，此為日系銀行立足臺灣的先驅，翌（明治29）年3月因業務需求改名為日本中立銀行，並陸續分於臺北（5月）、臺南（6月）等地設置出張所。爾後隨著日本銀行於12月在臺北開設出張所據點，日本中立銀行的經營方向便轉變為普通銀行業務。明治32（1899）年1月與三十四銀行合併，臺北出張所更名為三十四銀行臺北支店，昭和8（1933）年12月再整併本店（總行）皆設在大阪的三十四銀行、山口銀行及鴻池銀行為三和銀行，此際位於臺北的支店也隨之更名，至民國35（1946）年7月1日併入臺灣銀行。
臺灣銀行則是日本政府認為，有必要在臺灣創立特殊銀行以活絡財政的認知下，於明治30（1897）年4月1日發布臺灣銀行法，但其間因涉及法律問題的修正，頗耗費時日。初期各界評估皆不看好的狀況下，影響參與者裹足不前，甚至傳聞尚有4萬股乏人問津而募資人信心陷入悲觀。但最後竟然超乎意料，募集高達15萬8千5百餘股的資金。此乃鑑於募集緩慢，迫使日本政府提出負擔資本500萬中的100萬，且不參與餘裕持股配息的補助法，所衍生的利多所致。立法方面經過種種折衝，而得於明治32（1899）年9月26日開始營業，並立即於29日發行銀行券（鈔票），取代殖民以來執行國庫業務的日本銀行。初期設有臺南及神戶等2家分行，另於臺中、嘉義、宜蘭、鳳山、新竹、澎湖及滬尾（淡水）等7處設置出張所。建置財經基本架構後，伴隨著臺灣產業發展，各地紛紛申請設立信用組合，以因應民間資金調度之用。至大正2（1913）年末共有13家的信用組合、3家購買組合、2家信用販賣組合成立，共計18家組合。可謂是支撐日治時期臺灣產業重要金融體制。
參考文獻:
1.「臺灣總督府現金前渡官吏東京、臺灣間送金手續及送金取扱規程中立銀行ヘ命令」（1896年04月29日），〈明治二十九年甲種永久保存第十一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066018。
2.「臺灣銀行開設方ニ付大藏大臣內務次官ヘ稟申」（1898年08月01日），〈明治三十一年十五年保存追加第五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575005。
3.「明治二十九年外國貿易概況并輸出入表」（1897年02月26日），〈明治三十年乙種永久保存第五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50002。
明治28（1895）年臺灣初為日本殖民地時，由於金融相關業務，僅止於以茶為首等重要產物輸出品的簡單匯兌交易而已，故臺灣財經界並無「銀行」的機構。匯兌業務是由位於廈門外國銀行的臺灣代理店、洋行轉給媽振館（Merchant，從事存放款業務的私人機構）等匯兌館，承擔資本金融的營運行業。實際上臺灣本土的地方金融活動，是以銀會（標會）及錢莊之利用為主。
在此背景下，至明治29（1896）年臺灣產業貿易層次因欠缺健全的金融匯兌制度，重要物產輸出之米、茶、砂糖及樟腦亦受限制。其金額分別是茶5,854,019圓、樟腦2,249,299圓、砂糖1,529,460圓、米913,291圓、龍眼肉269,309圓及麻219,078圓。明治29（1896）年臺灣與外國的貿易，進出口總額為20,036,318圓（輸出金額11,403,214圓；輸入8,633,104圓）。雖然金額僅約明治27（1894）年日本與外國進出貿易金額230,728,041圓的11分之1。但就人口比例來看，臺灣的輸出金額為441.236圓（每百人），遠遠高於日本的270.838圓。換言之，日本統治前，臺灣島本身便已具有相當的經濟活動力及貿易能力。
日本統治臺灣後，各行各業之營運，必須配合改朝換代，而有某種程度的質變與轉換。其中金融界當然也產生非常大的變革，畢竟就當時的臺灣而言，要尋求脫胎換骨，奠定財政獨立與經濟健全的基礎，應是根本的先決要件。而要達成此目的，則必須有豐沛、充裕的產業資金可供運用，因此便利、流暢的金融體系的建制，便成為臺灣總督府最為緊迫的課題。
規劃日本國內銀行進入臺灣，始於殖民統治當（1895）年9月。首由大阪中立銀行在基隆開設出張所，此為日系銀行立足臺灣的先驅，翌（明治29）年3月因業務需求改名為日本中立銀行，並陸續分於臺北（5月）、臺南（6月）等地設置出張所。爾後隨著日本銀行於12月在臺北開設出張所據點，日本中立銀行的經營方向便轉變為普通銀行業務。明治32（1899）年1月與三十四銀行合併，臺北出張所更名為三十四銀行臺北支店，昭和8（1933）年12月再整併本店（總行）皆設在大阪的三十四銀行、山口銀行及鴻池銀行為三和銀行，此際位於臺北的支店也隨之更名，至民國35（1946）年7月1日併入臺灣銀行。
臺灣銀行則是日本政府認為，有必要在臺灣創立特殊銀行以活絡財政的認知下，於明治30（1897）年4月1日發布臺灣銀行法，但其間因涉及法律問題的修正，頗耗費時日。初期各界評估皆不看好的狀況下，影響參與者裹足不前，甚至傳聞尚有4萬股乏人問津而募資人信心陷入悲觀。但最後竟然超乎意料，募集高達15萬8千5百餘股的資金。此乃鑑於募集緩慢，迫使日本政府提出負擔資本500萬中的100萬，且不參與餘裕持股配息的補助法，所衍生的利多所致。立法方面經過種種折衝，而得於明治32（1899）年9月26日開始營業，並立即於29日發行銀行券（鈔票），取代殖民以來執行國庫業務的日本銀行。初期設有臺南及神戶等2家分行，另於臺中、嘉義、宜蘭、鳳山、新竹、澎湖及滬尾（淡水）等7處設置出張所。建置財經基本架構後，伴隨著臺灣產業發展，各地紛紛申請設立信用組合，以因應民間資金調度之用。至大正2（1913）年末共有13家的信用組合、3家購買組合、2家信用販賣組合成立，共計18家組合。可謂是支撐日治時期臺灣產業重要金融體制。
參考文獻:
1.「臺灣總督府現金前渡官吏東京、臺灣間送金手續及送金取扱規程中立銀行ヘ命令」（1896年04月29日），〈明治二十九年甲種永久保存第十一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066018。
