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專題系列講座：賽德克族廬山部落歷史
專題名稱：賽德克族廬山部落歷史
主講人：吉娃思巴萬（弘光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主任）
時間：民國108年10月31日（星期四）14:00～16:00（13:30 開放入場）
地點：國史館4樓大禮堂（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1段2號）
專題名稱：賽德克族廬山部落歷史
主講人：吉娃思巴萬（弘光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主任）
時間：民國108年10月31日（星期四）14:00～16:00（13:30 開放入場）
地點：國史館4樓大禮堂（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1段2號）
蔡章獻與臺北天文教育推廣
自古，天文為中央職掌，地方政府無觀測星象之必要，例如上海租界徐家匯觀象臺，中外享有盛名，但二戰結束，國民政府即以「現我政府為維持國家主權起見」，由中央氣象局上海氣象臺接收（註1）。然而，戰後臺北市卻增設市立天文臺，後改制為天文科學教育館，編制人數眾多，相較過去天文為中央權責，現在卻呈現地方政府熱絡推廣。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在臺灣各地設置觀測氣象的測候所，但當時氣象機構歸屬於通信機關，主要提供航海等交通事業氣象參考，及簡易時間觀測，其餘天文觀測並非測候所必要的法定業務。迄明治40（1907）年，各地測候所，尚無正式觀測天文的天測室設置（註2），直到4年後，大正元（1912）年，臺北測候所才籌備設置天測室，並購置子午儀等設備（註3），大約此時，總督府也開始編纂臺灣民曆。昭和13（1938）年，總督府氣象臺官制制定，其中明確指出：「天象觀測、曆書編製、時間測定、報時及時鐘檢定（註4），為氣象臺的職掌，至此，天象觀測，成為總督府氣象機構的法定任務。
民國34（1945）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設置氣象局，接收日治氣象臺業務，同時也發布「臺灣省氣象局組織規程」，其中第10條規定：「得設有天文臺」，但氣象局並未正式新設置天文臺，而是利用日治時期臺北公會堂天文臺設備設置。
臺北公會堂天文臺係因昭和13（1938）年5月1日臺灣日日新報社40週年，該社捐贈一付武藤天體觀測望遠鏡給臺北市役所，市役所於次（1939）年正式將望遠鏡安裝於臺北公會堂（即今日臺北中山堂）四樓，開放民眾使用（註5）。
戰後省氣象局的天文臺儀器已經毀壞，無法使用，因此，原本也想接收臺北公會堂天文臺儀器設備，但臺北市政府已早一步接收公會堂，並不願意移交，不過臺北市政府本身亦缺乏天文專業人員，無法管理天文臺，最後，兩方商議，簽訂「臺北市政府臺灣省氣象局臺北天文臺合作辦法」，共同辦理天文臺，在民國35（1946）年底即有活動紀錄，37（1948）年2月已按日開放民眾參觀（註6）。
臺北市立天文臺何以設立，又何以能擴編改制為天文科學教育館，就不得不提及老臺長蔡章獻。蔡氏為臺北州州協議會員蔡彬淮公子，少年時期即對天文展現高度興趣，除參加位於上述公會堂內的天體觀測同好會，並同時也參加日本的東亞天文協會（現更名為東亞天文學會），根據報載昭和13（1938）年，蔡氏即曾在日本觀測月全蝕（註7），昭和16（1941）年東亞天文協會會長山本一清博士於9月21日至臺灣富貴角觀測日蝕，臺灣諸多同好亦至該地觀測，蔡氏當日所繪日蝕時之日冕圖獲登於該會會刊《天體》雜誌封面，同年11月開始，蔡氏列為該會地方委員（註8）。
