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家韋勝茂書法篆刻個展
篆刻家韋勝茂書法篆刻個展將於本（108）年7月5日（五）至22日（日）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物大樓2樓鯤島風華特展室展出，歡迎蒞臨參觀。
韋勝茂先生，國防管理學院畢業，曾任陸軍總部主計署參謀，專長為資訊。公餘之暇，書法、篆刻、陶刻等創作為一生樂趣，擔任篆刻及書法老師，作育眾多英才。堪稱多才多藝。
本次展出集結了韋先生近十年的作品精華，篆刻作品共約300件，材質涵蓋牙質、玻璃、玉石及螺溪石等，並有毫芒刻字展現。還有約80件的書法作品，內容包含篆、隸、行、草、楷書等。
印章結合書法的意境，和篆刻的刀藝，方寸之間，呈現氣象萬千氣勢。一生絕作是小巧的象牙印，琵琶行、長恨歌一千多字全部落款在上面，密不容針，疏能走馬，達到恰到好處的絕妙境界。看過的人都讚嘆不已。
誠摯邀請大家親身體驗韋先生絕妙的刀藝與意境。
篆刻家韋勝茂書法篆刻個展將於本（108）年7月5日（五）至22日（日）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物大樓2樓鯤島風華特展室展出，歡迎蒞臨參觀。
韋勝茂先生，國防管理學院畢業，曾任陸軍總部主計署參謀，專長為資訊。公餘之暇，書法、篆刻、陶刻等創作為一生樂趣，擔任篆刻及書法老師，作育眾多英才。堪稱多才多藝。
本次展出集結了韋先生近十年的作品精華，篆刻作品共約300件，材質涵蓋牙質、玻璃、玉石及螺溪石等，並有毫芒刻字展現。還有約80件的書法作品，內容包含篆、隸、行、草、楷書等。
印章結合書法的意境，和篆刻的刀藝，方寸之間，呈現氣象萬千氣勢。一生絕作是小巧的象牙印，琵琶行、長恨歌一千多字全部落款在上面，密不容針，疏能走馬，達到恰到好處的絕妙境界。看過的人都讚嘆不已。
誠摯邀請大家親身體驗韋先生絕妙的刀藝與意境。
原住民專題系列講座：布農族郡大社部落歷史
專題名稱：布農族郡大社部落歷史
主講人：海樹兒‧犮剌拉菲（國立臺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時間：民國108年7月4日（星期四）14:00～16:00（13:30 開放入場）
地點：國史館4樓大禮堂（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1段2號）
專題名稱：布農族郡大社部落歷史
主講人：海樹兒‧犮剌拉菲（國立臺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時間：民國108年7月4日（星期四）14:00～16:00（13:30 開放入場）
地點：國史館4樓大禮堂（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1段2號）
臺灣的公路發展
一、清代的臺灣公路
臺灣原住民採集、狩獵及游耕活動，多為人行小徑。西班牙、荷蘭至明鄭時期部分統治臺灣，僅屬區域性鄉間道路，未成規模。清朝領臺前期，所謂交通之「道路」，可謂拓墾性質之羊腸小徑。清康熙23（1684）年，設臺灣府於安平，隸屬福建省，下轄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在接續二百多年間，始較有規劃開闢重要「官道」，即為人民通往機關洽公或官方為統治目的而築之道路，而以安平向南至沙馬磯（約恆春一帶）的「南路」，及往北至雞籠的「北路」，為南北往來之縱貫線（縱貫道），大致上，北路路線多由各平埔族部落串連，南路則以屯墾的區域串連，也是現今省道臺一線的最初雛型（註1）。然當時道路品質不佳，可從郁永河於康熙36（1697）年來臺，後所撰寫《裨海紀遊》中，描述渡河過東螺溪（舊濁水溪）幾乎溺斃的驚險文字，「…至東螺溪，與西螺溪廣正等，而水深湍急過之，轅中牛懼溺臥而浮，番兒十餘，扶輪以濟，不溺者幾矣」。同治13（1874）年，巡撫沈葆楨治臺，開山撫番，修築道路，建築三條連結東西部的重要「道路」，即北路由蘇澳至奇萊（今花蓮），中路由林圮埔（竹山）至璞石閣（今花蓮玉里），南路則由射寮（屏東）至卑南（臺東）。綜觀清代所築之道路，雖有相當里程，然路況惡劣，雜草叢生、泥濘不堪，時常遭雨水沖刷或泥沙覆蓋而阻礙，橋樑尤其簡陋（註2），當時渡河通常只能等水少或枯水期再渡船，且因路途遙遠，若從淡水來往臺南，可能得走上數月，現今留下的古地名，如彰化市的「渡船頭」、桃園楊梅區「老飯店」、臺南鹽水區的「飯店里」等，都是因為交通運輸所需，遺留下的老地名。
二、日治時期建設
日本統治臺灣，有感交通道路狀況不利管理，臺灣總督府陸續展開鐵路、築港、道路、通信、下水道、都市計畫等基礎工程。初期以軍事工兵整建、拓寬道路，並組織交通網，唯當時築路，可通行汽車的路線不多，至日本統治結束前，約有33條路線鋪設柏油路面，計486.73公里（註3）。但基本上已建構臺灣現今主要道路基礎。
昭和元（1926）年，總督府調整交通政策，將以往著重鐵路、港灣建設，轉向納入道路，並推動各州廳道路改良計畫，在昭和5（1930）年制定「道路費國庫補助規程」和「道路構造規程」後，確定經費補助方式和施工標準，完成首次國庫補助道路改修及追加計畫，各州、廳所推動的道路橋樑改修事業，主要是配合幹線道路改良的維護及修繕（註4）。郊外幹道的近代鋪設系統，則要到昭和11（1936）年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提出「全島國道路線及國庫補助路線鋪裝計畫」，方有較大發展突破（註5）。據總督府交通局昭和12（1937）年統計，指定道路（相當於日本內地的國道、都道府縣道）已有3,352公里、市街庄道路（保甲道路，興建費由地方民眾負擔）13,148公里（註6）。另昭和11（1936）年總督府港灣課所編之「臺灣指定道路圖」中可看出（註7），當時重要道路修築，包含西部縱貫道修繕及延伸、新店礁溪道路新築、蘇澳花蓮港公路改修、花蓮港臺東（卑南）道路整建、臺東楓港道路新築、基隆淡水道路拓建、澎湖廳道路等（註8），其中也為開發山地資源，積極開闢警備理蕃道，以深化對原住民統治。橋樑方面，因耗費甚高，整體發展較遲，然而構造已採用RC、RCT或鋼板形式，除了縱貫公路的各型橋樑計450座外（唯西螺大橋至日本戰敗投降時尚未竣工），長度超過1百公尺以上者計72座（註9）。
總督府亦規劃全臺相關道路標準與規則，先於明治33（1900）年修訂「道路橋樑等設備準則」，將重要路線路寬分等，一等為路幅7間（12.72公尺，一間為1.818尺）、二等為6間（10.91公尺）、三等為5間（9.09公尺）以上，開始建立道路的管理制度（註10）。並命令地方廳施行築路測量，明治37（1904）年樹立「圖式道路臺帳調製計畫」，指定調查路線，通告各廳調查方法，依規製作「道路臺帳」，包含道路、橋樑與暗渠三種臺帳所必須登錄的項目，如名稱、起訖點、開鑿改築的時間、工程費用使用狀況、界線所在、道路幅員、坡路、地質、砂礫鋪設等（註11），至此全島性道路管理乃較有統一及全面性的標準。