2.「臺灣銀行開設方ニ付大藏大臣內務次官ヘ稟申」（1898年08月01日），〈明治三十一年十五年保存追加第五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575005。
3.「明治二十九年外國貿易概況并輸出入表」（1897年02月26日），〈明治三十年乙種永久保存第五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50002。
千針萬線的童帽溫情
童帽是早期臺灣的民俗藝術，由慈母巧手，一針一線精心縫製。欣賞其美麗的圖案、多種的配飾、鮮豔的色彩，可發現它蘊含著臺灣常民生活中多樣的禮俗、哲理與情趣。
每一頂美麗的童帽，都擁有一段深刻的童年回憶，以及父母的疼惜，親長的提攜。童帽以造型區分，最常見的有「風帽」、「狀元帽」、「通天冠」、「鴟鴞帽」、「虎帽」、「短圈」等類型。「風帽」外觀特色，帽身寬大有護耳，樣子呈三角形、圓（橢圓）形、方（長）形不等，帽後大致有帔帶，作用以能保護後頸不受風寒為主。「狀元帽」之名，不外期望日後孩童考取狀元，功名顯達，型似「官帽」（烏紗帽）、「儒巾」、「樸頭」。「通天冠」為童帽樣式中最尊貴、華麗、繁複特殊者，造型層層疊起，升高至頂，象徵「高貴」、「頂天玉立」之涵意。「鴟鴞（俗稱老鷹）帽」造型與紋飾，特別凸顯，眼、喙分明，甚且加繡「公雞」，寓意長大加官、鵬程萬里。「虎帽」因繡以虎、獅、豹等裝飾，故通稱之，先民以對虎敬畏心裡，象徵王侯將相、驅邪辟煞。「短圈」帽無頂，形似眉勒，大都在帽緣上，裝飾「花勝」、「流蘇」、「吉祥圖案」，故十分繁複美麗。
圖案紋飾上，選取祥瑞動植物、神仙、忠孝人物、吉祥器物圖案等圖紋，細細密密的用心縫綴，寓意臺灣先民的思想，展現文化與藝術的脈絡傳承關係。簡榮聰所撰《臺灣童帽藝術》記載：「在傳統習俗中，小孩出生滿月，或『做大脺』（滿周歲）時，母系的親戚都會送來一套從裏至外，從頭到腳的衣衫褲鞋，稱為『頭尾』，以示『有頭有尾』『長命百歲』，而童帽即是其中一項。」又「嬰兒的母親…將娘家所送的衣帽鞋子為嬰兒穿戴整齊以示有頭有尾…」。
從上述造型與傳統習俗中，我們發現童帽除具有防禦風寒實用功能外，亦代表著社會禮俗關係，更顯現象徵期望孩童長大前程似錦。又史籍上，如《禮記》、《左傳》、《戰國策》、《史記》、《後漢書》等，均有帽型象徵官位榮耀與否之記載，因此，早期臺灣民間風俗與禮儀、工藝，也傳遞反映在童帽樣式上，寄託著祈吉、求祥、望子成龍與炫耀手藝、門風的文化情懷。
童帽是早期臺灣的民俗藝術，由慈母巧手，一針一線精心縫製。欣賞其美麗的圖案、多種的配飾、鮮豔的色彩，可發現它蘊含著臺灣常民生活中多樣的禮俗、哲理與情趣。
每一頂美麗的童帽，都擁有一段深刻的童年回憶，以及父母的疼惜，親長的提攜。童帽以造型區分，最常見的有「風帽」、「狀元帽」、「通天冠」、「鴟鴞帽」、「虎帽」、「短圈」等類型。「風帽」外觀特色，帽身寬大有護耳，樣子呈三角形、圓（橢圓）形、方（長）形不等，帽後大致有帔帶，作用以能保護後頸不受風寒為主。「狀元帽」之名，不外期望日後孩童考取狀元，功名顯達，型似「官帽」（烏紗帽）、「儒巾」、「樸頭」。「通天冠」為童帽樣式中最尊貴、華麗、繁複特殊者，造型層層疊起，升高至頂，象徵「高貴」、「頂天玉立」之涵意。「鴟鴞（俗稱老鷹）帽」造型與紋飾，特別凸顯，眼、喙分明，甚且加繡「公雞」，寓意長大加官、鵬程萬里。「虎帽」因繡以虎、獅、豹等裝飾，故通稱之，先民以對虎敬畏心裡，象徵王侯將相、驅邪辟煞。「短圈」帽無頂，形似眉勒，大都在帽緣上，裝飾「花勝」、「流蘇」、「吉祥圖案」，故十分繁複美麗。
圖案紋飾上，選取祥瑞動植物、神仙、忠孝人物、吉祥器物圖案等圖紋，細細密密的用心縫綴，寓意臺灣先民的思想，展現文化與藝術的脈絡傳承關係。簡榮聰所撰《臺灣童帽藝術》記載：「在傳統習俗中，小孩出生滿月，或『做大脺』（滿周歲）時，母系的親戚都會送來一套從裏至外，從頭到腳的衣衫褲鞋，稱為『頭尾』，以示『有頭有尾』『長命百歲』，而童帽即是其中一項。」又「嬰兒的母親…將娘家所送的衣帽鞋子為嬰兒穿戴整齊以示有頭有尾…」。
從上述造型與傳統習俗中，我們發現童帽除具有防禦風寒實用功能外，亦代表著社會禮俗關係，更顯現象徵期望孩童長大前程似錦。又史籍上，如《禮記》、《左傳》、《戰國策》、《史記》、《後漢書》等，均有帽型象徵官位榮耀與否之記載，因此，早期臺灣民間風俗與禮儀、工藝，也傳遞反映在童帽樣式上，寄託著祈吉、求祥、望子成龍與炫耀手藝、門風的文化情懷。
《臺灣日日新報》的國際新聞－以一戰前的山東半島為例
1918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法德和約簽約日，象徵戰爭結束。此戰爭主戰場在歐陸，亞洲各國中只有日本參與，在1914年8月23日由大正天皇宣告「宣戰の詔敕」，說明因為與大不列顛（英國）有同盟關係，而獨逸帝國（德意志帝國）租借中華民國山東半島的青島膠洲灣一帶，剛好是日本與歐洲貿易往來航線之輻輳地，日本調停兩國不成，鑒於與英國之同盟，故宣布向德國宣戰。而同日宣告的還有佐世保港、馬公港防禦海面計畫，還有抓拿德國航行船隻和保護國境內德國人民等辦法。
開戰初期3天（8月23日-8月25日），從《臺灣日日新報》新聞的中外電滿天飛。8月23日還在協商，8月24日日德宣布斷交，對山東的德軍下最後通牒；8月25日公告宣戰詔書，並以戰艦從膠州灣海上開砲。當時臺灣較大的新聞是剛打完太魯閣戰爭，8月23日部隊在花蓮就地解散，8月25日臺北參加凱旋歡迎式，佐久間總督發賀電慶祝，並於9月3日舉行太魯閣戰役殉職者祭典。有傳言是佐久間佐馬太在太魯閣戰爭陣亡，但佐久間總督9月去日本參加殖民地總督會議後，派代表獻上新竹苗栗產的西瓜15個、麻豆文旦500個等給天皇。後歸返日本仙臺老家療傷，11月底離日前曾與首相大隈重信等會面，到12月8日返臺，之後也有參拜神社、參觀南洋博覽會、招待辜顯榮等臺籍政要等記錄，關於陣亡之說可能需更多佐證。