然而，蔡氏在天文工作上並非一帆風順，因二戰緣故，日本動員臺人赴各戰區，蔡氏亦在昭和19（1944）年被派往到中國安徽戰場（註9），戰爭結束後，滯留於無錫一帶從商，民國35（1946）年底，臺灣省氣象局聯繫上蔡章獻，預備邀請蔡氏返臺任職，當時官方色彩濃厚的《中央日報》，由臺北記者發出，以〈臺灣天文奇童，現在無錫將應聘返臺〉為標題，報導了此事，由此，可知蔡氏在臺灣天文界名聲。
據臺北市立天文科學的訪談紀錄，蔡氏在36（1947）年6月回臺北天文臺任職（註10），一待待了16年，期間原本有其他2位同事，和臺北市支援的1位人員，皆因興趣不符，無法久就，紛紛離去，以致省議員李建和、呂錦花、歐雲明在質詢時，提及：「臺北市設有業餘天文臺，早經有年，除由氣象所派有一人（氣象所組織內之職員），又無經費……」，並表示：「該臺之歸屬，深值考慮」（註11）。
這段期間，臺灣天文氣象單位相互競合，一是38（1949）年8月中央氣象局由廣州播遷來臺，但因臺灣氣象機構已經完備，中央氣象局暫時並無另行設置觀測機構的想法（註12），到了40（1951）年，由臺灣省政府聘請中央氣象局局長鄭子政兼任臺灣省氣象所所長， 47（1958）年，中央氣象局只派任兼代局長（註13），隨後中央氣象局悄悄將所有業務交由臺灣省氣象所執行，直到60（1971）年，中央氣象局才又重現舞台。而另一方面，臺北市在蔡氏建議下，在圓山籌建天文臺，並規劃編制臺北市立天文臺來管理，然而編制計畫送到省府，轉詢臺灣省氣象所，則以「臺北市立天文臺併入臺北市立社會教育館內辦理似屬合宜」呈報省府，將臺北市獨立設置天文臺編制計畫打回票。
推測蔡氏應在53（1964）年離開臺灣省氣象所，調任臺北市社會教育館擔任技術員，在蔡氏口述中，他與氣象所的高層，常有意見不一，氣象所認為應注重天文觀測，蔡氏則認為應加強推廣教育，關係每況愈下，甚至蔡氏還「去請省議員幫忙」（註14）。而此時，臺北市政府在蔡氏的建議下圓山天文臺也落成啟用，需要專業天文人才。因此，蔡氏離開氣象所，委身無法有天文專業機構編制的臺北市，擔任社會教育館技術員。然而蔡氏仍憑其對天文教育之熱愛，慢慢在社會教育館位置，逐步拓展他的天文事業版圖。
56（1967）年臺北市改制院轄市，中央同意臺北市天文臺的編制計畫，蔡氏也在58（1969）年正式被任命為臺北市立天文臺臺長，在蔡氏主掌臺北市立天文臺期間，主導興建具有天文教育推廣功能的天象館，並計畫擴大新建天文科學教育館，而此一計畫也在蔡氏退休後，新的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館體與編制都告功成。
蔡氏一生在天文界有許多貢獻，包括發現麒麟座不規則變星、擔任美國史密斯松寧天文臺（Smithsonia Astrophysical Observatory）臺北人造衛星觀測隊隊長、獲日本東亞天文學會獎章等等，美國天文學者邵正元也將哈佛大學天文臺發現的第2240號小行星命名為「蔡（Tsai）」小行星來紀念蔡氏。然而，筆者綜觀蔡氏一生，雖無赫赫學歷，其最大貢獻仍在於他對於自己專業領域的熱愛，與孜孜不怠地投入教育推廣工作，包括成立臺北市天文同好會（現臺北市天文協會）、創辦天文通訊、著作天文科普讀物數十本等等，特別是為了堅持天文教育推廣，蔡氏主持的天文臺，每週固定都有夜間開放時段，提供民眾利用天文設備認識星象，而蔡氏也以天文臺為家，現在許多臺灣資深天文愛好者，幾乎都是因蔡氏而在天文臺啟蒙。
蔡氏堅持天文推廣教育，而將天文臺功能發揮到極致的作法，相較臺灣許多事業機構，如醫院、博物館等等，因簡單地被自認專家者以功能論評斷，而逕予裁廢，蔡氏作法，更令人深思。
然而，蔡氏歿後，其生平所藏文物、書籍，卻陰錯陽差大多散佚，對此蔡氏長子默哲甚為遺憾，筆者嘗以天體觀測同好會會長窪川一雄故事告勉：窪川一雄在臺不幸染疾過世，家屬將其藏書捐給臺北的圖書館，但戰爭中亦多所散佚，所幸最後賴蔡章獻努力，找回部分，典藏於天文臺，而蔡氏文物，散佚不遠，相信在有心的蒐集下，未來亦可如蔡氏尋回窪川圖書，慢慢重現。本館典藏檔案，尚保留蔡彬淮、蔡章獻與臺灣天文氣象諸多史料，也可填補這段歷史。