而在道路規則方面，首先臺北縣最早於明治29（1896）年頒布「街路取締規則」規範，此為臺灣街道管理之始。為避免各種傳染病與地方性流行病，加強公共衛生，總督府除於明治35（1902）年頒訂「道路清掃規則」（註12），道路清掃及小規模工程由街庄里民負擔，並於明治36（1903）年以訓令頒布全島性的「街路取締規則標準」，規定修理、使用、清潔、保安通行等事項，並附有罰則（註13）。
修築道路的財源，起初由日本國庫支應，明治31（1898）年地方稅制公布後，公路的修建養護由人民及地方政府分別負擔（註14）。同年制定的「保甲條例」，原是為對付土匪，維護治安所用，總督府加以運用「保甲制度」，當各官廳在築路計畫確定後，會將計畫告喻地方街庄長及士紳，由他們向民眾解釋，令其勸說民眾遷離、募款、服無償勞役，動員人民獻工、獻地、獻金築路。若有不從者，透過警察，或採更強硬態度，故時有臺灣人反抗築路事件發生（註15）。清領時期由地方士紳領導築路的傳統延伸至日治時期，道路施政過慢時，臺灣有識之士常積極擬定計畫，或自發性出資築路，然而保甲民眾常須忍受不平等的待遇（如：日本人未編入保甲體系中）、補償方式或過度勞役（註16）。
三、戰後臺灣公路復興
日本戰敗後，原總督府主管公路單位鑛工局土木課，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工礦處公共工程局接管，並於民國38（1949）年併入交通處公路局（簡稱臺灣省公路局），統一主掌公路事業，戰後的公路工程始步入正軌。然而二次大戰期間因轟炸因素，臺灣道路毀損不堪，中華民國政府接收道路約17,000公里（含指定道路及市街庄道路），然能通車者不及40%，首先全力恢復改善道路與橋樑，故名曰「公路復興」（註17），在美援的挹注下，完成幾項重大公路建設，除民國42（1953）年西螺大橋通車，象徵交通命脈西部縱貫線終於完成打通，另隨著汽車的普及化，民國49（1960）年中部橫貫公路、民國55（1966）年北部橫貫公路及民國61（1972）年南部橫貫公路，陸續通車，至民國67（1978）年中山高速公路通車（註18），自此臺灣公路發展走向另一個新紀元。
註1：陳世慧等，《臺灣脈動：省道的築夢與築路》，頁22。黃智偉，《省道臺一線的故事》，頁63-71。
註2：臺灣省公路局，《臺灣公路》，頁2。
註3：陳俊編，《臺灣道路發展史》，頁281。
註4：蔡龍保，〈日治時期臺灣道路改良事業之展開（1926-1936）〉，《國史館學術季刊》17，頁44。「縣、廳道路橋梁修繕工事委任」（1897-06-26） ，〈府報第108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0108a001。
註5：蔡龍保，《殖民統治之基礎工程：日治臺灣道路事業之研究》，頁309。
註6：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臺灣の道路》，頁16-17。
註7：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臺灣指定道路圖〉《全島國道路線及國庫補助路線鋪裝計画》，1937。
註8：王俊友等，《世紀交通：運輸重要檔案專題選輯》，頁135。
註9：陳俊，前揭註3，頁301-302。
註10：王俊友，前揭註8，頁135。
註11：蔡龍保，《殖民統治之基礎工程：日治臺灣道路事業之研究》，頁196-199。「道路臺帳規則」（1916-06-23） ，〈府報第1043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21043a001。「道路臺帳調製方深坑廳外四廳ヘ通達ノ件」（1909-03-01），〈明治四十二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九十二卷殖產土木〉，《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5249016。
註12：「新開道路ノ修繕及掃除標準」（1897-10-05），〈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 類纂甲種永久保存第二十五卷交通土木及工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45025。
註13：陳芝蓉，〈左極樂，右地獄：日治時期臺灣「左側通行」規則之推行〉，《臺灣學研究》18，頁53-98。「街路取締規則標準發布ノ件、內訓第一一號」（1902-11-19），〈明治三十六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七十八卷土木工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879013。
註14：陳俊，前揭註3，頁213。
註15：蔡龍保，〈日治時期臺灣道路事業的推進—民力之徵用與臺灣人之拒適〉，《國 史館學術季刊》15，頁5-6。
註16：蔡龍保，前揭註15，頁28。
註17：臺灣省交通處公路局，《臺灣公路復興史》，1958，頁3-4。
註18：王俊友，前揭註8，頁144-157。
參考文獻：
1.王俊友等，《世紀交通：運輸重要檔案專題選輯》，臺北：交通部等，2013。
2.陳世慧等，《臺灣脈動：省道的築夢與築路》，臺北：經典雜誌，2008。
3.陳芝蓉，〈左極樂，右地獄：日治時期臺灣「左側通行」規則之推行〉，《臺灣學研究》18，頁53-98，2015。
4.陳俊，《臺灣道路發展史》，臺北：交通部運輸研究所，1987。
5.黃智偉，《省道臺一線的故事》，臺北：如果出版，2011。
6.臺灣省公路局，《臺灣公路》，臺北：臺灣省公路局，1950。
7.臺灣省交通處公路局，《臺灣公路復興史》，臺北：自版，1958。
8.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臺灣指定道路圖〉《全島國道路線及國庫補助路線鋪裝計画》，臺北市：自版：1937。
9.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臺灣の道路》，臺北：自版，1937。
10.蔡龍保，〈日治時期臺灣道路事業的推進—民力之徵用與臺灣人之拒適〉，《國史館學術季刊》15，頁1-34，2008。
11.蔡龍保，〈日治時期臺灣道路改良事業之展開（1926-1936）〉，《國史館學術季刊》17，頁39-83，2008。
12.蔡龍保，《殖民統治之基礎工程：日治臺灣道路事業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8。
引用檔案：
1.「道路臺帳規則」（1916-06-23） ，〈府報第1043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21043a001。