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東北亞戰場主要是英國、日本聯軍對付在膠州灣的德軍。膠州灣對日治時期臺灣有獨特意義，當時馬關條約有割讓遼東半島之決議，但同年俄法德三國出面「干涉還遼」，而此三國居還遼有功之立場向清國討好處，俄國租借遼東半島的旅順大連、德國租借山東半島的青島膠州灣、法國租借廣州灣。這三地除了軍事地位重要外，對日本也有指標意義，畢竟在三國干涉還遼的過程中感受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壓迫感。因此日俄戰爭時（1905）打下旅順大連、第一次世界大戰時（1914）打下膠州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1943）打下廣州灣，都被視為重大勝利。
1897年底德國藉口傳教士11月1日被殺事件，於11月14日派遣600名士兵搭軍艦占領膠州灣。當時的《臺灣新報》(《臺灣日日新報》前身)於12月5日刊出了〈東洋的天空〉、〈在臺洋人對占領膠州灣之批評〉兩篇文章，文中大罵西歐人野蠻，侵略了有獨立主權的清國，並把之前三國干涉的事情拿出來批評，說三國都要瓜分中國土地，法國想吃越南、俄羅斯想吃遼東，日本為中國打抱不平，儼然是亞洲共主。隔年1月德國與清國展開協商，媒體從德國談判派遣員前往亞洲就開始追蹤報導，也分析了膠州灣的產業、設備、軍事地位等等，好似將之視為假想敵一樣，而3月簽訂出借和約後，確定青島膠州灣一帶552平方公里的區域為德國租界地，租期99年。日本媒體報導德國要怎麼利用膠州灣，尤其是具戰略價值的煤礦。1899年8月2日臺灣協會支部總會邀請中山法學士進行「膠州灣に就て」演講，《臺灣日日新報》在隔天就將演講內容分成16部分連載。成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岡松參太郎博士，也在1901年9月去膠州灣調查當地舊慣，其報告分成租借條約及膠州灣的地勢、殖民地政府行政組織、土地條例及土地買賣、工商業及交通、司法行政及監獄等項目刊載在報上，是一個有組織的調查。1907年內務省官員江木翼也出版《膠州灣論》，聚焦於西歐的殖民政策和該地的殖民經營。從媒體上大方刊出「敵情」看來，當時日本的閱報人口中，對於這類嚴肅的國際事務也十分關注，有一股想要大國崛起的氣勢在醞釀著。德國在膠州灣的經營還有另一個意義，就是當時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在全球擴張，各列強以搶佔海外殖民地為先。而日本也想要跟進，因此膠州灣可說是離日本最近的西歐列強殖民地，因此投入不少資源調查研究殖民地經營方式也就說得通了。
日俄戰爭期間，1904年8月10-11日的黃海海戰，俄國旅順艦隊中戰艦崔列維基號（ツェサレーヴィチ號，又稱皇太子號）及另三艘驅逐艦敗走並躲入膠州灣，符合當時國際法中「交戰國戰艦得在中立港修補，但僅能修繕航行設備，並要解除武裝」之慣例。但俄艦違反了除非喪失航行能力，否則進中立港24小時內需離港之國際法，因此為避免戰事擴大，德國太平洋艦隊司令也抵達膠州灣，並開始啟動防禦。日本入膠州灣港要抓人未果，透過外交交涉解除俄艦武裝。自此俄國旅順艦隊徹底潰敗，海戰結束，日俄戰爭轉向遼東半島陸戰。透過這個事件，德國開始強化膠州灣的防禦工事，而當時俄羅斯報紙就批評，這是德國意圖在東北亞擴張的手段。
當然日本也注意到此事，1905年12月26日，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事務官森孝三被奉派「至滬尾出差」，可能是接到至膠州灣視察的秘密任務，因此10天後《臺灣日日新報》就開始連續15天刊載其所寫〈膠州灣視察に就て〉一文，而且全部放在頭版第一條新聞，顯見被極為重視。而當時德國內部對膠州灣經營也有歧見，1907年也曾提出「膠州灣拋棄論」，最大的理由就是中國人沒那麼好管理了。但最後還是持續經營，甚至1908年成立大學，城市的綠化美化更是令日本人眼睛一亮，提到膠州灣就是到處綠意繁茂。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德國議會有議員提出要將膠州灣歸還給中華民國政府之議，但同年結算後貿易收入增加了95%，德國政府於是增加經營預算並與袁世凱政府繼續維持門戶開放政策。
1914年7月28日，從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宣戰開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8月4日英國向德國宣戰，日本尚未投入。8月12日德國膠州灣租界總督提港口宵禁告示，並開始在海上佈雷，德軍在膠州灣集結陸軍約五千人，僅一艘巡洋艦和少數快艇。當時德日還未正式宣戰，不過媒體上已經開始報導〈問題の地、膠州灣〉、〈禍源 膠州灣〉，請陸軍將校分析如何進攻〈膠州灣を攻落すには〉，報導膠州灣的軍事、經濟價值，並以〈膠州灣租借の經過 惡辣なる獨逸外交の追懷〉講述歷史經過。8月23日正式開戰，先從海上掃射〈壯烈なる膠州灣の掃海〉，然後開始陸戰。而這場戰役德軍不僅在人數上居於劣勢，而且遠在海外，四面楚歌孤軍奮戰，日軍勝利是遲早的事情。因此臺灣各地州廳號召民眾買燈籠和日照旗，準備勝利時進行遊行。愛國婦人會臺灣支會，也捐贈一萬元給陸海軍省，費用拿來買香菸給陸軍士兵以及手套給海軍士兵。甚至還做了讀者問答，猜哪時候會攻陷膠州灣，猜對者贈予薄酬。德軍最後在11月7日投降，日英軍進入接收。同月《臺灣日日新報》刊出〈膠州灣與大英雄〉一文，內文有：「諸葛武侯，豈非膠州南瑯琊人乎...伏思（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支那上下數千年最傑出之英主，皆東巡至膠州青島，豈偶然哉。前此為得所據，而皇軍聯英爭而得之。古英雄有知，不知作何感概也耶。」日軍攻下了漢文化傳統的寶地，歷史上的英雄不知作何感想。