註1：〈滬天文臺氣象行政，將由中央統一辦理〉，《民報》，1947年2月19日。
註2：〈測定臺北經度明治〉，《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2月19日，版2。
註3：〈增天測所〉，《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2月27日，版5。
註4：「臺灣總督府氣象臺官制」（1938年08月10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3355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3355a003。
註5：〈天文臺開設紀念号〉，《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5月1日，附錄版1。此為總督府測候所（氣象臺）、臺中二中後，臺灣另外一座天文臺設置。
註6：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臺北，臺灣省政府，1948年）
註7：〈臺灣天文奇童，現在無錫將應聘返臺〉，《中央日報》，1946年12月12日，版5。
註8：《天界》，第246號（1941年12月）。
註9：《續修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社會文化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4年），頁125。
註10：蔡章獻口述，劉愷俐、張桂蘭採訪，〈我在天文臺的日子〉，《臺北星空‧天文館期刊》，第37期（2007年8月）。
註11：臺灣省議會祕書處，《臺灣省議會第三屆第二次大會專輯》（臺北，臺灣省議會祕書處，1964年），頁572-573。此時，臺灣省氣象局已更名為臺灣省氣象所。
註12：〈天候領域的司令部‧介紹中央氣象局〉，《中央日報》，1949年9月19日，版5。
註13：〈中央氣象局長‧朱文榮接事〉，《中央日報》，1958年4月27日，版3。
註14：蔡章獻口述，劉愷俐、張桂蘭採訪，〈我在天文臺的日子〉，《臺北星空‧天文館期刊》，第37期（2007年8月）。
自古，天文為中央職掌，地方政府無觀測星象之必要，例如上海租界徐家匯觀象臺，中外享有盛名，但二戰結束，國民政府即以「現我政府為維持國家主權起見」，由中央氣象局上海氣象臺接收（註1）。然而，戰後臺北市卻增設市立天文臺，後改制為天文科學教育館，編制人數眾多，相較過去天文為中央權責，現在卻呈現地方政府熱絡推廣。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在臺灣各地設置觀測氣象的測候所，但當時氣象機構歸屬於通信機關，主要提供航海等交通事業氣象參考，及簡易時間觀測，其餘天文觀測並非測候所必要的法定業務。迄明治40（1907）年，各地測候所，尚無正式觀測天文的天測室設置（註2），直到4年後，大正元（1912）年，臺北測候所才籌備設置天測室，並購置子午儀等設備（註3），大約此時，總督府也開始編纂臺灣民曆。昭和13（1938）年，總督府氣象臺官制制定，其中明確指出：「天象觀測、曆書編製、時間測定、報時及時鐘檢定（註4），為氣象臺的職掌，至此，天象觀測，成為總督府氣象機構的法定任務。
民國34（1945）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設置氣象局，接收日治氣象臺業務，同時也發布「臺灣省氣象局組織規程」，其中第10條規定：「得設有天文臺」，但氣象局並未正式新設置天文臺，而是利用日治時期臺北公會堂天文臺設備設置。
