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阿拐後代開墾申請案
明治32（1899）年臺灣總督府實施樟腦專賣制，欲從事製腦者須先獲得官廳特許。明治35（1902）年南庄南獅里興社（今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頭目日阿拐因製腦業者獲得特許而不再繳納山工銀（繳納給原住民的費用，類似地租）給各社，並聽聞業者欲開墾土地，因而恐懼蕃社土地被佔據，而聯合各社反抗，史稱「南庄事件」。 （註１）
南庄事件平定後，南獅里興社的土地自然被歸為國有。明治39（1906）年2月19日總督府決定依照官有財產管理規則第十四條第二號，將日阿拐開墾之土地沒收，以經營公共事業。當時也沒收尚屬於蕃地之北獅里興（今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一帶）土地21.6380甲。（註2） 日阿拐於南庄有田約2甲，（註３） 勢必隨之遭沒收，這或許是對日阿拐反抗的懲罰。
局勢平靜後，日阿拐遺族之二子日勇叭、三子日阿喜宇和志及孫輩等人，一同申請開墾北獅里興庄原屬日阿拐家族土地。據說日阿拐無子，但有養子5人。長子日加伊乃阿拐出身泰雅族；二子日勇叭有客家血統；三子日阿喜宇和志，又稱日阿金，亦為客家人。（註４） 日加伊乃阿拐之子為日阿宇伊加伊乃（アウイカイノ），即日阿拐之長孫亦開墾原屬於其家族之土地。日新太郎擔任新竹廳隘勇。父瓦丹（ワータン）、母福瓦賣（フワマイ）。 （註５）亦積極從事開墾，但似乎被人認為是日阿拐之子孫。（註6） 除日阿拐遺族外，總督府檔案中亦出現一些賽夏族人從事開墾，如日勇馬宇阿斗、高志耶都太因、高多勳和志、高阿魯加禮。
日阿拐原具有閩南血統，其子孫常與客家人接觸，應皆懂客語，自然與客家人相處融洽，且明瞭開墾法律與產權之重要性，這是現代社會進行經濟活動的基本知識，也或許是因為日阿拐的失敗，使得其後代及族人認清局勢，行動趨於工具理性，即選擇最適手段以達到其預期目的，而不再訴諸武力。附圖為日勇叭、日勇馬宇阿斗、日阿喜宇和志、高志耶都太因、高多勳和志、高阿魯加禮申請豫約開墾竹南一堡北獅里興庄北獅里興官有林野土地案。
註釋：
1.林修澈主編，《日阿拐家藏古文書》（苗栗：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2007年），頁152。
2.「新竹國有地ヲ地方費區ヘ讓與ノ件」（1905年02月01日），〈明治三十八年十五年保存特殊第四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876028。官有財產管理規則第十四條「不得讓與官有財產，但左列場合在此限。……二、為供作公用或應為公共利益之事業而撥給公共團體時。」
3. 「新竹廳竹南一堡南庄」（1901年01月01日），〈新竹廳竹南一堡南庄土地申告書〉，《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2629001。於明治34（1901）年6月申告。
4.日進財、日爵檉、日瓊翔，〈日阿拐的生平〉，林修澈主編，《賽夏學概論》（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6年），頁633。
5. 「官有原野豫約開墾成功地賣渡許可（日新太郎）」（1917年01月01日），〈大正五年永久保存第八十七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565002。
6. 「日阿拐ノ業主權相續ニ關スルノ件」（1903年09月18日），〈明治三十六年永久保存第五十三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853023。日進財、日爵檉、日瓊翔，〈日阿拐的生平〉，林修澈主編，《賽夏學概論》（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6年），頁633。
明治32（1899）年臺灣總督府實施樟腦專賣制，欲從事製腦者須先獲得官廳特許。明治35（1902）年南庄南獅里興社（今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頭目日阿拐因製腦業者獲得特許而不再繳納山工銀（繳納給原住民的費用，類似地租）給各社，並聽聞業者欲開墾土地，因而恐懼蕃社土地被佔據，而聯合各社反抗，史稱「南庄事件」。 （註１）
南庄事件平定後，南獅里興社的土地自然被歸為國有。明治39（1906）年2月19日總督府決定依照官有財產管理規則第十四條第二號，將日阿拐開墾之土地沒收，以經營公共事業。當時也沒收尚屬於蕃地之北獅里興（今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一帶）土地21.6380甲。（註2） 日阿拐於南庄有田約2甲，（註３） 勢必隨之遭沒收，這或許是對日阿拐反抗的懲罰。