之後山東問題就困擾著中華民國、日本兩國，日方就山東問題等包裹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條約」。1915年5月7日，雙方在東京協商，其中對第五項「聘日本人為顧問」保留，並要求在5月9日下午六點前回答。當天中國方面代表團詢問在北京的外交總長曹汝霖時傾向接受。隔日袁世凱總統將曹汝霖痛罵一頓後，就傳出曹神經衰弱告病休養，而英美俄法等國亦在關切此事，並講出「相信日本」等略為施壓的話，因此新聞評論說簽約情形不能太樂觀。但不管如何，還是在5月7日下午3時，對中國發出最後通牒，並且在旅順、大連的滿州軍團開始動員，在吳港的第一艦隊的攝津、河內、安云、比叡、溱名、薩摩等船艦開始添燃料、糧食，而橫須賀港的常磐、出雲艦也開始整備，東京旁的所澤陸航機場也加緊訓練。5月9日凌晨1時15分，北京方面同意日本所提的條約，〈支那愈々承認〉以頭條出現在隔天的報紙上，但也節錄紐約晚報（New York Evening Post）的社論，批評東方人表裡反覆無常的態度。事後也報導北京民眾對此事很不滿，當天遊行就捐出十萬元救國儲金，並將之視為國恥紀念日。而中國暴動的新聞也有出現，其中漢口就有攻擊日本商店，南部也不少城市響應，日本大使斥責此事，新聞甚至猜測可能是德國右翼人士操弄。袁世凱於5月29日訓令全國，除提到國家目前積弱，國際情勢不明，國人應團結不許有人藉機滋事，因此要取締排日行為等。民眾不領情，排日運動又擴大到南方大城重慶、沙市、廣州等。之後又歷經袁世凱稱帝、下臺，一戰終了的巴黎和會，列強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因此在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一直到1922年華盛頓會議後，中日簽署《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山東問題告一段落。
以《臺灣日日新報》作為文本，可看出日本政府對於山東及膠州灣這個戰略要地，從很早就非常注意了，甚至也在媒體上高調宣傳。雖然臺灣方面並沒有介入到整個膠州灣的爭奪事件中，但因為媒體的報導，因此讓民眾認為這個戰略是必須的。另一方面，媒體報導中還有軍隊的動向、外交條約等細節，如「二十一條約」還在磋商階段的各種草案，都在報上公開批露，過程也很詳盡，如5月7日要暫停第五項的磋商這種細節也都有公開，在最後通牒後的各項軍事恫嚇行動也是坦白。這種透過媒體進行的社會教育，對國際情勢也揭露許多專業的情報，一方面表示「政府有在做事」，另一方面也顯示閱聽大眾對於國事的關心。而當代媒體對於軍事、外交等細節都不太透露，甚至條約內容也是只見標題，倒是有不少所謂「評論」各有立場，變成從不同角度去解釋「文本」而不見原文。因此對於上個世紀報紙公允的公開一些可能是機密的原始文件內容，頗為特殊。
1918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法德和約簽約日，象徵戰爭結束。此戰爭主戰場在歐陸，亞洲各國中只有日本參與，在1914年8月23日由大正天皇宣告「宣戰の詔敕」，說明因為與大不列顛（英國）有同盟關係，而獨逸帝國（德意志帝國）租借中華民國山東半島的青島膠洲灣一帶，剛好是日本與歐洲貿易往來航線之輻輳地，日本調停兩國不成，鑒於與英國之同盟，故宣布向德國宣戰。而同日宣告的還有佐世保港、馬公港防禦海面計畫，還有抓拿德國航行船隻和保護國境內德國人民等辦法。
開戰初期3天（8月23日-8月25日），從《臺灣日日新報》新聞的中外電滿天飛。8月23日還在協商，8月24日日德宣布斷交，對山東的德軍下最後通牒；8月25日公告宣戰詔書，並以戰艦從膠州灣海上開砲。當時臺灣較大的新聞是剛打完太魯閣戰爭，8月23日部隊在花蓮就地解散，8月25日臺北參加凱旋歡迎式，佐久間總督發賀電慶祝，並於9月3日舉行太魯閣戰役殉職者祭典。有傳言是佐久間佐馬太在太魯閣戰爭陣亡，但佐久間總督9月去日本參加殖民地總督會議後，派代表獻上新竹苗栗產的西瓜15個、麻豆文旦500個等給天皇。後歸返日本仙臺老家療傷，11月底離日前曾與首相大隈重信等會面，到12月8日返臺，之後也有參拜神社、參觀南洋博覽會、招待辜顯榮等臺籍政要等記錄，關於陣亡之說可能需更多佐證。
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東北亞戰場主要是英國、日本聯軍對付在膠州灣的德軍。膠州灣對日治時期臺灣有獨特意義，當時馬關條約有割讓遼東半島之決議，但同年俄法德三國出面「干涉還遼」，而此三國居還遼有功之立場向清國討好處，俄國租借遼東半島的旅順大連、德國租借山東半島的青島膠州灣、法國租借廣州灣。這三地除了軍事地位重要外，對日本也有指標意義，畢竟在三國干涉還遼的過程中感受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壓迫感。因此日俄戰爭時（1905）打下旅順大連、第一次世界大戰時（1914）打下膠州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1943）打下廣州灣，都被視為重大勝利。