臺北公會堂天文臺係因昭和13（1938）年5月1日臺灣日日新報社40週年，該社捐贈一付武藤天體觀測望遠鏡給臺北市役所，市役所於次（1939）年正式將望遠鏡安裝於臺北公會堂（即今日臺北中山堂）四樓，開放民眾使用（註5）。
戰後省氣象局的天文臺儀器已經毀壞，無法使用，因此，原本也想接收臺北公會堂天文臺儀器設備，但臺北市政府已早一步接收公會堂，並不願意移交，不過臺北市政府本身亦缺乏天文專業人員，無法管理天文臺，最後，兩方商議，簽訂「臺北市政府臺灣省氣象局臺北天文臺合作辦法」，共同辦理天文臺，在民國35（1946）年底即有活動紀錄，37（1948）年2月已按日開放民眾參觀（註6）。
臺北市立天文臺何以設立，又何以能擴編改制為天文科學教育館，就不得不提及老臺長蔡章獻。蔡氏為臺北州州協議會員蔡彬淮公子，少年時期即對天文展現高度興趣，除參加位於上述公會堂內的天體觀測同好會，並同時也參加日本的東亞天文協會（現更名為東亞天文學會），根據報載昭和13（1938）年，蔡氏即曾在日本觀測月全蝕（註7），昭和16（1941）年東亞天文協會會長山本一清博士於9月21日至臺灣富貴角觀測日蝕，臺灣諸多同好亦至該地觀測，蔡氏當日所繪日蝕時之日冕圖獲登於該會會刊《天體》雜誌封面，同年11月開始，蔡氏列為該會地方委員（註8）。
然而，蔡氏在天文工作上並非一帆風順，因二戰緣故，日本動員臺人赴各戰區，蔡氏亦在昭和19（1944）年被派往到中國安徽戰場（註9），戰爭結束後，滯留於無錫一帶從商，民國35（1946）年底，臺灣省氣象局聯繫上蔡章獻，預備邀請蔡氏返臺任職，當時官方色彩濃厚的《中央日報》，由臺北記者發出，以〈臺灣天文奇童，現在無錫將應聘返臺〉為標題，報導了此事，由此，可知蔡氏在臺灣天文界名聲。
據臺北市立天文科學的訪談紀錄，蔡氏在36（1947）年6月回臺北天文臺任職（註10），一待待了16年，期間原本有其他2位同事，和臺北市支援的1位人員，皆因興趣不符，無法久就，紛紛離去，以致省議員李建和、呂錦花、歐雲明在質詢時，提及：「臺北市設有業餘天文臺，早經有年，除由氣象所派有一人（氣象所組織內之職員），又無經費……」，並表示：「該臺之歸屬，深值考慮」（註11）。
這段期間，臺灣天文氣象單位相互競合，一是38（1949）年8月中央氣象局由廣州播遷來臺，但因臺灣氣象機構已經完備，中央氣象局暫時並無另行設置觀測機構的想法（註12），到了40（1951）年，由臺灣省政府聘請中央氣象局局長鄭子政兼任臺灣省氣象所所長， 47（1958）年，中央氣象局只派任兼代局長（註13），隨後中央氣象局悄悄將所有業務交由臺灣省氣象所執行，直到60（1971）年，中央氣象局才又重現舞台。而另一方面，臺北市在蔡氏建議下，在圓山籌建天文臺，並規劃編制臺北市立天文臺來管理，然而編制計畫送到省府，轉詢臺灣省氣象所，則以「臺北市立天文臺併入臺北市立社會教育館內辦理似屬合宜」呈報省府，將臺北市獨立設置天文臺編制計畫打回票。
推測蔡氏應在53（1964）年離開臺灣省氣象所，調任臺北市社會教育館擔任技術員，在蔡氏口述中，他與氣象所的高層，常有意見不一，氣象所認為應注重天文觀測，蔡氏則認為應加強推廣教育，關係每況愈下，甚至蔡氏還「去請省議員幫忙」（註14）。而此時，臺北市政府在蔡氏的建議下圓山天文臺也落成啟用，需要專業天文人才。因此，蔡氏離開氣象所，委身無法有天文專業機構編制的臺北市，擔任社會教育館技術員。然而蔡氏仍憑其對天文教育之熱愛，慢慢在社會教育館位置，逐步拓展他的天文事業版圖。
56（1967）年臺北市改制院轄市，中央同意臺北市天文臺的編制計畫，蔡氏也在58（1969）年正式被任命為臺北市立天文臺臺長，在蔡氏主掌臺北市立天文臺期間，主導興建具有天文教育推廣功能的天象館，並計畫擴大新建天文科學教育館，而此一計畫也在蔡氏退休後，新的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館體與編制都告功成。