局勢平靜後，日阿拐遺族之二子日勇叭、三子日阿喜宇和志及孫輩等人，一同申請開墾北獅里興庄原屬日阿拐家族土地。據說日阿拐無子，但有養子5人。長子日加伊乃阿拐出身泰雅族；二子日勇叭有客家血統；三子日阿喜宇和志，又稱日阿金，亦為客家人。（註４） 日加伊乃阿拐之子為日阿宇伊加伊乃（アウイカイノ），即日阿拐之長孫亦開墾原屬於其家族之土地。日新太郎擔任新竹廳隘勇。父瓦丹（ワータン）、母福瓦賣（フワマイ）。 （註５）亦積極從事開墾，但似乎被人認為是日阿拐之子孫。（註6） 除日阿拐遺族外，總督府檔案中亦出現一些賽夏族人從事開墾，如日勇馬宇阿斗、高志耶都太因、高多勳和志、高阿魯加禮。
日阿拐原具有閩南血統，其子孫常與客家人接觸，應皆懂客語，自然與客家人相處融洽，且明瞭開墾法律與產權之重要性，這是現代社會進行經濟活動的基本知識，也或許是因為日阿拐的失敗，使得其後代及族人認清局勢，行動趨於工具理性，即選擇最適手段以達到其預期目的，而不再訴諸武力。附圖為日勇叭、日勇馬宇阿斗、日阿喜宇和志、高志耶都太因、高多勳和志、高阿魯加禮申請豫約開墾竹南一堡北獅里興庄北獅里興官有林野土地案。
註釋：
1.林修澈主編，《日阿拐家藏古文書》（苗栗：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2007年），頁152。
2.「新竹國有地ヲ地方費區ヘ讓與ノ件」（1905年02月01日），〈明治三十八年十五年保存特殊第四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876028。官有財產管理規則第十四條「不得讓與官有財產，但左列場合在此限。……二、為供作公用或應為公共利益之事業而撥給公共團體時。」
3. 「新竹廳竹南一堡南庄」（1901年01月01日），〈新竹廳竹南一堡南庄土地申告書〉，《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2629001。於明治34（1901）年6月申告。
4.日進財、日爵檉、日瓊翔，〈日阿拐的生平〉，林修澈主編，《賽夏學概論》（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6年），頁633。
5. 「官有原野豫約開墾成功地賣渡許可（日新太郎）」（1917年01月01日），〈大正五年永久保存第八十七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565002。
6. 「日阿拐ノ業主權相續ニ關スルノ件」（1903年09月18日），〈明治三十六年永久保存第五十三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853023。日進財、日爵檉、日瓊翔，〈日阿拐的生平〉，林修澈主編，《賽夏學概論》（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6年），頁633。
春臨大地--談立春與二十四節氣
依據中央氣象局資料，2019年的立春於陽曆2月4日11時14分到來(註1)。立春是二十四節氣之首，中國古代天文觀測，將一年劃分成24等分，「二十四節氣」始於立春，終於大寒。時序如下：
（一）春：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
（二）夏：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
（三）秋：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
（四）冬：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二十四節氣的「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表示季節的開端；「二分」：春分、秋分和「二至」：夏至、冬至，表示季節極盛之高峰轉折。就二十四節氣曆法而言，立春為一年之開端，在中國舊俗政府行政官員有祭拜春神句芒及春牛等迎春之儀。立春，可以推算至時辰，也就是某日某時為立春，自該時辰起，方為新的一年，在命算而言，也才開始起算為當年度的生肖。用今日的科學，計算太陽在黃道上的位置，立春甚至可以精準至以秒為單位。
節氣變化與生活息息相關，例如元代王稹在《農書》中所繪「授時指掌活法之圖」，就是對應節氣農作物種植活動的便覽表。另外，宋代陳希夷發展出「二十四節氣導引坐功」依節氣練操養生，也曾盛行一時。本館在常設展說明民俗二十四節氣時，也採用該坐功之圖例(如附圖)。而在古籍《天文訓》裡，也將二十四節氣與音樂的十二律相對應，例如立春與立冬之音比南呂，冬至、夏至之音比黃鍾，雨水、霜降之音比夷則，驚蟄、寒露之音比夾鍾.....。上述的樂律十二律南呂、黃鍾、夷則、夾鍾⋯⋯等，是音樂音高的定音，從低音至高音順序為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此外，《天文訓》也說明了二十四節氣是基於北斗七星之斗柄所指的方位而定，例如斗指子則冬至。
一年之計在於春，本文於電子報刊出之時，正值農曆春節前夕，祝福大家「春增福祿秋添壽，夏集禎祥冬聚財」，新的一年諸事順心如意。
註1：資料來源為中央氣象局〈民國108年日曆資料表〉。