1897年底德國藉口傳教士11月1日被殺事件，於11月14日派遣600名士兵搭軍艦占領膠州灣。當時的《臺灣新報》(《臺灣日日新報》前身)於12月5日刊出了〈東洋的天空〉、〈在臺洋人對占領膠州灣之批評〉兩篇文章，文中大罵西歐人野蠻，侵略了有獨立主權的清國，並把之前三國干涉的事情拿出來批評，說三國都要瓜分中國土地，法國想吃越南、俄羅斯想吃遼東，日本為中國打抱不平，儼然是亞洲共主。隔年1月德國與清國展開協商，媒體從德國談判派遣員前往亞洲就開始追蹤報導，也分析了膠州灣的產業、設備、軍事地位等等，好似將之視為假想敵一樣，而3月簽訂出借和約後，確定青島膠州灣一帶552平方公里的區域為德國租界地，租期99年。日本媒體報導德國要怎麼利用膠州灣，尤其是具戰略價值的煤礦。1899年8月2日臺灣協會支部總會邀請中山法學士進行「膠州灣に就て」演講，《臺灣日日新報》在隔天就將演講內容分成16部分連載。成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岡松參太郎博士，也在1901年9月去膠州灣調查當地舊慣，其報告分成租借條約及膠州灣的地勢、殖民地政府行政組織、土地條例及土地買賣、工商業及交通、司法行政及監獄等項目刊載在報上，是一個有組織的調查。1907年內務省官員江木翼也出版《膠州灣論》，聚焦於西歐的殖民政策和該地的殖民經營。從媒體上大方刊出「敵情」看來，當時日本的閱報人口中，對於這類嚴肅的國際事務也十分關注，有一股想要大國崛起的氣勢在醞釀著。德國在膠州灣的經營還有另一個意義，就是當時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在全球擴張，各列強以搶佔海外殖民地為先。而日本也想要跟進，因此膠州灣可說是離日本最近的西歐列強殖民地，因此投入不少資源調查研究殖民地經營方式也就說得通了。
日俄戰爭期間，1904年8月10-11日的黃海海戰，俄國旅順艦隊中戰艦崔列維基號（ツェサレーヴィチ號，又稱皇太子號）及另三艘驅逐艦敗走並躲入膠州灣，符合當時國際法中「交戰國戰艦得在中立港修補，但僅能修繕航行設備，並要解除武裝」之慣例。但俄艦違反了除非喪失航行能力，否則進中立港24小時內需離港之國際法，因此為避免戰事擴大，德國太平洋艦隊司令也抵達膠州灣，並開始啟動防禦。日本入膠州灣港要抓人未果，透過外交交涉解除俄艦武裝。自此俄國旅順艦隊徹底潰敗，海戰結束，日俄戰爭轉向遼東半島陸戰。透過這個事件，德國開始強化膠州灣的防禦工事，而當時俄羅斯報紙就批評，這是德國意圖在東北亞擴張的手段。
當然日本也注意到此事，1905年12月26日，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事務官森孝三被奉派「至滬尾出差」，可能是接到至膠州灣視察的秘密任務，因此10天後《臺灣日日新報》就開始連續15天刊載其所寫〈膠州灣視察に就て〉一文，而且全部放在頭版第一條新聞，顯見被極為重視。而當時德國內部對膠州灣經營也有歧見，1907年也曾提出「膠州灣拋棄論」，最大的理由就是中國人沒那麼好管理了。但最後還是持續經營，甚至1908年成立大學，城市的綠化美化更是令日本人眼睛一亮，提到膠州灣就是到處綠意繁茂。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德國議會有議員提出要將膠州灣歸還給中華民國政府之議，但同年結算後貿易收入增加了95%，德國政府於是增加經營預算並與袁世凱政府繼續維持門戶開放政策。
1914年7月28日，從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宣戰開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8月4日英國向德國宣戰，日本尚未投入。8月12日德國膠州灣租界總督提港口宵禁告示，並開始在海上佈雷，德軍在膠州灣集結陸軍約五千人，僅一艘巡洋艦和少數快艇。當時德日還未正式宣戰，不過媒體上已經開始報導〈問題の地、膠州灣〉、〈禍源 膠州灣〉，請陸軍將校分析如何進攻〈膠州灣を攻落すには〉，報導膠州灣的軍事、經濟價值，並以〈膠州灣租借の經過 惡辣なる獨逸外交の追懷〉講述歷史經過。8月23日正式開戰，先從海上掃射〈壯烈なる膠州灣の掃海〉，然後開始陸戰。而這場戰役德軍不僅在人數上居於劣勢，而且遠在海外，四面楚歌孤軍奮戰，日軍勝利是遲早的事情。因此臺灣各地州廳號召民眾買燈籠和日照旗，準備勝利時進行遊行。愛國婦人會臺灣支會，也捐贈一萬元給陸海軍省，費用拿來買香菸給陸軍士兵以及手套給海軍士兵。甚至還做了讀者問答，猜哪時候會攻陷膠州灣，猜對者贈予薄酬。德軍最後在11月7日投降，日英軍進入接收。同月《臺灣日日新報》刊出〈膠州灣與大英雄〉一文，內文有：「諸葛武侯，豈非膠州南瑯琊人乎...伏思（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支那上下數千年最傑出之英主，皆東巡至膠州青島，豈偶然哉。前此為得所據，而皇軍聯英爭而得之。古英雄有知，不知作何感概也耶。」日軍攻下了漢文化傳統的寶地，歷史上的英雄不知作何感想。
之後山東問題就困擾著中華民國、日本兩國，日方就山東問題等包裹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條約」。1915年5月7日，雙方在東京協商，其中對第五項「聘日本人為顧問」保留，並要求在5月9日下午六點前回答。當天中國方面代表團詢問在北京的外交總長曹汝霖時傾向接受。隔日袁世凱總統將曹汝霖痛罵一頓後，就傳出曹神經衰弱告病休養，而英美俄法等國亦在關切此事，並講出「相信日本」等略為施壓的話，因此新聞評論說簽約情形不能太樂觀。但不管如何，還是在5月7日下午3時，對中國發出最後通牒，並且在旅順、大連的滿州軍團開始動員，在吳港的第一艦隊的攝津、河內、安云、比叡、溱名、薩摩等船艦開始添燃料、糧食，而橫須賀港的常磐、出雲艦也開始整備，東京旁的所澤陸航機場也加緊訓練。5月9日凌晨1時15分，北京方面同意日本所提的條約，〈支那愈々承認〉以頭條出現在隔天的報紙上，但也節錄紐約晚報（New York Evening Post）的社論，批評東方人表裡反覆無常的態度。事後也報導北京民眾對此事很不滿，當天遊行就捐出十萬元救國儲金，並將之視為國恥紀念日。而中國暴動的新聞也有出現，其中漢口就有攻擊日本商店，南部也不少城市響應，日本大使斥責此事，新聞甚至猜測可能是德國右翼人士操弄。袁世凱於5月29日訓令全國，除提到國家目前積弱，國際情勢不明，國人應團結不許有人藉機滋事，因此要取締排日行為等。民眾不領情，排日運動又擴大到南方大城重慶、沙市、廣州等。之後又歷經袁世凱稱帝、下臺，一戰終了的巴黎和會，列強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因此在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一直到1922年華盛頓會議後，中日簽署《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山東問題告一段落。