2.「道路臺帳調製方深坑廳外四廳ヘ通達ノ件」（1909-03-01），〈明治四十二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九十二卷殖產土木〉，《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5249016。
3.「新開道路ノ修繕及掃除標準」（1897-10-05），〈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甲種永久保存第二十五卷交通土木及工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45025。
4.「街路取締規則標準發布ノ件、內訓第一一號」（1902-11-19），〈明治三十六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七十八卷土木工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879013。
一、清代的臺灣公路
臺灣原住民採集、狩獵及游耕活動，多為人行小徑。西班牙、荷蘭至明鄭時期部分統治臺灣，僅屬區域性鄉間道路，未成規模。清朝領臺前期，所謂交通之「道路」，可謂拓墾性質之羊腸小徑。清康熙23（1684）年，設臺灣府於安平，隸屬福建省，下轄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在接續二百多年間，始較有規劃開闢重要「官道」，即為人民通往機關洽公或官方為統治目的而築之道路，而以安平向南至沙馬磯（約恆春一帶）的「南路」，及往北至雞籠的「北路」，為南北往來之縱貫線（縱貫道），大致上，北路路線多由各平埔族部落串連，南路則以屯墾的區域串連，也是現今省道臺一線的最初雛型（註1）。然當時道路品質不佳，可從郁永河於康熙36（1697）年來臺，後所撰寫《裨海紀遊》中，描述渡河過東螺溪（舊濁水溪）幾乎溺斃的驚險文字，「…至東螺溪，與西螺溪廣正等，而水深湍急過之，轅中牛懼溺臥而浮，番兒十餘，扶輪以濟，不溺者幾矣」。同治13（1874）年，巡撫沈葆楨治臺，開山撫番，修築道路，建築三條連結東西部的重要「道路」，即北路由蘇澳至奇萊（今花蓮），中路由林圮埔（竹山）至璞石閣（今花蓮玉里），南路則由射寮（屏東）至卑南（臺東）。綜觀清代所築之道路，雖有相當里程，然路況惡劣，雜草叢生、泥濘不堪，時常遭雨水沖刷或泥沙覆蓋而阻礙，橋樑尤其簡陋（註2），當時渡河通常只能等水少或枯水期再渡船，且因路途遙遠，若從淡水來往臺南，可能得走上數月，現今留下的古地名，如彰化市的「渡船頭」、桃園楊梅區「老飯店」、臺南鹽水區的「飯店里」等，都是因為交通運輸所需，遺留下的老地名。
二、日治時期建設
日本統治臺灣，有感交通道路狀況不利管理，臺灣總督府陸續展開鐵路、築港、道路、通信、下水道、都市計畫等基礎工程。初期以軍事工兵整建、拓寬道路，並組織交通網，唯當時築路，可通行汽車的路線不多，至日本統治結束前，約有33條路線鋪設柏油路面，計486.73公里（註3）。但基本上已建構臺灣現今主要道路基礎。
昭和元（1926）年，總督府調整交通政策，將以往著重鐵路、港灣建設，轉向納入道路，並推動各州廳道路改良計畫，在昭和5（1930）年制定「道路費國庫補助規程」和「道路構造規程」後，確定經費補助方式和施工標準，完成首次國庫補助道路改修及追加計畫，各州、廳所推動的道路橋樑改修事業，主要是配合幹線道路改良的維護及修繕（註4）。郊外幹道的近代鋪設系統，則要到昭和11（1936）年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提出「全島國道路線及國庫補助路線鋪裝計畫」，方有較大發展突破（註5）。據總督府交通局昭和12（1937）年統計，指定道路（相當於日本內地的國道、都道府縣道）已有3,352公里、市街庄道路（保甲道路，興建費由地方民眾負擔）13,148公里（註6）。另昭和11（1936）年總督府港灣課所編之「臺灣指定道路圖」中可看出（註7），當時重要道路修築，包含西部縱貫道修繕及延伸、新店礁溪道路新築、蘇澳花蓮港公路改修、花蓮港臺東（卑南）道路整建、臺東楓港道路新築、基隆淡水道路拓建、澎湖廳道路等（註8），其中也為開發山地資源，積極開闢警備理蕃道，以深化對原住民統治。橋樑方面，因耗費甚高，整體發展較遲，然而構造已採用RC、RCT或鋼板形式，除了縱貫公路的各型橋樑計450座外（唯西螺大橋至日本戰敗投降時尚未竣工），長度超過1百公尺以上者計72座（註9）。
總督府亦規劃全臺相關道路標準與規則，先於明治33（1900）年修訂「道路橋樑等設備準則」，將重要路線路寬分等，一等為路幅7間（12.72公尺，一間為1.818尺）、二等為6間（10.91公尺）、三等為5間（9.09公尺）以上，開始建立道路的管理制度（註10）。並命令地方廳施行築路測量，明治37（1904）年樹立「圖式道路臺帳調製計畫」，指定調查路線，通告各廳調查方法，依規製作「道路臺帳」，包含道路、橋樑與暗渠三種臺帳所必須登錄的項目，如名稱、起訖點、開鑿改築的時間、工程費用使用狀況、界線所在、道路幅員、坡路、地質、砂礫鋪設等（註11），至此全島性道路管理乃較有統一及全面性的標準。
而在道路規則方面，首先臺北縣最早於明治29（1896）年頒布「街路取締規則」規範，此為臺灣街道管理之始。為避免各種傳染病與地方性流行病，加強公共衛生，總督府除於明治35（1902）年頒訂「道路清掃規則」（註12），道路清掃及小規模工程由街庄里民負擔，並於明治36（1903）年以訓令頒布全島性的「街路取締規則標準」，規定修理、使用、清潔、保安通行等事項，並附有罰則（註13）。
修築道路的財源，起初由日本國庫支應，明治31（1898）年地方稅制公布後，公路的修建養護由人民及地方政府分別負擔（註14）。同年制定的「保甲條例」，原是為對付土匪，維護治安所用，總督府加以運用「保甲制度」，當各官廳在築路計畫確定後，會將計畫告喻地方街庄長及士紳，由他們向民眾解釋，令其勸說民眾遷離、募款、服無償勞役，動員人民獻工、獻地、獻金築路。若有不從者，透過警察，或採更強硬態度，故時有臺灣人反抗築路事件發生（註15）。清領時期由地方士紳領導築路的傳統延伸至日治時期，道路施政過慢時，臺灣有識之士常積極擬定計畫，或自發性出資築路，然而保甲民眾常須忍受不平等的待遇（如：日本人未編入保甲體系中）、補償方式或過度勞役（註16）。
三、戰後臺灣公路復興
日本戰敗後，原總督府主管公路單位鑛工局土木課，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工礦處公共工程局接管，並於民國38（1949）年併入交通處公路局（簡稱臺灣省公路局），統一主掌公路事業，戰後的公路工程始步入正軌。然而二次大戰期間因轟炸因素，臺灣道路毀損不堪，中華民國政府接收道路約17,000公里（含指定道路及市街庄道路），然能通車者不及40%，首先全力恢復改善道路與橋樑，故名曰「公路復興」（註17），在美援的挹注下，完成幾項重大公路建設，除民國42（1953）年西螺大橋通車，象徵交通命脈西部縱貫線終於完成打通，另隨著汽車的普及化，民國49（1960）年中部橫貫公路、民國55（1966）年北部橫貫公路及民國61（1972）年南部橫貫公路，陸續通車，至民國67（1978）年中山高速公路通車（註18），自此臺灣公路發展走向另一個新紀元。