依據中央氣象局資料，2019年的立春於陽曆2月4日11時14分到來(註1)。立春是二十四節氣之首，中國古代天文觀測，將一年劃分成24等分，「二十四節氣」始於立春，終於大寒。時序如下：
（一）春：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
（二）夏：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
（三）秋：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
（四）冬：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二十四節氣的「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表示季節的開端；「二分」：春分、秋分和「二至」：夏至、冬至，表示季節極盛之高峰轉折。就二十四節氣曆法而言，立春為一年之開端，在中國舊俗政府行政官員有祭拜春神句芒及春牛等迎春之儀。立春，可以推算至時辰，也就是某日某時為立春，自該時辰起，方為新的一年，在命算而言，也才開始起算為當年度的生肖。用今日的科學，計算太陽在黃道上的位置，立春甚至可以精準至以秒為單位。
節氣變化與生活息息相關，例如元代王稹在《農書》中所繪「授時指掌活法之圖」，就是對應節氣農作物種植活動的便覽表。另外，宋代陳希夷發展出「二十四節氣導引坐功」依節氣練操養生，也曾盛行一時。本館在常設展說明民俗二十四節氣時，也採用該坐功之圖例(如附圖)。而在古籍《天文訓》裡，也將二十四節氣與音樂的十二律相對應，例如立春與立冬之音比南呂，冬至、夏至之音比黃鍾，雨水、霜降之音比夷則，驚蟄、寒露之音比夾鍾.....。上述的樂律十二律南呂、黃鍾、夷則、夾鍾⋯⋯等，是音樂音高的定音，從低音至高音順序為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此外，《天文訓》也說明了二十四節氣是基於北斗七星之斗柄所指的方位而定，例如斗指子則冬至。
一年之計在於春，本文於電子報刊出之時，正值農曆春節前夕，祝福大家「春增福祿秋添壽，夏集禎祥冬聚財」，新的一年諸事順心如意。
註1：資料來源為中央氣象局〈民國108年日曆資料表〉。
明治時期被否決的臺灣賽馬場
近來臺灣有開放賽馬博奕之議，與馬有關的娛樂競技事業通常有兩種，一種是體育競賽的馬術，另一種就是加入賭博性質的賽馬（日文漢字為「競馬」，以下除專有日文名詞外，仍以華人通用的「賽馬」稱之）。第一種競技馬術包含跳躍、奔跑、迴轉、跨越障礙等項目，強調技術面；而第二種賽馬就強調速度，就名次排名搭配彩票，更有運氣成分。
馬術項目是從騎兵隊戰技演變而來，Equestrian從1900年巴黎奧運就有，參加者多為軍方人士或貴族階級。另一種競馬，則符合大眾一擲千金的夢想，熱衷此道者眾。如香港從鴉片戰爭割讓給英國後的1845年就引入賽馬活動，並於1891年開放投注，歷史悠久影響人民生活至深。因此在即將歸還中國之際，中共當局喊出九七後「馬照跑、舞照跳」以安撫民心，顯見賽馬是普羅大眾的娛樂之一。
從日本傳統文化中探詢，與馬匹競技活動有流鏑馬（やぶさめ），將軍騎在馬上射向賽道旁邊的目標，結合騎乘和弓道，是古武術流並昇華為宗教儀式，近年來許多神社都有固定日期辦理流鏑馬神事。另一種賀茂競馬（かもくらべうま，或稱加茂競馬，來源是京都的上賀茂神社），就比較類似賽馬性質，兩匹馬併排一對一單挑，跑直道，在馬上可以干擾對手，先到終點的贏，勝者下一場就稍遲出發，比十場看勝負。因此，傳統日式賽馬都是跑直道，和當今西式賽馬跑彎道不同。而流鏑馬和賀茂競馬賽道距離多為兩町（約218公尺），西式賽馬賽道則依比賽等級分為1,200公尺到3,200公尺不等，原則上等級越高距離越遠。
明治維新以後，為了響應歐化政策，由松方正義、蜂須賀茂韶等號召組成共同競馬會社，由英國引進西式的賽馬方式，馬主不外乎是皇族、舊大名、伊藤博文、西鄉從道等高官，或岩崎彌之助等企業主。1884年在東京上野不忍池邊建築一個橢圓型、總長1,600公尺的賽馬場，於同年11月1日開辦第一次賽馬比賽，明治天皇御覽。賽馬比賽也是貴族、官員及富豪間交際場合，並引入歐化的聚會禮儀等，成為上流社會的象徵。
日本統治臺灣伊始，賽馬活動還沒有被引入，從日方的資料也把1928年久邇宮邦彦王訪臺詢問種馬養成事情做為開端，久邇宮邦彦王是已登基的昭和天皇的岳父，其意見當然被重視，因此開始正式導入賽馬活動。但其實早在1907年，就有兩個集團提案籌設臺北、基隆、臺南之競馬場，只不過都被臺灣總督府打了回票。第一個集團由後藤猛太郎領銜，於1907年1月2日提案創立臺北競馬俱樂部並建立臺北競馬場；第二個是吉井信寶代表帝國競馬株式會社，分別於1907年1月8日提案興建臺北、1907年2月26日提案興建基隆和臺南競馬場並成立俱樂部。不同的是後藤的申請案是發給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祝辰巳，而吉井的申請案直接指名給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