蔡氏一生在天文界有許多貢獻，包括發現麒麟座不規則變星、擔任美國史密斯松寧天文臺（Smithsonia Astrophysical Observatory）臺北人造衛星觀測隊隊長、獲日本東亞天文學會獎章等等，美國天文學者邵正元也將哈佛大學天文臺發現的第2240號小行星命名為「蔡（Tsai）」小行星來紀念蔡氏。然而，筆者綜觀蔡氏一生，雖無赫赫學歷，其最大貢獻仍在於他對於自己專業領域的熱愛，與孜孜不怠地投入教育推廣工作，包括成立臺北市天文同好會（現臺北市天文協會）、創辦天文通訊、著作天文科普讀物數十本等等，特別是為了堅持天文教育推廣，蔡氏主持的天文臺，每週固定都有夜間開放時段，提供民眾利用天文設備認識星象，而蔡氏也以天文臺為家，現在許多臺灣資深天文愛好者，幾乎都是因蔡氏而在天文臺啟蒙。
蔡氏堅持天文推廣教育，而將天文臺功能發揮到極致的作法，相較臺灣許多事業機構，如醫院、博物館等等，因簡單地被自認專家者以功能論評斷，而逕予裁廢，蔡氏作法，更令人深思。
然而，蔡氏歿後，其生平所藏文物、書籍，卻陰錯陽差大多散佚，對此蔡氏長子默哲甚為遺憾，筆者嘗以天體觀測同好會會長窪川一雄故事告勉：窪川一雄在臺不幸染疾過世，家屬將其藏書捐給臺北的圖書館，但戰爭中亦多所散佚，所幸最後賴蔡章獻努力，找回部分，典藏於天文臺，而蔡氏文物，散佚不遠，相信在有心的蒐集下，未來亦可如蔡氏尋回窪川圖書，慢慢重現。本館典藏檔案，尚保留蔡彬淮、蔡章獻與臺灣天文氣象諸多史料，也可填補這段歷史。
註1：〈滬天文臺氣象行政，將由中央統一辦理〉，《民報》，1947年2月19日。
註2：〈測定臺北經度明治〉，《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2月19日，版2。
註3：〈增天測所〉，《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2月27日，版5。
註4：「臺灣總督府氣象臺官制」（1938年08月10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3355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3355a003。
註5：〈天文臺開設紀念号〉，《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5月1日，附錄版1。此為總督府測候所（氣象臺）、臺中二中後，臺灣另外一座天文臺設置。
註6：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臺北，臺灣省政府，1948年）
註7：〈臺灣天文奇童，現在無錫將應聘返臺〉，《中央日報》，1946年12月12日，版5。
註8：《天界》，第246號（1941年12月）。
註9：《續修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社會文化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4年），頁125。
註10：蔡章獻口述，劉愷俐、張桂蘭採訪，〈我在天文臺的日子〉，《臺北星空‧天文館期刊》，第37期（2007年8月）。
註11：臺灣省議會祕書處，《臺灣省議會第三屆第二次大會專輯》（臺北，臺灣省議會祕書處，1964年），頁572-573。此時，臺灣省氣象局已更名為臺灣省氣象所。
註12：〈天候領域的司令部‧介紹中央氣象局〉，《中央日報》，1949年9月19日，版5。
註13：〈中央氣象局長‧朱文榮接事〉，《中央日報》，1958年4月27日，版3。