註1：陳世慧等，《臺灣脈動：省道的築夢與築路》，頁22。黃智偉，《省道臺一線的故事》，頁63-71。
註2：臺灣省公路局，《臺灣公路》，頁2。
註3：陳俊編，《臺灣道路發展史》，頁281。
註4：蔡龍保，〈日治時期臺灣道路改良事業之展開（1926-1936）〉，《國史館學術季刊》17，頁44。「縣、廳道路橋梁修繕工事委任」（1897-06-26） ，〈府報第108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0108a001。
註5：蔡龍保，《殖民統治之基礎工程：日治臺灣道路事業之研究》，頁309。
註6：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臺灣の道路》，頁16-17。
註7：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臺灣指定道路圖〉《全島國道路線及國庫補助路線鋪裝計画》，1937。
註8：王俊友等，《世紀交通：運輸重要檔案專題選輯》，頁135。
註9：陳俊，前揭註3，頁301-302。
註10：王俊友，前揭註8，頁135。
註11：蔡龍保，《殖民統治之基礎工程：日治臺灣道路事業之研究》，頁196-199。「道路臺帳規則」（1916-06-23） ，〈府報第1043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21043a001。「道路臺帳調製方深坑廳外四廳ヘ通達ノ件」（1909-03-01），〈明治四十二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九十二卷殖產土木〉，《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5249016。
註12：「新開道路ノ修繕及掃除標準」（1897-10-05），〈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 類纂甲種永久保存第二十五卷交通土木及工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45025。
註13：陳芝蓉，〈左極樂，右地獄：日治時期臺灣「左側通行」規則之推行〉，《臺灣學研究》18，頁53-98。「街路取締規則標準發布ノ件、內訓第一一號」（1902-11-19），〈明治三十六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七十八卷土木工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879013。
註14：陳俊，前揭註3，頁213。
註15：蔡龍保，〈日治時期臺灣道路事業的推進—民力之徵用與臺灣人之拒適〉，《國 史館學術季刊》15，頁5-6。
註16：蔡龍保，前揭註15，頁28。
註17：臺灣省交通處公路局，《臺灣公路復興史》，1958，頁3-4。
註18：王俊友，前揭註8，頁144-157。
參考文獻：
1.王俊友等，《世紀交通：運輸重要檔案專題選輯》，臺北：交通部等，2013。
2.陳世慧等，《臺灣脈動：省道的築夢與築路》，臺北：經典雜誌，2008。
3.陳芝蓉，〈左極樂，右地獄：日治時期臺灣「左側通行」規則之推行〉，《臺灣學研究》18，頁53-98，2015。
4.陳俊，《臺灣道路發展史》，臺北：交通部運輸研究所，1987。
5.黃智偉，《省道臺一線的故事》，臺北：如果出版，2011。
6.臺灣省公路局，《臺灣公路》，臺北：臺灣省公路局，1950。
7.臺灣省交通處公路局，《臺灣公路復興史》，臺北：自版，1958。
8.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臺灣指定道路圖〉《全島國道路線及國庫補助路線鋪裝計画》，臺北市：自版：1937。
9.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臺灣の道路》，臺北：自版，1937。
10.蔡龍保，〈日治時期臺灣道路事業的推進—民力之徵用與臺灣人之拒適〉，《國史館學術季刊》15，頁1-34，2008。
11.蔡龍保，〈日治時期臺灣道路改良事業之展開（1926-1936）〉，《國史館學術季刊》17，頁39-83，2008。
12.蔡龍保，《殖民統治之基礎工程：日治臺灣道路事業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8。
引用檔案：
1.「道路臺帳規則」（1916-06-23） ，〈府報第1043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21043a001。
2.「道路臺帳調製方深坑廳外四廳ヘ通達ノ件」（1909-03-01），〈明治四十二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九十二卷殖產土木〉，《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5249016。
3.「新開道路ノ修繕及掃除標準」（1897-10-05），〈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甲種永久保存第二十五卷交通土木及工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45025。
4.「街路取締規則標準發布ノ件、內訓第一一號」（1902-11-19），〈明治三十六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七十八卷土木工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879013。
中元節－水燈
水燈，用以招請水上孤魂上岸來接受普度，放水燈儀式通常在普度前夜進行。水燈以竹篾及紙糊成，外型仿自祠堂或民厝，其上寫有「陰光普照」及供獻人姓名，中間則置放蠟燭、銀紙及經衣等物。放水燈前需先在水岸邊擺設供桌、祭品並由道士進行召請水中孤魂的儀式，儀式之後信徒方可點燃蠟燭並流放水燈。
水燈，用以招請水上孤魂上岸來接受普度，放水燈儀式通常在普度前夜進行。水燈以竹篾及紙糊成，外型仿自祠堂或民厝，其上寫有「陰光普照」及供獻人姓名，中間則置放蠟燭、銀紙及經衣等物。放水燈前需先在水岸邊擺設供桌、祭品並由道士進行召請水中孤魂的儀式，儀式之後信徒方可點燃蠟燭並流放水燈。