從這兩位發起人的背景來看，伯爵後藤猛太郎，住在東京府下南葛飾郡；而子爵吉井信寶住在東京市四谷區，是帝國競馬株式會社出願發起人之一。兩位都是名門之後，後藤猛太郎是後藤象二郎之次子，象二郎是當年參考坂本龍馬意見提出「船中八策」，做為大政奉還理論基礎的政治家，1887年受封伯爵，過世後由猛太郎繼承。而猛太郎則是日本「品川馬車鐵道株式會社」社長，就是由兩匹馬車來拉一部車廂，走在固定軌道的交通工具。後來因為導入蒸汽火車頭導致公司解散，來臺灣擔任當時民政局長後藤新平的秘書，也許是因為經營與馬車有關的公司且曾來過臺灣，因此才會有成立臺北競馬場的想法吧。另外一位吉井信寶則是華族之後，其家族源自五攝家之一的鷹司家，原本是位在今群馬縣1萬石的吉井藩藩主，實施版籍奉還後成為平民，後隨〈華族令〉頒布於1884年封為子爵。吉井頗多賽馬事業，是帝國競馬株式會社創辦人之一，該會社是以經營賽馬場為主的投資集團，吉井負責仙台競馬俱樂部、靜岡競馬俱樂部等案。
至於1907年在日本本地的賽馬事業，倒是蓬勃發展。1907年處在「馬券默許年代」，顧名思義就是賽馬場私下經營馬卷賭博。同年開辦的賽馬場及賽事就有目黑、板橋（今東京都）、鳴尾西濱、東濱（今兵庫神戶）、島原（今京都府）、北海道札幌、松戶（今千葉縣）、戶畑（今福岡縣）、川崎（今愛知縣）、宮崎（今宮崎縣）、關屋（今新潟縣），真的是從冰天雪地跑到熱帶，因此對於提案在臺灣設立競馬俱樂部也不是太稀奇的事情。
回到吉井等人的申請案，其申請於臺北、基隆港、臺南附近成立競馬俱樂部，部規第一條是本競馬俱樂部的成立，是為了讓國民關注馬匹，涵養馬術，增進社交功能。而收入將會投資在產馬獎勵費以及捐助慈善事業，會員年費25圓、贊助會員20圓，打算在每年3、5、9、11月辦理競馬會（臺北場則是2、11月），由會員、贊助會員、名譽會員等馬主提供馬匹出賽。還附上帝國競馬株式會社與各新設競馬俱樂部連帶保證契約書，並有由帝國競馬株式會社會長岩城隆長簽署。同日也依同樣的內容，申請在臺南設立競馬俱樂部。而競馬俱樂部包含競馬場和周邊馬廄等設施，賽道為長度350間（約636公尺）、寬度200間（約360公尺）的橢圓型賽道，賽道寬度20間（約36公尺），應該是一圈一英里（約1,609公尺）的標準賽道，周邊設施為起跑點旁的馬廄、馬見所兩間、一號館、二號館等，在一個100間*200間區域，不過觀眾席、行政區域等沒有畫出來。至於後藤組的提案，則是將總部設在提案人之一的林謙吉郎住所，場地規劃大同小異，但沒附上預擬的競賽規則。
最終在1907年4月1日，由民政局長將此案打了回票，並陳述兩個理由，首先是事務所本部和住所相同不符民法規定，第二是主辦單位想以馬匹抽籤等方式規避賭博的質疑，但仍屬違法，兩組人馬都用同一套理由回覆。隔年（1908）因為日本國內賭馬太過猖獗，發生不少治安事件，因此10月通過〈競馬規則〉明文禁止馬券販售，改採政府經費補助馬場經營，並專事養馬工作。以日本最大的東京池上競馬場為例，在馬券默許時代一次4天的大會就可以賣近200萬圓的馬券，禁止販售後，只能獲得政府25,000圓的補助。如此導致各地賽馬場大量倒閉，1923年日本政府通過了〈競馬法〉允許販賣馬券後，賽馬事業才逐漸再起。
主要文獻：
1.「後藤猛太郎外九名社團法人設立願不認可ノ件」（1907年04月01日），〈明治四十年十五年保存第十三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984031。
2.「社團法人基隆及臺南競馬俱樂部設立願不許可（吉井信寶外三）」（1907年04月01日），〈明治四十年十五年保存追加第二十四卷甲〉，《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5037001。
近來臺灣有開放賽馬博奕之議，與馬有關的娛樂競技事業通常有兩種，一種是體育競賽的馬術，另一種就是加入賭博性質的賽馬（日文漢字為「競馬」，以下除專有日文名詞外，仍以華人通用的「賽馬」稱之）。第一種競技馬術包含跳躍、奔跑、迴轉、跨越障礙等項目，強調技術面；而第二種賽馬就強調速度，就名次排名搭配彩票，更有運氣成分。
馬術項目是從騎兵隊戰技演變而來，Equestrian從1900年巴黎奧運就有，參加者多為軍方人士或貴族階級。另一種競馬，則符合大眾一擲千金的夢想，熱衷此道者眾。如香港從鴉片戰爭割讓給英國後的1845年就引入賽馬活動，並於1891年開放投注，歷史悠久影響人民生活至深。因此在即將歸還中國之際，中共當局喊出九七後「馬照跑、舞照跳」以安撫民心，顯見賽馬是普羅大眾的娛樂之一。
從日本傳統文化中探詢，與馬匹競技活動有流鏑馬（やぶさめ），將軍騎在馬上射向賽道旁邊的目標，結合騎乘和弓道，是古武術流並昇華為宗教儀式，近年來許多神社都有固定日期辦理流鏑馬神事。另一種賀茂競馬（かもくらべうま，或稱加茂競馬，來源是京都的上賀茂神社），就比較類似賽馬性質，兩匹馬併排一對一單挑，跑直道，在馬上可以干擾對手，先到終點的贏，勝者下一場就稍遲出發，比十場看勝負。因此，傳統日式賽馬都是跑直道，和當今西式賽馬跑彎道不同。而流鏑馬和賀茂競馬賽道距離多為兩町（約218公尺），西式賽馬賽道則依比賽等級分為1,200公尺到3,200公尺不等，原則上等級越高距離越遠。