以《臺灣日日新報》作為文本，可看出日本政府對於山東及膠州灣這個戰略要地，從很早就非常注意了，甚至也在媒體上高調宣傳。雖然臺灣方面並沒有介入到整個膠州灣的爭奪事件中，但因為媒體的報導，因此讓民眾認為這個戰略是必須的。另一方面，媒體報導中還有軍隊的動向、外交條約等細節，如「二十一條約」還在磋商階段的各種草案，都在報上公開批露，過程也很詳盡，如5月7日要暫停第五項的磋商這種細節也都有公開，在最後通牒後的各項軍事恫嚇行動也是坦白。這種透過媒體進行的社會教育，對國際情勢也揭露許多專業的情報，一方面表示「政府有在做事」，另一方面也顯示閱聽大眾對於國事的關心。而當代媒體對於軍事、外交等細節都不太透露，甚至條約內容也是只見標題，倒是有不少所謂「評論」各有立場，變成從不同角度去解釋「文本」而不見原文。因此對於上個世紀報紙公允的公開一些可能是機密的原始文件內容，頗為特殊。
《臺灣文獻》季刊69卷3期
《臺灣文獻》季刊69卷3期已發行，本期刊載【客家文化】專輯3篇暨【研究論文】2篇，歡迎有興趣研讀客家家族拓墾史、戲曲、伙房及1850年代臺美關係、阿里山番租的社會大眾、專家、學者、學生參研。
客家文化專輯係由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張翰璧教授規畫，計含【研究論文】2篇，【田野調查與史料介紹】1篇，第1篇〈清代中港溪家族拓墾史研究：三灣大銅鑼圈溫兆旺家族為例〉，作者廖經庭老師指出：溫兆旺家族自大陸原鄉遷徙來臺發展並非單槍匹馬的行動，溫兆旺不僅與其兄長溫兆千一同渡海來臺，到頭份田寮地區以後，也與同姓之溫殿玉派下子孫及梅縣同鄉一同拓墾頭份地區。道光6年（1826）溫復明雖受到中港溪流域閩粵大械鬥（黃斗乃事件）的牽累而發配邊疆，但其子溫克讓確也帶領家族族人走出困境，於道光11（1831）年帶領同宗及同鄉進入大銅鑼圈拓墾。此外，道光24（1844）年順利頂充大銅鑼圈墾戶額缺，道光27（1847）年又與陳惠和訂定合約字約定墾成分配內容，這也意味著溫兆旺家族同時獲得國家政府與地方勢力二方的認可，其入住大銅鑼圈的「合法性身分」就此確立，也為大銅鑼圈演變成溫姓聚落的村落型態立下重要契機。
第2篇〈臺灣客家戲曲之丑腳科諢藝術：以三腳採茶戲十大齣為例〉，作者蘇秀婷教授指出，三腳採茶戲的丑腳具有獨特之表演風格，才足以形塑一個劇種的表演風格。因此，以「十大齣」之劇目為考察對象，探討丑腳的科諢內涵、特色、功能。本研究論及，客家三腳採茶戲丑腳承繼中國戲曲的「科諢」傳統；客家三腳採茶戲的「棚頭」、「正戲」之戲劇結構也和宋金院本雜劇「艷段」、「正雜劇」的構造類似。就丑腳「科諢」內涵而言：在技巧上，善用「誇張」、「顛倒」、「諧音」、「重覆」等技巧營造科諢的趣味性。在手法上，運用「敲仔板」、「相褒歌」、客家諺語、客家師傅話、令仔(謎語)等口語謠諺藝術使科諢內涵更豐富。丑腳科諢的功能不僅調濟戲劇場面使之冷熱相濟，亦能塑造人物形象，並以「唱」、「唸」、「做」等方式來展現演員的表演技藝。
第3篇〈臺中東勢地區客家「伙房」形式與作法之考察〉，作者劉懷仁老師指出，東勢地區現存之伙房建築形式與作法為對象。研究方法有田野調查（field research）、文獻研究法（document method）及訪談法（interview method），內容包括：（1）地毯式普查東勢地區內現存伙房。（2）訪問泥水司阜、曾參與起屋相關人士及屋主。（3）探究伙房從地基、屋身和屋頂的形式與作法流程。初步調查結果，約58棟現存和不存之伙房，發現東勢地區客家的「屋」與漢式建築（福佬族群）的「厝」建造方式大多相同，僅部分有明顯的差異，在建築語彙稱呼上因地域性的認知而有所不同。本文之田野成果擬逐步建立中臺灣客家建築史材料的不足，並作為研究東勢客家伙房之基礎資料。
另刊載【研究論文】2篇，第4篇〈1850年代美國擴張主義者經營臺灣謀略受挫之芻議：以美國外交政策為視角〉，作者徐美珠老師指出1850年代，臺灣豐富的稻米、蔗糖、樟腦和煤礦，以及從舊金山到中國沿海及香港的航線，分別經過臺灣的北部及南部海域，加上船難救 援等需要，引起美商及美國政府官員的關注，進而提出經營臺灣的謀略。這些「擴張主義者」包括：馬修•培里、湯森•哈里斯、彼得•伯駕、吉登•奈伊以及威廉•羅賓奈。他們的謀略有在臺灣建立商業殖民地、價購臺灣、佔領臺灣或設立獨立政府等主張。唯這些主張與當時的美國外交政策相違背，最終美國政府並沒有採納這些謀略，而是堅持以友善開放的態度，與中國及列強維持既有的關係。本文是從美國外交政策的角度，探討這些謀略挫敗的原因。
第5篇〈嘉義沿山地區阿里山社番租（地）的流失：以晚清劉銘傳清賦事業與政權交替之際為中心〉，作者吳育臻教授指出：阿里山番租的特殊性雖然引起若干學者討論，如伊能嘉矩、松田吉郎、洪麗完、汪明輝等，但他們的重點在釐清番租的類別與性質，而非地權。本文承繼前人的研究成果，利用臺灣總督府檔案的相關資料，探究清末到政權交替時期，阿里山社地權的流失狀況與原因。 結果發現清末劉銘傳清賦事業的「減四留六」政策，導致原來屬於番社自收自撫的番租收入打6折，是阿里山社番租流失過程的第一步；政權交替之際漢人趁亂欺番，連續3年沒照慣例繳租，以及日人處理此事背後的殖民心態，是番租流失過程的第二步；最後，日治政府直接一概將阿里山番租當作番大租處理，以致在1904（明治37）年消滅大租權後，阿里山社地權也隨之「消滅」，亦即阿里山社番租至此可說完全流失。