兒玉家兩代臺灣總督？篇一：兒玉源太郎
《續修臺灣省通志文職表》中關於歷任臺灣總督的資料中，出現了一筆記載：「兒玉伯雄，源太郎長子，伯爵。民國21年（昭和7年）5月任，不就。」在1932年3月2日南弘被任命為臺灣總督，但齋藤實於同年5月26日組閣，南弘接受遞信大臣的位置返回日本，而在5月27日馬上就由甫卸任的文部省次官中川健藏接任臺灣總督一職，那這位兒玉源太郎的長子到底有沒有被派任，而為何不就任職務？
首先，兒玉源太郎的長子叫兒玉秀雄，此處可能誤植，因為其承襲父親的伯爵勳位，故多以「兒玉伯」稱之，可能記載時就把「兒玉伯秀雄」誤植「兒玉伯雄」。兒玉源太郎（1852-1906）的伯爵是追認的，1906年4月1日他因為日俄戰爭擔任滿州軍參謀長的功績，受賞功一等旭日桐花大綬章，軍階為陸軍大將，勳位為正三位勳一等功三等男爵；7月23日封為從二位勳一等功一等子爵，不過那天就過世了，宮內省用特旨進一級，因此成為正二位。死後隔年的10月2日，長子秀雄才繼任追封的伯爵爵位。
兒玉源太郎家系在江戶時期並不顯赫，父親是長州藩支系德山藩藩士，俸祿100石的馬迴（相當於藩主親衛隊），雖然算是中等士族階級，勉強算吏但還稱不上官。明治維新後整個社會階級大轉變，站在政府領導階級的幾乎都是幕府時期的下等士族後代，兒玉出身勉強算好的了。兒玉源太郎靠從軍一步一步爬到高位，且多是實際的戰功。1869年從軍，1874年來臺參與進攻牡丹社任務，因功升為少佐（相當於少校）；1876年生了長子秀雄，1889年升為少將，進入了軍隊核心，擔任軍務局長。1895年6月底受命擔任臨時臺灣電信建設部長兼臨時臺灣燈標建設部長來臺，因此8月受封為男爵，隔年10月升為中將，並在1898年擔任臺灣總督，做了8年2個月，是任職最久的臺灣總督。
兒玉源太郎有7個兒子及4個女兒，其中長子、老三、老么成就較顯，長子就是本文提到的兒玉秀雄，老三兒玉友雄從軍，1904年以少尉軍階隨父親參加日俄戰爭，爾後走父親參謀路線，曾任朝鮮軍參謀長，最終官至陸軍中將，並於1938年9月8日至1939年12月1日間擔任臺灣軍司令官。第七子（么子）兒玉九一（上有6兄2姐），則走行政官僚路線，戰前曾任福岡、愛知縣知事、厚生省次官等，戰後為明治神宮外苑管理部長。
乃木希典擔任臺灣總督期間，產生一些風波，因此1897年《臺灣日日新報》有幾篇關於總督人選的社論浮上檯面，如〈川村伯與臺灣總督〉的文章，透露一些臺灣總督任用的消息。川村純義時任樞密顧問官，也是海軍中將，被媒體點名是有利臺灣總督人選，甚至說與時任臺灣總督的乃木希典有過臺灣問題的討論。除了川村外，文中點名3位現役中將川上操六、桂太郎、兒玉源太郎，日後被稱為「明治陸軍三羽鳥」；以及辭去軍職從政的3位中將曾我佑準、谷干城、三浦梧樓等，都是很好的總督人選。10月2日〈總督府官制與總督更迭〉一文，提到松方首相著手調整總督府官制修正，且因乃木與高野孟矩高院院長之對立等因素，導致中央開始物色繼任人選，因此當總督府官制通過之時，也是乃木下臺的時候。被點名的有前外務大臣青木周藏、陸軍中將近衛師團長黑木為楨、曾參加牡丹社事件的陸軍中將第一師團長奧保鞏，以及「文武兩才」的陸軍中將陸軍省次官兒玉源太郎。10月5日刊出東京特派觀察東京政壇的文章〈乃木總督更迭的理由〉，也認為總督府官制改正廢殖產局，主要也是配合六三法即將失效而調整，讓臺灣總督權利不致於過大，而乃木並不適合即將採用的新體制，如9月公布的「樟腦油稅則」實施期限過短造成總督信任危機，這篇也提出陸軍大臣高島鞆之助與西鄉從道適合接任。10月26日刊出東京特派的〈乃木總督的轉任說〉一文，說西部都督山地元治中將過世，乃木可以接任，或在內部遞補職務後，近衛師團、第一師團都有機會。因此東京政壇論乃木去職已成定局，其在11月7日以身體健康為由提出辭呈。有趣的是，從《日日新報》報導中，乃木在11月提出辭呈後（這是後人研究所得，在當時並未公開），乃木總督開始全臺灣巡迴巡視，赴澎湖、恆春以及花蓮、臺東等地，算是畢業巡禮吧，並且在1898年2月20日返回日本。
1898年1月5日的《臺灣日日新報》，東京來的電報快訊「新的內閣形成，而臺灣總督也要更替，大概會是兒玉陸軍次官吧」，宣告兒玉大致內定擔任總督。隔年2月20日乃木總督和民政局長曾根靜夫等人返回東京，2月26日內閣公布兒玉源太郎接任臺灣總督，兒玉於1898年3月18日抵臺敘職。同年的7月底，長子兒玉秀雄當時22歲，還在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政治學科就讀，來臺灣探親順便參觀，《漢文版日日新報》以〈少君遊臺〉為標題，內文為「兒玉爵督憲，令少君兒玉秀雄氏，現在內地法科大學中習業，茲際盛夏之期，學校休業，遙念其父在臺，故特渡臺省親並遊覽本島風景。經搭臺南丸輪船，去二十八日前六時，入基隆乘汽車來府云。」，且8月2日還與兒玉總督、民政長官後滕新平等拜訪板橋林本源宅邸。不過秀雄也是首位來臺省親的臺灣總督子女，這也顯示當時對臺經營算是趨於穩定，才會讓子女渡臺參訪。而日日新報日文版用中性稱呼「令息」，意指某某之子，漢文版用上「少君」這種封建稱呼，等於對總督大人的敬畏。
兒玉源太郎在臺灣總督任內也是頻繁往返臺灣與日本之間，其於1900年12月18日由基隆港出發返回日本本島，25日宣布兼任內閣陸軍大臣開始，直到隔年10月才返回臺灣，中間也傳出撤換總督新聞，但為虛報。而此次返臺最重要的是主持10月28日的臺灣神社祭，這個神社主祀乙未戰役中過世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在此神社祭來了包括能久親王遺孀、前臺灣總督乃木希典、德川宗家繼承人德川家達公爵等大人物，因此身為總督的兒玉當然要盡速返臺。12月6日又出發返回東京，1902年3月辭掉陸軍大臣兼職（順帶一提，接任陸軍大臣的是寺內正毅，是兒玉秀雄的岳父，也就是源太郎把位子讓給親家），並於5月22日返回臺灣專任總督。11月25日又出發到東京，這次乾脆在東京內幸町一丁目三番地拍手社內設置了總督府東京出張所。
在日本停留兩個月後，兒玉於1903年1月26日返臺，短暫停留兩個月，再於3月底到東京，安排了歐洲與美國的考察行程，走西伯利亞鐵路到英國、英國殖民地南非，再到美國。隨行的還有總督府殖產局長新渡戶稻造、總督府副官小澤德平、總督府參事官關屋貞三郎，以及糖業專家正田熊太郎等。原本規劃6月出發、11月回日本，甚至已在6月27日刊出出訪的人事令（辭令）。但桂太郎調整閣員時將兒玉源太郎安排內務大臣兼任文部大臣，因此整團的海外行程最終泡湯，這批人當中，新渡戶於1911年、正田晚至1922年才總算有訪問美國的機會。
兒玉源太郎於1903年10月從內務大臣轉任陸軍參謀次長，開始準備對俄羅斯的戰爭。總督如在中央兼任高等文官，對地方發展也有助益，更能獲取中央資源；但如果只是擔任軍職，那就對地方發展無助，因此開始有「總督轉職」的說法。之後日俄戰爭開打，報紙報導總督三子兒玉友雄少尉從軍，而源太郎隨著戰事有利也不斷升官，全臺仕紳除了有辜顯榮帶頭向義大利訂製四尊兒玉源太郎全身雕像外（2015年在臺南發現的遺構證明是雪花石膏材質），也有發表慰勞信並寄蜜柑到前線，也有文人不斷寫詩送給總督鼓勵。1905年9月日俄戰爭結束，兒玉於12月返回東京，就有辜顯榮、楊鵬博、陳瑞彩等人作為本島人代表前去慶賀凱旋。