明治維新以後，為了響應歐化政策，由松方正義、蜂須賀茂韶等號召組成共同競馬會社，由英國引進西式的賽馬方式，馬主不外乎是皇族、舊大名、伊藤博文、西鄉從道等高官，或岩崎彌之助等企業主。1884年在東京上野不忍池邊建築一個橢圓型、總長1,600公尺的賽馬場，於同年11月1日開辦第一次賽馬比賽，明治天皇御覽。賽馬比賽也是貴族、官員及富豪間交際場合，並引入歐化的聚會禮儀等，成為上流社會的象徵。
日本統治臺灣伊始，賽馬活動還沒有被引入，從日方的資料也把1928年久邇宮邦彦王訪臺詢問種馬養成事情做為開端，久邇宮邦彦王是已登基的昭和天皇的岳父，其意見當然被重視，因此開始正式導入賽馬活動。但其實早在1907年，就有兩個集團提案籌設臺北、基隆、臺南之競馬場，只不過都被臺灣總督府打了回票。第一個集團由後藤猛太郎領銜，於1907年1月2日提案創立臺北競馬俱樂部並建立臺北競馬場；第二個是吉井信寶代表帝國競馬株式會社，分別於1907年1月8日提案興建臺北、1907年2月26日提案興建基隆和臺南競馬場並成立俱樂部。不同的是後藤的申請案是發給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祝辰巳，而吉井的申請案直接指名給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
從這兩位發起人的背景來看，伯爵後藤猛太郎，住在東京府下南葛飾郡；而子爵吉井信寶住在東京市四谷區，是帝國競馬株式會社出願發起人之一。兩位都是名門之後，後藤猛太郎是後藤象二郎之次子，象二郎是當年參考坂本龍馬意見提出「船中八策」，做為大政奉還理論基礎的政治家，1887年受封伯爵，過世後由猛太郎繼承。而猛太郎則是日本「品川馬車鐵道株式會社」社長，就是由兩匹馬車來拉一部車廂，走在固定軌道的交通工具。後來因為導入蒸汽火車頭導致公司解散，來臺灣擔任當時民政局長後藤新平的秘書，也許是因為經營與馬車有關的公司且曾來過臺灣，因此才會有成立臺北競馬場的想法吧。另外一位吉井信寶則是華族之後，其家族源自五攝家之一的鷹司家，原本是位在今群馬縣1萬石的吉井藩藩主，實施版籍奉還後成為平民，後隨〈華族令〉頒布於1884年封為子爵。吉井頗多賽馬事業，是帝國競馬株式會社創辦人之一，該會社是以經營賽馬場為主的投資集團，吉井負責仙台競馬俱樂部、靜岡競馬俱樂部等案。
至於1907年在日本本地的賽馬事業，倒是蓬勃發展。1907年處在「馬券默許年代」，顧名思義就是賽馬場私下經營馬卷賭博。同年開辦的賽馬場及賽事就有目黑、板橋（今東京都）、鳴尾西濱、東濱（今兵庫神戶）、島原（今京都府）、北海道札幌、松戶（今千葉縣）、戶畑（今福岡縣）、川崎（今愛知縣）、宮崎（今宮崎縣）、關屋（今新潟縣），真的是從冰天雪地跑到熱帶，因此對於提案在臺灣設立競馬俱樂部也不是太稀奇的事情。
回到吉井等人的申請案，其申請於臺北、基隆港、臺南附近成立競馬俱樂部，部規第一條是本競馬俱樂部的成立，是為了讓國民關注馬匹，涵養馬術，增進社交功能。而收入將會投資在產馬獎勵費以及捐助慈善事業，會員年費25圓、贊助會員20圓，打算在每年3、5、9、11月辦理競馬會（臺北場則是2、11月），由會員、贊助會員、名譽會員等馬主提供馬匹出賽。還附上帝國競馬株式會社與各新設競馬俱樂部連帶保證契約書，並有由帝國競馬株式會社會長岩城隆長簽署。同日也依同樣的內容，申請在臺南設立競馬俱樂部。而競馬俱樂部包含競馬場和周邊馬廄等設施，賽道為長度350間（約636公尺）、寬度200間（約360公尺）的橢圓型賽道，賽道寬度20間（約36公尺），應該是一圈一英里（約1,609公尺）的標準賽道，周邊設施為起跑點旁的馬廄、馬見所兩間、一號館、二號館等，在一個100間*200間區域，不過觀眾席、行政區域等沒有畫出來。至於後藤組的提案，則是將總部設在提案人之一的林謙吉郎住所，場地規劃大同小異，但沒附上預擬的競賽規則。
最終在1907年4月1日，由民政局長將此案打了回票，並陳述兩個理由，首先是事務所本部和住所相同不符民法規定，第二是主辦單位想以馬匹抽籤等方式規避賭博的質疑，但仍屬違法，兩組人馬都用同一套理由回覆。隔年（1908）因為日本國內賭馬太過猖獗，發生不少治安事件，因此10月通過〈競馬規則〉明文禁止馬券販售，改採政府經費補助馬場經營，並專事養馬工作。以日本最大的東京池上競馬場為例，在馬券默許時代一次4天的大會就可以賣近200萬圓的馬券，禁止販售後，只能獲得政府25,000圓的補助。如此導致各地賽馬場大量倒閉，1923年日本政府通過了〈競馬法〉允許販賣馬券後，賽馬事業才逐漸再起。
主要文獻：
1.「後藤猛太郎外九名社團法人設立願不認可ノ件」（1907年04月01日），〈明治四十年十五年保存第十三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984031。
2.「社團法人基隆及臺南競馬俱樂部設立願不許可（吉井信寶外三）」（1907年04月01日），〈明治四十年十五年保存追加第二十四卷甲〉，《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5037001。
《臺灣文獻》季刊69卷4期
《臺灣文獻》季刊69卷4期已發行，本期刊載【東臺灣研究】專輯5篇、【研究論文】2篇暨【田野調查與史料介紹】1篇，歡迎有興趣研讀東臺灣發展史，林朝棟棟軍運作、日本時代高校教育及日本的鈾發展與臺灣的社會大眾、專家、學者、學生參研。