《臺灣文獻》季刊69卷3期目錄
客家文化專輯
【研究論文】
1.清代中港溪家族拓墾史研究：三灣大銅鑼圈溫兆旺家族為例／廖經庭
2.臺灣客家戲曲之丑腳科諢藝術：以三腳採茶戲十大齣為例／蘇秀婷
【田野調查與史料介紹】
3.臺中東勢地區客家「伙房」形式與作法之考察／劉懷仁
【研究論文】
4.1850年代美國擴張主義者經營臺灣謀略受挫之芻議：以美國外交政策為視角／徐美珠
5.嘉義沿山地區阿里山社番租（地）的流失：以晚清劉銘傳清賦事業與政權交替之際為中心／吳育臻
本期《臺灣文獻》季刊售價工本費新臺幣300元，展售處：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02-2518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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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史蹟大樓1樓販賣部，亦可購得本館出版之各類書籍，地址：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1路256號，電話049－2316881轉168，歡迎讀者洽購。
《臺灣文獻》季刊69卷3期已發行，本期刊載【客家文化】專輯3篇暨【研究論文】2篇，歡迎有興趣研讀客家家族拓墾史、戲曲、伙房及1850年代臺美關係、阿里山番租的社會大眾、專家、學者、學生參研。
客家文化專輯係由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張翰璧教授規畫，計含【研究論文】2篇，【田野調查與史料介紹】1篇，第1篇〈清代中港溪家族拓墾史研究：三灣大銅鑼圈溫兆旺家族為例〉，作者廖經庭老師指出：溫兆旺家族自大陸原鄉遷徙來臺發展並非單槍匹馬的行動，溫兆旺不僅與其兄長溫兆千一同渡海來臺，到頭份田寮地區以後，也與同姓之溫殿玉派下子孫及梅縣同鄉一同拓墾頭份地區。道光6年（1826）溫復明雖受到中港溪流域閩粵大械鬥（黃斗乃事件）的牽累而發配邊疆，但其子溫克讓確也帶領家族族人走出困境，於道光11（1831）年帶領同宗及同鄉進入大銅鑼圈拓墾。此外，道光24（1844）年順利頂充大銅鑼圈墾戶額缺，道光27（1847）年又與陳惠和訂定合約字約定墾成分配內容，這也意味著溫兆旺家族同時獲得國家政府與地方勢力二方的認可，其入住大銅鑼圈的「合法性身分」就此確立，也為大銅鑼圈演變成溫姓聚落的村落型態立下重要契機。
第2篇〈臺灣客家戲曲之丑腳科諢藝術：以三腳採茶戲十大齣為例〉，作者蘇秀婷教授指出，三腳採茶戲的丑腳具有獨特之表演風格，才足以形塑一個劇種的表演風格。因此，以「十大齣」之劇目為考察對象，探討丑腳的科諢內涵、特色、功能。本研究論及，客家三腳採茶戲丑腳承繼中國戲曲的「科諢」傳統；客家三腳採茶戲的「棚頭」、「正戲」之戲劇結構也和宋金院本雜劇「艷段」、「正雜劇」的構造類似。就丑腳「科諢」內涵而言：在技巧上，善用「誇張」、「顛倒」、「諧音」、「重覆」等技巧營造科諢的趣味性。在手法上，運用「敲仔板」、「相褒歌」、客家諺語、客家師傅話、令仔(謎語)等口語謠諺藝術使科諢內涵更豐富。丑腳科諢的功能不僅調濟戲劇場面使之冷熱相濟，亦能塑造人物形象，並以「唱」、「唸」、「做」等方式來展現演員的表演技藝。
第3篇〈臺中東勢地區客家「伙房」形式與作法之考察〉，作者劉懷仁老師指出，東勢地區現存之伙房建築形式與作法為對象。研究方法有田野調查（field research）、文獻研究法（document method）及訪談法（interview method），內容包括：（1）地毯式普查東勢地區內現存伙房。（2）訪問泥水司阜、曾參與起屋相關人士及屋主。（3）探究伙房從地基、屋身和屋頂的形式與作法流程。初步調查結果，約58棟現存和不存之伙房，發現東勢地區客家的「屋」與漢式建築（福佬族群）的「厝」建造方式大多相同，僅部分有明顯的差異，在建築語彙稱呼上因地域性的認知而有所不同。本文之田野成果擬逐步建立中臺灣客家建築史材料的不足，並作為研究東勢客家伙房之基礎資料。
另刊載【研究論文】2篇，第4篇〈1850年代美國擴張主義者經營臺灣謀略受挫之芻議：以美國外交政策為視角〉，作者徐美珠老師指出1850年代，臺灣豐富的稻米、蔗糖、樟腦和煤礦，以及從舊金山到中國沿海及香港的航線，分別經過臺灣的北部及南部海域，加上船難救 援等需要，引起美商及美國政府官員的關注，進而提出經營臺灣的謀略。這些「擴張主義者」包括：馬修•培里、湯森•哈里斯、彼得•伯駕、吉登•奈伊以及威廉•羅賓奈。他們的謀略有在臺灣建立商業殖民地、價購臺灣、佔領臺灣或設立獨立政府等主張。唯這些主張與當時的美國外交政策相違背，最終美國政府並沒有採納這些謀略，而是堅持以友善開放的態度，與中國及列強維持既有的關係。本文是從美國外交政策的角度，探討這些謀略挫敗的原因。
第5篇〈嘉義沿山地區阿里山社番租（地）的流失：以晚清劉銘傳清賦事業與政權交替之際為中心〉，作者吳育臻教授指出：阿里山番租的特殊性雖然引起若干學者討論，如伊能嘉矩、松田吉郎、洪麗完、汪明輝等，但他們的重點在釐清番租的類別與性質，而非地權。本文承繼前人的研究成果，利用臺灣總督府檔案的相關資料，探究清末到政權交替時期，阿里山社地權的流失狀況與原因。 結果發現清末劉銘傳清賦事業的「減四留六」政策，導致原來屬於番社自收自撫的番租收入打6折，是阿里山社番租流失過程的第一步；政權交替之際漢人趁亂欺番，連續3年沒照慣例繳租，以及日人處理此事背後的殖民心態，是番租流失過程的第二步；最後，日治政府直接一概將阿里山番租當作番大租處理，以致在1904（明治37）年消滅大租權後，阿里山社地權也隨之「消滅」，亦即阿里山社番租至此可說完全流失。