兒玉以臺灣總督身份，睽違了快三年（1903年3月起算），在1905年12月29日返臺，臺灣各界開始籌備凱旋式，將從基隆下船後一路以華麗的車隊到臺北，沿途也準備了炫爛的布置。最特別的是，將以電燈欄杆及花燈等並配合傳統的火炬篝火，塑造一個銀河萬丈的光景，而本島人仕紳由臺南蔡國琳代表朗讀賀詞。臺北歡迎式後，兒玉於隔年1月9日開始各地視察，也就是各地比拼歡迎會場面，包含臺中、臺南、彰化、嘉義、高雄等地都有歡迎場面，《臺灣日日新報》蒐羅各地歡迎會照片，甚至還出版紀念寫真帖，但這也是兒玉源太郎最後在臺灣的日子了。
1月18日兒玉到東京，與日俄戰爭的諸位大官，如：總帥大山巖等參加在日本的凱旋式，並參拜伊勢神宮。1906年3月初就有傳出內定兒玉源太郎當參謀總長，然後由陸軍大將東京戍衛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擔任臺灣總督，而社論中也提到佐久間是僅次於山縣有朋、大山巖、野津道貫三位元帥下的陸軍大老。而3月17日梅山大地震，整個臺灣災情慘重，因此臺灣總督的派任更需加快。於是4月11日就宣布兒玉源太郎升子爵、後藤新平封男爵、佐久間左馬太任臺灣總督的敘任令。兒玉在臺灣的高階幹部，如：後藤新平、警察總長大島久滿次、殖產局長祝辰巳等，於4月2日在東京與長官餐敘，不過這些人都還繼續回臺灣服務，佐久間左馬太則是在5月24日抵達基隆敘職。
當了參謀總長的兒玉源太郎在6月22日於東京與後藤新平碰面，用餐後聊了三個鐘頭，並向學醫的後藤談到近來身體狀況不佳，頭很重，之後出來玄關送後藤坐車。同年6月8日通過勅令第142号「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ニ關スル件」，於7月13日成立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設立委員會，兒玉任委員長，這是處理遼東半島鐵道事業的重要組織，是日本帝國經營滿州的第一線，其總裁一職競爭激烈，7月22日的社論就有提出井上馨、樺山資紀、高島鞆之助等大老，或是與兒玉源太郎關係匪淺的青壯派人物。7月23日兒玉源太郎因為腦溢血過世，享年54歲，其葬儀式在7月28日的東京舉行，治喪委員會由親家陸軍大臣寺內正毅擔任委員長，得力部下後藤新平、軍中前輩乃木希典等為委員，臺灣也在淡水館發起敬弔法會。
兒玉源太郎身後的位置，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的設立委員長，就由親家寺內正毅接手，而9月宣布的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第一任總裁，就是其得力部下後藤新平。而爵位子爵由長子兒玉秀雄繼承，當時他也至南滿州擔任司令部文官一年多，日俄戰後隨同父親回到東京，擔任煙草專賣局事務官兼大蔵書記官。而日本政府為了紀念兒玉源太郎，在有關他留下事蹟的地方改名為「兒玉」，1907年11月在大連的技師街一帶改名兒玉町，臺灣則是到1922年3月實施「町名改正」的時候，才將現今臺北中正區龍福里、南福里改名為兒玉町。
參考閱讀：
以兒玉源太郎做主角的相關小說傳記不多，最近由日本網路作家 なかさん 在「小説家になろう」論壇連載〈陸軍大将 児玉源太郎 日本一小さな巨人〉，https://webnovels.jp/narou/n1666fg。
關於兒玉源太郎雕像事情，請參考臺南市文化局報導：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oJ8FsiLxhI。
關於電燈欄杆一段，請參考臺電前處長的考察文章，1905年啟用的發電廠能在兒玉源太郎歡迎式上提供用電使用頗合理：https://reurl.cc/8Zrpj
《續修臺灣省通志文職表》中關於歷任臺灣總督的資料中，出現了一筆記載：「兒玉伯雄，源太郎長子，伯爵。民國21年（昭和7年）5月任，不就。」在1932年3月2日南弘被任命為臺灣總督，但齋藤實於同年5月26日組閣，南弘接受遞信大臣的位置返回日本，而在5月27日馬上就由甫卸任的文部省次官中川健藏接任臺灣總督一職，那這位兒玉源太郎的長子到底有沒有被派任，而為何不就任職務？
首先，兒玉源太郎的長子叫兒玉秀雄，此處可能誤植，因為其承襲父親的伯爵勳位，故多以「兒玉伯」稱之，可能記載時就把「兒玉伯秀雄」誤植「兒玉伯雄」。兒玉源太郎（1852-1906）的伯爵是追認的，1906年4月1日他因為日俄戰爭擔任滿州軍參謀長的功績，受賞功一等旭日桐花大綬章，軍階為陸軍大將，勳位為正三位勳一等功三等男爵；7月23日封為從二位勳一等功一等子爵，不過那天就過世了，宮內省用特旨進一級，因此成為正二位。死後隔年的10月2日，長子秀雄才繼任追封的伯爵爵位。
兒玉源太郎家系在江戶時期並不顯赫，父親是長州藩支系德山藩藩士，俸祿100石的馬迴（相當於藩主親衛隊），雖然算是中等士族階級，勉強算吏但還稱不上官。明治維新後整個社會階級大轉變，站在政府領導階級的幾乎都是幕府時期的下等士族後代，兒玉出身勉強算好的了。兒玉源太郎靠從軍一步一步爬到高位，且多是實際的戰功。1869年從軍，1874年來臺參與進攻牡丹社任務，因功升為少佐（相當於少校）；1876年生了長子秀雄，1889年升為少將，進入了軍隊核心，擔任軍務局長。1895年6月底受命擔任臨時臺灣電信建設部長兼臨時臺灣燈標建設部長來臺，因此8月受封為男爵，隔年10月升為中將，並在1898年擔任臺灣總督，做了8年2個月，是任職最久的臺灣總督。
兒玉源太郎有7個兒子及4個女兒，其中長子、老三、老么成就較顯，長子就是本文提到的兒玉秀雄，老三兒玉友雄從軍，1904年以少尉軍階隨父親參加日俄戰爭，爾後走父親參謀路線，曾任朝鮮軍參謀長，最終官至陸軍中將，並於1938年9月8日至1939年12月1日間擔任臺灣軍司令官。第七子（么子）兒玉九一（上有6兄2姐），則走行政官僚路線，戰前曾任福岡、愛知縣知事、厚生省次官等，戰後為明治神宮外苑管理部長。