「東臺灣研究」專輯係由東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陳鴻圖教授規劃，計含【研究論文】4篇，【書評與研究討論】1篇，【田野調查與史料介紹】1篇，第1篇〈1896年清軍殘兵對臺灣後山中路平埔族社的征伐〉，作者潘繼道教授指出：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1896年5月日軍在卑南登陸，進入東臺灣接收。本文藉由歷來文獻及研究，探討此討伐行動，以瞭解當時後山清帝國殘兵所面臨的狀況、清軍如何發動征伐等。
甲午戰後東臺灣的清軍無法取得糧餉，就向各村莊或番社徵糧，清軍的征伐在1896年農曆正月5日之後正式登場，持續數個月遭受清軍南、北夾擊之後，有些平埔族人前往恆春向日方表達歸順與請求速來鎮壓，且在日軍與清軍對戰時協助日軍。
第2篇〈鳳林鎮菸業與日本移民村文化遺產的生產與意義轉換〉，作者陳涵秀教授指出：本文透過花蓮縣鳳林鎮的菸業與日本移民村文化遺產來審視文化遺產是如何被生產、其意義如何被形塑，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下，其意義的轉變與地方之間又有何關聯性？本文觀察及分析自2002年迄今逾十年鳳林的小鎮文化遺產如何從在地出發，針對困境另闢蹊徑走出自己的路，近年來又與國際接軌成為國際慢城的一員，在這些過程中地方文化遺產又有什麼樣的遭逢與意義轉換？
第3篇〈二二八事件在臺東〉，作者吳俊瑩助修指出，臺東在二二八事件時局面能夠很快穩定，原因有三。第一，縣長謝真預先將縣警局倉庫槍械分藏於今成功、關山鎮，避免全為群眾接收，並遵照長官公署制止軍憲警用槍命令，採取柔性應對，避免刺激人心。第二，青年團體及警察接手治安維持工作，秩序尚佳。處委會不斷派人與謝真交涉回府辦公，互動良好。第三，謝真透過陳振宗、馬智禮、王登科等與原住民的聯繫溝通，未發生原住民與漢人勢力合流，反而對事變中心的臺東鎮構成包圍態勢。
第4篇〈「綠島監獄島」之記憶空間變遷探討〉，作者陳瑞琪、潘宗億老師指出， 本文以「紀念空間」與「記憶建構」之辯證關係為分析視角，透過政治受難者、士官兵與綠島居民三個社群的回憶錄與口述訪談之詮釋，嘗試在目前「白色恐怖」研究的基礎上另闢蹊徑，進而解讀並重新建構於時空共軸下「綠島監獄島」之多元空間意義。
本文論證，「綠島監獄島」一隅空間，既是政治受難者的創傷之地、士官兵服役的苦悶歲月，更是綠島居民與之「同榮共損」的共同生活體。
【書評與研究討論】1篇〈歷史記憶中的噶瑪蘭族「獨木舟」〉，作者陳逸君教授指出，清朝文獻中曾記載原住民的獨木舟為「蟒甲」（或莽甲、蟒葛或甲舵等名），但它究竟與噶瑪蘭族有何關連，是本文所欲探索的課題。本文嘗試呈現當代噶瑪蘭族如何藉著歷史文獻與口述史來建構其歷史記憶。研究得知，獨木舟不僅是噶瑪蘭族「再創造」出的傳統文化，也是族群成員因認同感而建構出的歷史記憶，而最終目的即在於宣稱族群文化與鞏固其族群地位。
另刊載【研究論文】2篇，第1篇〈清季臺灣大嵙崁之役中棟軍支應處的運作（1891-92年）〉，作者黃富三教授指出：棟軍支應處係仿效淮軍營制，設中路營務處，光緒17至18（1891-92）年林朝棟北上主導大嵙崁之役，後勤組織大致上是：棟軍支應處向棟軍後路糧臺與棟軍後路轉運局（臺北行臺）二處申請補給，包括軍餉、軍需品及日用品。後勤補給路線除淡水河運可通達大嵙崁，最值得注意的是近代通訊與交通工具之運用，即電報與鐵路之運用。本文證明至遲在光緒17年10月前基隆至臺北與臺北至新竹已經通車，而非一般作品所稱之光緒18或19（1893）年，而林朝棟亦加以利用以迅速往返大稻埕與桃子園車站，每日往返有三班車。後勤單位分工良好、運作有效可說是林朝棟完成使命之重要因素。
第2篇〈臺北高校與臺北帝大知識與人脈的流動：以瀨邊惠鎧為中心〉，作者歐素瑛纂修指出：臺北高等學校與臺北帝國大學均屬於日治時期臺灣的高等教育機關。兩校實互為上、下級學校，關係自甚密切，人事交流更是頻繁。本文以化學科教授瀨邊惠鎧為例，由其先後執教於臺北高校、臺北帝大之教學、研究經歷，究明兩校在知識與人脈的流動，以及教學、研究上的不同特性。
【田野調查與史料介紹】1篇〈二戰中日本帝國的鈾爆彈夢與臺灣〉，作者林炳炎老師指出：二戰中，1943年3月，日本帝國修改採礦法令，有兩種稀元素礦石鋯和獨居石成為軍用物質。這兩種礦物的開採在高度保密和匆忙中進行。戰後，很難看到這軍事的採礦計畫的全貌，稀元素製造「鈾爆弾」，除了是軍極密外，它還是日本學術界禁忌。本文嘗試從軍極密的殘存資料隙縫，拼湊出不完整的圖像。
《臺灣文獻》季刊69卷4期目錄
【東臺灣研究】專輯
【東臺灣研究】專輯導讀／陳鴻圖
【研究論文】
1.1896年清軍殘兵對臺灣後山中路平埔族社的征伐／潘繼道
2.花蓮鳳林日本移民村菸業文化遺產的生產與意義轉換／陳涵秀
3.二二八事件在臺東／吳俊瑩
4.「綠島監獄島」之記憶空間變遷探討／陳瑞琪、潘宗億
【書評與研究討論類】
5.歷史記憶中的噶瑪蘭族「獨木舟」／陳逸君
【研究論文】
6.清季臺灣大嵙崁之役中棟軍支應處的運作（1891-92年）／黃富三
7.臺北高校與臺北帝大知識與人脈的流動：以瀨邊惠鎧為中心／歐素瑛