註14：蔡章獻口述，劉愷俐、張桂蘭採訪，〈我在天文臺的日子〉，《臺北星空‧天文館期刊》，第37期（2007年8月）。
劍獅獸牌
劍獅牌又稱為劍獅獸牌，為獸牌中的一種，是民間常見的民宅辟邪物之一。其功能根據清代午榮《繪圖魯班經》記載，主要為屋宅面對對屋之屋脊時，在窗戶上方上釘掛劍獅牌以辟除煞氣；近代則多見懸掛於大門門楣之上，釘掛的時機也延伸為屋宅面對對屋大門、屋角和面對大樹、柱子等宅沖和柱沖，不再限於面對屋脊的沖煞時使用。
傳統的劍獅牌式樣在《繪圖魯班經》中有詳細的記載，其形制為上闊下窄的木牌，其尺寸為：上闊八寸按八卦，下六寸四分按六十四卦，高一尺二寸按十二時，兩邊合廿四節氣；而臺灣民間常見的劍獅獸牌，其型制多與《繪圖魯班經》所載者有異，常作圓形、八邊形或不規則形，有時更做成半立體造型。在劍獅牌的製作手法方面，傳統的彩繪形式已較為罕見，代之而起的多以木雕彩繪為之，間或可見以陶瓷或金屬鑄造方式製作者。在劍獅牌的造型上，民間又習慣將獸牌上之獅頭做成啣咬七星劍形式，稱之為「獅子啣劍牌」；或在獅頭之上方或額頭處加上八卦而成為「八卦劍獅牌」，以增強其辟邪之力量；或是又在獅頭的八卦兩邊再加上一對蝙蝠，成為「雙蝠八卦劍獅牌」，期望在辟邪之後增加福氣之祈求。
劍獅牌又稱為劍獅獸牌，為獸牌中的一種，是民間常見的民宅辟邪物之一。其功能根據清代午榮《繪圖魯班經》記載，主要為屋宅面對對屋之屋脊時，在窗戶上方上釘掛劍獅牌以辟除煞氣；近代則多見懸掛於大門門楣之上，釘掛的時機也延伸為屋宅面對對屋大門、屋角和面對大樹、柱子等宅沖和柱沖，不再限於面對屋脊的沖煞時使用。
傳統的劍獅牌式樣在《繪圖魯班經》中有詳細的記載，其形制為上闊下窄的木牌，其尺寸為：上闊八寸按八卦，下六寸四分按六十四卦，高一尺二寸按十二時，兩邊合廿四節氣；而臺灣民間常見的劍獅獸牌，其型制多與《繪圖魯班經》所載者有異，常作圓形、八邊形或不規則形，有時更做成半立體造型。在劍獅牌的製作手法方面，傳統的彩繪形式已較為罕見，代之而起的多以木雕彩繪為之，間或可見以陶瓷或金屬鑄造方式製作者。在劍獅牌的造型上，民間又習慣將獸牌上之獅頭做成啣咬七星劍形式，稱之為「獅子啣劍牌」；或在獅頭之上方或額頭處加上八卦而成為「八卦劍獅牌」，以增強其辟邪之力量；或是又在獅頭的八卦兩邊再加上一對蝙蝠，成為「雙蝠八卦劍獅牌」，期望在辟邪之後增加福氣之祈求。
鎮宅符
鎮宅符為符令的一種，是臺灣民間最常見的民宅辟邪物之一。鎮宅符的形式與一般所見的符令類似，在黃色的長方形紙面上，以書寫或版印的方式製作，符面概分為符頭、符身、符膽和符腳四大部分，並在符面蓋上朱紅色法印或神明印。
除了純文字的鎮宅符之外，民間亦常見一些符面上印有神祇圖像的鎮宅符，是在上述的文字之外，將神祇部分予以圖像化，常見的有：印有天師圖像的天師鎮宅符，印有趙公明圖像的趙公鎮宅符，印有姜太公圖像的姜太公鎮宅符等。這類鎮宅符通常以版印方式製作以利大量流通，並在符面上蓋上朱紅色法印，而一些雕印精緻的鎮宅符也成為風格樸拙的版印藝術。
鎮宅符為符令的一種，是臺灣民間最常見的民宅辟邪物之一。鎮宅符的形式與一般所見的符令類似，在黃色的長方形紙面上，以書寫或版印的方式製作，符面概分為符頭、符身、符膽和符腳四大部分，並在符面蓋上朱紅色法印或神明印。
除了純文字的鎮宅符之外，民間亦常見一些符面上印有神祇圖像的鎮宅符，是在上述的文字之外，將神祇部分予以圖像化，常見的有：印有天師圖像的天師鎮宅符，印有趙公明圖像的趙公鎮宅符，印有姜太公圖像的姜太公鎮宅符等。這類鎮宅符通常以版印方式製作以利大量流通，並在符面上蓋上朱紅色法印，而一些雕印精緻的鎮宅符也成為風格樸拙的版印藝術。
八卦牌