乃木希典擔任臺灣總督期間，產生一些風波，因此1897年《臺灣日日新報》有幾篇關於總督人選的社論浮上檯面，如〈川村伯與臺灣總督〉的文章，透露一些臺灣總督任用的消息。川村純義時任樞密顧問官，也是海軍中將，被媒體點名是有利臺灣總督人選，甚至說與時任臺灣總督的乃木希典有過臺灣問題的討論。除了川村外，文中點名3位現役中將川上操六、桂太郎、兒玉源太郎，日後被稱為「明治陸軍三羽鳥」；以及辭去軍職從政的3位中將曾我佑準、谷干城、三浦梧樓等，都是很好的總督人選。10月2日〈總督府官制與總督更迭〉一文，提到松方首相著手調整總督府官制修正，且因乃木與高野孟矩高院院長之對立等因素，導致中央開始物色繼任人選，因此當總督府官制通過之時，也是乃木下臺的時候。被點名的有前外務大臣青木周藏、陸軍中將近衛師團長黑木為楨、曾參加牡丹社事件的陸軍中將第一師團長奧保鞏，以及「文武兩才」的陸軍中將陸軍省次官兒玉源太郎。10月5日刊出東京特派觀察東京政壇的文章〈乃木總督更迭的理由〉，也認為總督府官制改正廢殖產局，主要也是配合六三法即將失效而調整，讓臺灣總督權利不致於過大，而乃木並不適合即將採用的新體制，如9月公布的「樟腦油稅則」實施期限過短造成總督信任危機，這篇也提出陸軍大臣高島鞆之助與西鄉從道適合接任。10月26日刊出東京特派的〈乃木總督的轉任說〉一文，說西部都督山地元治中將過世，乃木可以接任，或在內部遞補職務後，近衛師團、第一師團都有機會。因此東京政壇論乃木去職已成定局，其在11月7日以身體健康為由提出辭呈。有趣的是，從《日日新報》報導中，乃木在11月提出辭呈後（這是後人研究所得，在當時並未公開），乃木總督開始全臺灣巡迴巡視，赴澎湖、恆春以及花蓮、臺東等地，算是畢業巡禮吧，並且在1898年2月20日返回日本。
1898年1月5日的《臺灣日日新報》，東京來的電報快訊「新的內閣形成，而臺灣總督也要更替，大概會是兒玉陸軍次官吧」，宣告兒玉大致內定擔任總督。隔年2月20日乃木總督和民政局長曾根靜夫等人返回東京，2月26日內閣公布兒玉源太郎接任臺灣總督，兒玉於1898年3月18日抵臺敘職。同年的7月底，長子兒玉秀雄當時22歲，還在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政治學科就讀，來臺灣探親順便參觀，《漢文版日日新報》以〈少君遊臺〉為標題，內文為「兒玉爵督憲，令少君兒玉秀雄氏，現在內地法科大學中習業，茲際盛夏之期，學校休業，遙念其父在臺，故特渡臺省親並遊覽本島風景。經搭臺南丸輪船，去二十八日前六時，入基隆乘汽車來府云。」，且8月2日還與兒玉總督、民政長官後滕新平等拜訪板橋林本源宅邸。不過秀雄也是首位來臺省親的臺灣總督子女，這也顯示當時對臺經營算是趨於穩定，才會讓子女渡臺參訪。而日日新報日文版用中性稱呼「令息」，意指某某之子，漢文版用上「少君」這種封建稱呼，等於對總督大人的敬畏。
兒玉源太郎在臺灣總督任內也是頻繁往返臺灣與日本之間，其於1900年12月18日由基隆港出發返回日本本島，25日宣布兼任內閣陸軍大臣開始，直到隔年10月才返回臺灣，中間也傳出撤換總督新聞，但為虛報。而此次返臺最重要的是主持10月28日的臺灣神社祭，這個神社主祀乙未戰役中過世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在此神社祭來了包括能久親王遺孀、前臺灣總督乃木希典、德川宗家繼承人德川家達公爵等大人物，因此身為總督的兒玉當然要盡速返臺。12月6日又出發返回東京，1902年3月辭掉陸軍大臣兼職（順帶一提，接任陸軍大臣的是寺內正毅，是兒玉秀雄的岳父，也就是源太郎把位子讓給親家），並於5月22日返回臺灣專任總督。11月25日又出發到東京，這次乾脆在東京內幸町一丁目三番地拍手社內設置了總督府東京出張所。
在日本停留兩個月後，兒玉於1903年1月26日返臺，短暫停留兩個月，再於3月底到東京，安排了歐洲與美國的考察行程，走西伯利亞鐵路到英國、英國殖民地南非，再到美國。隨行的還有總督府殖產局長新渡戶稻造、總督府副官小澤德平、總督府參事官關屋貞三郎，以及糖業專家正田熊太郎等。原本規劃6月出發、11月回日本，甚至已在6月27日刊出出訪的人事令（辭令）。但桂太郎調整閣員時將兒玉源太郎安排內務大臣兼任文部大臣，因此整團的海外行程最終泡湯，這批人當中，新渡戶於1911年、正田晚至1922年才總算有訪問美國的機會。
兒玉源太郎於1903年10月從內務大臣轉任陸軍參謀次長，開始準備對俄羅斯的戰爭。總督如在中央兼任高等文官，對地方發展也有助益，更能獲取中央資源；但如果只是擔任軍職，那就對地方發展無助，因此開始有「總督轉職」的說法。之後日俄戰爭開打，報紙報導總督三子兒玉友雄少尉從軍，而源太郎隨著戰事有利也不斷升官，全臺仕紳除了有辜顯榮帶頭向義大利訂製四尊兒玉源太郎全身雕像外（2015年在臺南發現的遺構證明是雪花石膏材質），也有發表慰勞信並寄蜜柑到前線，也有文人不斷寫詩送給總督鼓勵。1905年9月日俄戰爭結束，兒玉於12月返回東京，就有辜顯榮、楊鵬博、陳瑞彩等人作為本島人代表前去慶賀凱旋。
兒玉以臺灣總督身份，睽違了快三年（1903年3月起算），在1905年12月29日返臺，臺灣各界開始籌備凱旋式，將從基隆下船後一路以華麗的車隊到臺北，沿途也準備了炫爛的布置。最特別的是，將以電燈欄杆及花燈等並配合傳統的火炬篝火，塑造一個銀河萬丈的光景，而本島人仕紳由臺南蔡國琳代表朗讀賀詞。臺北歡迎式後，兒玉於隔年1月9日開始各地視察，也就是各地比拼歡迎會場面，包含臺中、臺南、彰化、嘉義、高雄等地都有歡迎場面，《臺灣日日新報》蒐羅各地歡迎會照片，甚至還出版紀念寫真帖，但這也是兒玉源太郎最後在臺灣的日子了。
1月18日兒玉到東京，與日俄戰爭的諸位大官，如：總帥大山巖等參加在日本的凱旋式，並參拜伊勢神宮。1906年3月初就有傳出內定兒玉源太郎當參謀總長，然後由陸軍大將東京戍衛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擔任臺灣總督，而社論中也提到佐久間是僅次於山縣有朋、大山巖、野津道貫三位元帥下的陸軍大老。而3月17日梅山大地震，整個臺灣災情慘重，因此臺灣總督的派任更需加快。於是4月11日就宣布兒玉源太郎升子爵、後藤新平封男爵、佐久間左馬太任臺灣總督的敘任令。兒玉在臺灣的高階幹部，如：後藤新平、警察總長大島久滿次、殖產局長祝辰巳等，於4月2日在東京與長官餐敘，不過這些人都還繼續回臺灣服務，佐久間左馬太則是在5月24日抵達基隆敘職。
當了參謀總長的兒玉源太郎在6月22日於東京與後藤新平碰面，用餐後聊了三個鐘頭，並向學醫的後藤談到近來身體狀況不佳，頭很重，之後出來玄關送後藤坐車。同年6月8日通過勅令第142号「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ニ關スル件」，於7月13日成立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設立委員會，兒玉任委員長，這是處理遼東半島鐵道事業的重要組織，是日本帝國經營滿州的第一線，其總裁一職競爭激烈，7月22日的社論就有提出井上馨、樺山資紀、高島鞆之助等大老，或是與兒玉源太郎關係匪淺的青壯派人物。7月23日兒玉源太郎因為腦溢血過世，享年54歲，其葬儀式在7月28日的東京舉行，治喪委員會由親家陸軍大臣寺內正毅擔任委員長，得力部下後藤新平、軍中前輩乃木希典等為委員，臺灣也在淡水館發起敬弔法會。
兒玉源太郎身後的位置，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的設立委員長，就由親家寺內正毅接手，而9月宣布的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第一任總裁，就是其得力部下後藤新平。而爵位子爵由長子兒玉秀雄繼承，當時他也至南滿州擔任司令部文官一年多，日俄戰後隨同父親回到東京，擔任煙草專賣局事務官兼大蔵書記官。而日本政府為了紀念兒玉源太郎，在有關他留下事蹟的地方改名為「兒玉」，1907年11月在大連的技師街一帶改名兒玉町，臺灣則是到1922年3月實施「町名改正」的時候，才將現今臺北中正區龍福里、南福里改名為兒玉町。