【田野調查與史料介紹】
8.二戰中日本帝國的鈾爆彈夢與臺灣／林炳炎
本期《臺灣文獻》季刊售價工本費新臺幣300元，展售處：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02-25180207
http：//www.govbooks.com.tw
五南文化廣場臺中總店 臺中市中山路6號（火車站旁）04-22260330 http//www.wunanbooks.com.tw
另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史蹟大樓1樓販賣部，亦可購得本館出版之各類書籍，地址：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1路256號，電話049－2316881轉168，歡迎讀者洽購。
《臺灣文獻》季刊69卷4期已發行，本期刊載【東臺灣研究】專輯5篇、【研究論文】2篇暨【田野調查與史料介紹】1篇，歡迎有興趣研讀東臺灣發展史，林朝棟棟軍運作、日本時代高校教育及日本的鈾發展與臺灣的社會大眾、專家、學者、學生參研。
「東臺灣研究」專輯係由東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陳鴻圖教授規劃，計含【研究論文】4篇，【書評與研究討論】1篇，【田野調查與史料介紹】1篇，第1篇〈1896年清軍殘兵對臺灣後山中路平埔族社的征伐〉，作者潘繼道教授指出：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1896年5月日軍在卑南登陸，進入東臺灣接收。本文藉由歷來文獻及研究，探討此討伐行動，以瞭解當時後山清帝國殘兵所面臨的狀況、清軍如何發動征伐等。
甲午戰後東臺灣的清軍無法取得糧餉，就向各村莊或番社徵糧，清軍的征伐在1896年農曆正月5日之後正式登場，持續數個月遭受清軍南、北夾擊之後，有些平埔族人前往恆春向日方表達歸順與請求速來鎮壓，且在日軍與清軍對戰時協助日軍。
第2篇〈鳳林鎮菸業與日本移民村文化遺產的生產與意義轉換〉，作者陳涵秀教授指出：本文透過花蓮縣鳳林鎮的菸業與日本移民村文化遺產來審視文化遺產是如何被生產、其意義如何被形塑，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下，其意義的轉變與地方之間又有何關聯性？本文觀察及分析自2002年迄今逾十年鳳林的小鎮文化遺產如何從在地出發，針對困境另闢蹊徑走出自己的路，近年來又與國際接軌成為國際慢城的一員，在這些過程中地方文化遺產又有什麼樣的遭逢與意義轉換？
第3篇〈二二八事件在臺東〉，作者吳俊瑩助修指出，臺東在二二八事件時局面能夠很快穩定，原因有三。第一，縣長謝真預先將縣警局倉庫槍械分藏於今成功、關山鎮，避免全為群眾接收，並遵照長官公署制止軍憲警用槍命令，採取柔性應對，避免刺激人心。第二，青年團體及警察接手治安維持工作，秩序尚佳。處委會不斷派人與謝真交涉回府辦公，互動良好。第三，謝真透過陳振宗、馬智禮、王登科等與原住民的聯繫溝通，未發生原住民與漢人勢力合流，反而對事變中心的臺東鎮構成包圍態勢。
第4篇〈「綠島監獄島」之記憶空間變遷探討〉，作者陳瑞琪、潘宗億老師指出， 本文以「紀念空間」與「記憶建構」之辯證關係為分析視角，透過政治受難者、士官兵與綠島居民三個社群的回憶錄與口述訪談之詮釋，嘗試在目前「白色恐怖」研究的基礎上另闢蹊徑，進而解讀並重新建構於時空共軸下「綠島監獄島」之多元空間意義。
本文論證，「綠島監獄島」一隅空間，既是政治受難者的創傷之地、士官兵服役的苦悶歲月，更是綠島居民與之「同榮共損」的共同生活體。
【書評與研究討論】1篇〈歷史記憶中的噶瑪蘭族「獨木舟」〉，作者陳逸君教授指出，清朝文獻中曾記載原住民的獨木舟為「蟒甲」（或莽甲、蟒葛或甲舵等名），但它究竟與噶瑪蘭族有何關連，是本文所欲探索的課題。本文嘗試呈現當代噶瑪蘭族如何藉著歷史文獻與口述史來建構其歷史記憶。研究得知，獨木舟不僅是噶瑪蘭族「再創造」出的傳統文化，也是族群成員因認同感而建構出的歷史記憶，而最終目的即在於宣稱族群文化與鞏固其族群地位。
另刊載【研究論文】2篇，第1篇〈清季臺灣大嵙崁之役中棟軍支應處的運作（1891-92年）〉，作者黃富三教授指出：棟軍支應處係仿效淮軍營制，設中路營務處，光緒17至18（1891-92）年林朝棟北上主導大嵙崁之役，後勤組織大致上是：棟軍支應處向棟軍後路糧臺與棟軍後路轉運局（臺北行臺）二處申請補給，包括軍餉、軍需品及日用品。後勤補給路線除淡水河運可通達大嵙崁，最值得注意的是近代通訊與交通工具之運用，即電報與鐵路之運用。本文證明至遲在光緒17年10月前基隆至臺北與臺北至新竹已經通車，而非一般作品所稱之光緒18或19（1893）年，而林朝棟亦加以利用以迅速往返大稻埕與桃子園車站，每日往返有三班車。後勤單位分工良好、運作有效可說是林朝棟完成使命之重要因素。
第2篇〈臺北高校與臺北帝大知識與人脈的流動：以瀨邊惠鎧為中心〉，作者歐素瑛纂修指出：臺北高等學校與臺北帝國大學均屬於日治時期臺灣的高等教育機關。兩校實互為上、下級學校，關係自甚密切，人事交流更是頻繁。本文以化學科教授瀨邊惠鎧為例，由其先後執教於臺北高校、臺北帝大之教學、研究經歷，究明兩校在知識與人脈的流動，以及教學、研究上的不同特性。