《臺灣文獻》季刊69卷3期目錄
客家文化專輯
【研究論文】
1.清代中港溪家族拓墾史研究：三灣大銅鑼圈溫兆旺家族為例／廖經庭
2.臺灣客家戲曲之丑腳科諢藝術：以三腳採茶戲十大齣為例／蘇秀婷
【田野調查與史料介紹】
3.臺中東勢地區客家「伙房」形式與作法之考察／劉懷仁
【研究論文】
4.1850年代美國擴張主義者經營臺灣謀略受挫之芻議：以美國外交政策為視角／徐美珠
5.嘉義沿山地區阿里山社番租（地）的流失：以晚清劉銘傳清賦事業與政權交替之際為中心／吳育臻
本期《臺灣文獻》季刊售價工本費新臺幣300元，展售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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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五大家族特展》
書 名：臺灣五大家族特展
撰 者：劉澤民、林文龍編
出版日期：民國100年
出版者：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索書號：544.2993 7237 2011
簡介：
明末清初臺灣開始有漢人移墾開發，隨著時間的累積，逐漸成區域性大家族。這些家族之發展歷史，屬臺灣史重要環節，近代臺灣向有「五大家族」之稱，五大家族的形成，約日治時期中期，由北而南分別是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鹿港辜家、高雄陳家，並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方面各領風騷，成為顯赫家族，深深影響臺灣後來的各種政經發展。
五大家族發展史上，並無確切時間點，以經商致富的板橋林家最早，隨後以軍功聞名的霧峰林家開創事業，在清乾隆年間，兩家族即活躍於臺灣歷史舞台。清末，高雄陳家以開拓臺灣糖業外銷崛起，而鹿港辜家及基隆顏家則是日本統治時期才躍升政經巨擘。五大家族之發展歷史可謂臺灣近代發展縮影，各家族富甲一方，事業成就傲人之餘，在各項公共事業的參與、投入善款，回饋鄉鄰，亦不遺餘力，五大家族之間的合作，在日治時期，由林獻堂先生號召各地士紳，籌建創立臺中中學校（臺中一中前身），爭取臺灣人的受教權，背後可見五大家族之參與與捐款。戰後民國43（1954）年，臺灣水泥公司的成立，五大家族支持政府土地改革政策，進行合作投資，以政府土地改革所獲補償投入工業發展，使臺泥公司移轉民營化，此一意義也象徵政府土地改革成功，臺灣工業化邁向一大步。
本書為本館於民國100（2011）年辦理「百年風華-臺灣五大家族特展」圖錄專輯，目錄除序文、導論，依序介紹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鹿港辜家、高雄陳家之崛起始末，各家族重要人物、家族特色及經營各項產業之發展過程，本書搭配本館檔案及捐贈人之圖片等豐富史料，內容更為精彩。
書 名：臺灣五大家族特展
撰 者：劉澤民、林文龍編
出版日期：民國100年
出版者：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索書號：544.2993 7237 2011
簡介：
明末清初臺灣開始有漢人移墾開發，隨著時間的累積，逐漸成區域性大家族。這些家族之發展歷史，屬臺灣史重要環節，近代臺灣向有「五大家族」之稱，五大家族的形成，約日治時期中期，由北而南分別是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鹿港辜家、高雄陳家，並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方面各領風騷，成為顯赫家族，深深影響臺灣後來的各種政經發展。
五大家族發展史上，並無確切時間點，以經商致富的板橋林家最早，隨後以軍功聞名的霧峰林家開創事業，在清乾隆年間，兩家族即活躍於臺灣歷史舞台。清末，高雄陳家以開拓臺灣糖業外銷崛起，而鹿港辜家及基隆顏家則是日本統治時期才躍升政經巨擘。五大家族之發展歷史可謂臺灣近代發展縮影，各家族富甲一方，事業成就傲人之餘，在各項公共事業的參與、投入善款，回饋鄉鄰，亦不遺餘力，五大家族之間的合作，在日治時期，由林獻堂先生號召各地士紳，籌建創立臺中中學校（臺中一中前身），爭取臺灣人的受教權，背後可見五大家族之參與與捐款。戰後民國43（1954）年，臺灣水泥公司的成立，五大家族支持政府土地改革政策，進行合作投資，以政府土地改革所獲補償投入工業發展，使臺泥公司移轉民營化，此一意義也象徵政府土地改革成功，臺灣工業化邁向一大步。
本書為本館於民國100（2011）年辦理「百年風華-臺灣五大家族特展」圖錄專輯，目錄除序文、導論，依序介紹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鹿港辜家、高雄陳家之崛起始末，各家族重要人物、家族特色及經營各項產業之發展過程，本書搭配本館檔案及捐贈人之圖片等豐富史料，內容更為精彩。
2018年11份編目上架之圖書
2018年11份編目上架之圖書計28冊，內容涵蓋本館近期蒐藏及採集入館圖書。書目詳見【相關檔案】本館圖書室11份編目上架圖書清單。
圖書室目前藏書九萬餘冊，歡迎各界人士蒞館閱覽。
2018年11份編目上架之圖書計28冊，內容涵蓋本館近期蒐藏及採集入館圖書。書目詳見【相關檔案】本館圖書室11份編目上架圖書清單。
圖書室目前藏書九萬餘冊，歡迎各界人士蒞館閱覽。
| 發 行 人 | 張鴻銘 | |
| 行政指導 | 劉澤民 | |
| 總 編 輯 | 王希智 | |
| 執行編輯 | 黃淑惠 | |
| 編輯小組 | 鄭文文、鐘登崇、李澍奕、洪明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