參考閱讀：
以兒玉源太郎做主角的相關小說傳記不多，最近由日本網路作家 なかさん 在「小説家になろう」論壇連載〈陸軍大将 児玉源太郎 日本一小さな巨人〉，https://webnovels.jp/narou/n1666fg。
關於兒玉源太郎雕像事情，請參考臺南市文化局報導：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oJ8FsiLxhI。
關於電燈欄杆一段，請參考臺電前處長的考察文章，1905年啟用的發電廠能在兒玉源太郎歡迎式上提供用電使用頗合理：https://reurl.cc/8Zrpj
《臺灣憲兵隊史》
《臺灣憲兵隊史》
書名：《臺灣憲兵隊史》
發行人：張鴻銘
譯者：宋建和
審訂：近藤正己、許佩賢
出版者：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日期：民國108年6月
定價：新臺幣600 元
《臺灣憲兵隊史》以殖民者角度思考日本憲兵鎮壓臺灣抗日的事件，從其序言揭示是為表揚日本憲兵「貴重犧牲以及慘澹苦心」及「對於付出如此極大犧牲及樹立永垂不朽的偉業，卻毫無留存確鑿紀錄，非但對英靈不敬，且成為我臺灣憲兵隊的一大憾事」，由當時憲兵隊長出口永吉大佐蒐集資料，後經萬喜八郎大佐、藤井慎二中佐及沼川佐吉隊長等增補改訂編寫，成書於昭和7（1932）年。內容從臺灣憲兵制度沿革、分隊編成配置、參與戰事活動等分北、中、南三區，記述自明治28至35（1895-1902）年七年間，在臺灣各地鎮壓反抗的具體事蹟。日本殖民臺灣始終是以維持治安為首要，不惜動用軍隊、憲兵、警察壓制，但有關憲兵隊史料卻屬有限，可提供讀者從不同視角，翻轉閱讀的重要史料。
本書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前身）研究員宋建和先生翻譯，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許佩賢教授及臺灣大學歷史系近藤正己教授審訂，書後附上地名、人名索引，並由近藤教授撰寫專文導讀，引導讀者進入日治初期各地抗日事件的關鍵。
有意購買者，請逕洽秀威資訊 圖書部。
電話：02-25180207 ext:22
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國家書店）
《臺灣憲兵隊史》
書名：《臺灣憲兵隊史》
發行人：張鴻銘
譯者：宋建和
審訂：近藤正己、許佩賢
出版者：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日期：民國108年6月
定價：新臺幣600 元
《臺灣憲兵隊史》以殖民者角度思考日本憲兵鎮壓臺灣抗日的事件，從其序言揭示是為表揚日本憲兵「貴重犧牲以及慘澹苦心」及「對於付出如此極大犧牲及樹立永垂不朽的偉業，卻毫無留存確鑿紀錄，非但對英靈不敬，且成為我臺灣憲兵隊的一大憾事」，由當時憲兵隊長出口永吉大佐蒐集資料，後經萬喜八郎大佐、藤井慎二中佐及沼川佐吉隊長等增補改訂編寫，成書於昭和7（1932）年。內容從臺灣憲兵制度沿革、分隊編成配置、參與戰事活動等分北、中、南三區，記述自明治28至35（1895-1902）年七年間，在臺灣各地鎮壓反抗的具體事蹟。日本殖民臺灣始終是以維持治安為首要，不惜動用軍隊、憲兵、警察壓制，但有關憲兵隊史料卻屬有限，可提供讀者從不同視角，翻轉閱讀的重要史料。
本書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前身）研究員宋建和先生翻譯，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許佩賢教授及臺灣大學歷史系近藤正己教授審訂，書後附上地名、人名索引，並由近藤教授撰寫專文導讀，引導讀者進入日治初期各地抗日事件的關鍵。
有意購買者，請逕洽秀威資訊 圖書部。
電話：02-25180207 ext:22
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國家書店）
《關西坪林范家古文書集》
本書是依據前臺灣省政府范光群主席尊翁范朝燈先生所藏之3,000餘件家族古文書中，選錄出105件進行解讀、編輯出版。以年代區別，最早為嘉慶9（1804）年，最晚為民國40（1951）年，前後長達147年。就古文書關係地點分析，主要以關西鎮上林里、新力里為主，其次為關西鎮南雄里、東光里、大同里，芎林鄉永興村、水坑村、橫山鄉力行村、沙坑村、竹北市等地區。
本書在編排方式上，對古文書常用術語作一解釋，並對每一件古文書進行詳細解說，圖版與解說文字並列，便於翻閱對照，使不諳古文書者，亦能獲得粗略的概念；書末附有兩個目錄，皆與關西地區古文書資料有關。
書名：關西坪林范家古文書集
撰者：劉澤民編著
出版日期：民國92年
出版者：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索書號：677.73 / 7237-1 / 2003
本書是依據前臺灣省政府范光群主席尊翁范朝燈先生所藏之3,000餘件家族古文書中，選錄出105件進行解讀、編輯出版。以年代區別，最早為嘉慶9（1804）年，最晚為民國40（1951）年，前後長達147年。就古文書關係地點分析，主要以關西鎮上林里、新力里為主，其次為關西鎮南雄里、東光里、大同里，芎林鄉永興村、水坑村、橫山鄉力行村、沙坑村、竹北市等地區。
本書在編排方式上，對古文書常用術語作一解釋，並對每一件古文書進行詳細解說，圖版與解說文字並列，便於翻閱對照，使不諳古文書者，亦能獲得粗略的概念；書末附有兩個目錄，皆與關西地區古文書資料有關。
書名：關西坪林范家古文書集
撰者：劉澤民編著
出版日期：民國92年
出版者：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索書號：677.73 / 7237-1 / 2003
2019年6月份編目上架之圖書
2019年6月份編目上架之圖書計18冊，內容涵蓋本館近期蒐藏及採集入館圖書。書目詳見本館圖書資訊查詢系統 http://library.th.gov.tw/opac880/
2019年6月份編目上架之圖書計18冊，內容涵蓋本館近期蒐藏及採集入館圖書。書目詳見本館圖書資訊查詢系統 http://library.th.gov.tw/opac880/
| 發 行 人 | 張鴻銘 | |
| 行政指導 | 劉澤民 | |
| 總 編 輯 | 王希智 | |
| 執行編輯 | 廖學恆 | |
| 編輯小組 | 張家榮、謝東勝、詹梓陵、洪明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