【田野調查與史料介紹】1篇〈二戰中日本帝國的鈾爆彈夢與臺灣〉，作者林炳炎老師指出：二戰中，1943年3月，日本帝國修改採礦法令，有兩種稀元素礦石鋯和獨居石成為軍用物質。這兩種礦物的開採在高度保密和匆忙中進行。戰後，很難看到這軍事的採礦計畫的全貌，稀元素製造「鈾爆弾」，除了是軍極密外，它還是日本學術界禁忌。本文嘗試從軍極密的殘存資料隙縫，拼湊出不完整的圖像。
《臺灣文獻》季刊69卷4期目錄
【東臺灣研究】專輯
【東臺灣研究】專輯導讀／陳鴻圖
【研究論文】
1.1896年清軍殘兵對臺灣後山中路平埔族社的征伐／潘繼道
2.花蓮鳳林日本移民村菸業文化遺產的生產與意義轉換／陳涵秀
3.二二八事件在臺東／吳俊瑩
4.「綠島監獄島」之記憶空間變遷探討／陳瑞琪、潘宗億
【書評與研究討論類】
5.歷史記憶中的噶瑪蘭族「獨木舟」／陳逸君
【研究論文】
6.清季臺灣大嵙崁之役中棟軍支應處的運作（1891-92年）／黃富三
7.臺北高校與臺北帝大知識與人脈的流動：以瀨邊惠鎧為中心／歐素瑛
【田野調查與史料介紹】
8.二戰中日本帝國的鈾爆彈夢與臺灣／林炳炎
本期《臺灣文獻》季刊售價工本費新臺幣300元，展售處：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02-25180207
http：//www.govbooks.com.tw
五南文化廣場臺中總店 臺中市中山路6號（火車站旁）04-22260330 http//www.wunanbooks.com.tw
另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史蹟大樓1樓販賣部，亦可購得本館出版之各類書籍，地址：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1路256號，電話049－2316881轉168，歡迎讀者洽購。
《草屯地區古文書專輯》
書 名：草屯地區古文書專輯
撰 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校
出版日期：民國88年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索書號：677.9552 / 9028 / 1999
簡介：
古文書雖是個人、家族過往紀錄的一個小片段，然而，經過系統性的匯集、整理、解讀與研究，卻可成為推演社會發展與變遷的證據。
本館前身臺灣省文獻會時期出版的《草屯地區古文書》，含括草屯地區三大姓氏：林姓、洪姓、簡姓家族契書。以小區域分析，其中以草鞋墩庄最多，係歷年多次由不同收藏家手中購置、累積的成果。仔細比對整理，經常能重現契書的上下手關係，頗為難得，為清代草屯地區土地開發、移轉提供相當有用的研究素材。在數量上，本書編輯整理的古文書共259件，類別以日治時期大正9（1934）年之前街庄行政轄區分為：草鞋墩、新庄及北投埔、山腳及林子頭、石頭埔及月眉厝、匏子寮 及牛屎崎、北勢埔、南埔等。其特色是主題性的呈現，以「草屯」為地域範圍，從本館典藏古文書中挑選而出，有助於研究者重構此一地區的早期社會、經濟活動。
書 名：草屯地區古文書專輯
撰 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校
出版日期：民國88年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索書號：677.9552 / 9028 / 1999
簡介：
古文書雖是個人、家族過往紀錄的一個小片段，然而，經過系統性的匯集、整理、解讀與研究，卻可成為推演社會發展與變遷的證據。
本館前身臺灣省文獻會時期出版的《草屯地區古文書》，含括草屯地區三大姓氏：林姓、洪姓、簡姓家族契書。以小區域分析，其中以草鞋墩庄最多，係歷年多次由不同收藏家手中購置、累積的成果。仔細比對整理，經常能重現契書的上下手關係，頗為難得，為清代草屯地區土地開發、移轉提供相當有用的研究素材。在數量上，本書編輯整理的古文書共259件，類別以日治時期大正9（1934）年之前街庄行政轄區分為：草鞋墩、新庄及北投埔、山腳及林子頭、石頭埔及月眉厝、匏子寮 及牛屎崎、北勢埔、南埔等。其特色是主題性的呈現，以「草屯」為地域範圍，從本館典藏古文書中挑選而出，有助於研究者重構此一地區的早期社會、經濟活動。
2019年1月份編目上架之圖書
2019年1月份編目上架之圖書計9冊，內容涵蓋本館近期蒐藏及採集入館圖書。書目詳見本館圖書資訊查詢系統 http://library.th.gov.tw/opac880/
2019年1月份編目上架之圖書計9冊，內容涵蓋本館近期蒐藏及採集入館圖書。書目詳見本館圖書資訊查詢系統 http://library.th.gov.tw/opac880/
| 發 行 人 | 張鴻銘 | |
| 行政指導 | 劉澤民 | |
| 總 編 輯 | 王希智 | |
| 執行編輯 | 廖學恆 | |
| 編輯小組 | 張家榮、黃淑惠、鐘登崇、洪明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