八卦牌為門楣上常見的厭勝物，「太極」的觀念源於傳統漢民族對宇宙的初步認知，由太極而生「兩儀」、「四象」以至於「八卦」，是漢人社會文化中普遍的認識。而「八卦」為《易經》的基礎，根據《周易》中的記載，八卦為伏羲氏所創，是漢民族最早的宇宙符號之一，演化至今則成為傳統道教與民間信仰所公認，具有最大力量的象徵。八卦的符號由陰陽兩爻三個一組交互組成，以八個卦象各代表自然界的八種物質：乾/天、兌/澤、離/火、震/雷、巽/風、坎/水、艮/山、坤/地，與陰陽太極圖結合成為「太極八卦」，即成為宇宙至高力量的來源。傳統上八卦有「先天八卦」與「後天八卦」之分，前者即「伏羲八卦」，後者為「文王八卦」；它們的差別主要在八個卦的排列次序不同，而民宅厭勝物中的八卦牌使用的八卦，即為先天八卦。
八卦牌為門楣上常見的厭勝物，「太極」的觀念源於傳統漢民族對宇宙的初步認知，由太極而生「兩儀」、「四象」以至於「八卦」，是漢人社會文化中普遍的認識。而「八卦」為《易經》的基礎，根據《周易》中的記載，八卦為伏羲氏所創，是漢民族最早的宇宙符號之一，演化至今則成為傳統道教與民間信仰所公認，具有最大力量的象徵。八卦的符號由陰陽兩爻三個一組交互組成，以八個卦象各代表自然界的八種物質：乾/天、兌/澤、離/火、震/雷、巽/風、坎/水、艮/山、坤/地，與陰陽太極圖結合成為「太極八卦」，即成為宇宙至高力量的來源。傳統上八卦有「先天八卦」與「後天八卦」之分，前者即「伏羲八卦」，後者為「文王八卦」；它們的差別主要在八個卦的排列次序不同，而民宅厭勝物中的八卦牌使用的八卦，即為先天八卦。
兒玉家兩代臺灣總督？篇四：兒玉伯爵家與臺灣的緣分
1934年4月26日，兒玉秀雄夫婦從神戶搭朝日丸出發到臺灣，30日下午3點到達臺北車站，由中川總督夫人和女兒出迎，先去臺灣神社參拜，之後會面中川總督。隔天先去南菜園植樹紀念（兒玉源太郎總督在其任內，於現在的古亭南昌公園建立其別館「南菜園」），參訪太平公學校、中央研究院、第三高女、龍山寺、植物園等地方。後於5月2日在鐵道飯店舉辦歡迎晚會，歡迎會上與曾和父親兒玉源太郎會面的陳莊阿隨合影。3日到臺南，4日到鵝鑾鼻、高雄，5日在高雄市區，當晚夜宿嘉義，隔日前往阿里山，7日下山前往日月潭，8日在臺中公會堂舉行歡迎會，9日回臺北前往北投，10、11日在花蓮，12日在大稻埕蓬萊閣參加本島人有力者歡迎會，由辜顯榮、顏國年、郭廷俊、林熊徵主辦。13、14日拜訪臺北帝國大學、報社，其中參訪臺灣日日新報本社時，還看到為其特別準備有關當年兒玉源太郎總督的相關剪報，還有一個亮點就是到「顏國年家」。13日下午於鐵道飯店舉辦官民座談會，臺灣軍司令官、總務長官及各級官員都出席，14日上午搭大和丸回日本，結束為期近三周的參訪。
1934年有一件小事，《臺灣日日新報》報導，7月21日，兒玉源太郎三男原下關要塞司令官兒玉友雄中將，調任臺灣守備司令官。然後7月24日馬上改正，改由熊本教導學校校長福田袈裟雄少將，升任中將並調任臺灣守備司令官。8月1日才由東京急電，原臺灣守備司令官外山豐造中將補第九師團長，而由第四師團長寺內壽一中將伯爵遞補。寺內壽一就是寺內正毅長子，其妹是兒玉秀雄夫人，是秀雄的大舅子，也是個有臺灣因緣的人。
1934年7月齋藤實內閣倒臺，但維持「舉國一致內閣」聲浪依舊，因此委由前海軍大臣岡田啟介組閣，岡田組閣不順，首相還要身兼拓務大臣。同年9月24日，因為要推動臺灣地方制度改革案，參眾議院都反對首相還兼拓務大臣的制度，因為此次悠關在殖民地實施選舉、地方自治的制度，需要找專任的大臣督導此案。而這個地方改制案，就是為了呼應林獻堂努力了14年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而此時又發生滿州廳組織改造案，拓務省意見與陸軍不同，拓務省高等官以集體請辭做要脅，因此岡田開始物色拓務大臣人選。岡田首相在貴族院議會上直陳「會從貴族院挑選拓務大臣」，呼聲最高的有岡部長景子爵、前內務大臣安達謙藏、前內閣書記長川崎卓吉等，最後考量到殖民地行政經驗，兒玉秀雄出線擔任拓務大臣。拓務省內為來一個專業的長官感到高興，之前要辭職的官員都撤回辭呈，但貴族院認為兒玉秀雄無黨無派，不能代表貴族院主流，無法呼應岡田首相要貴族院參與政事、平衡派系之說詞。10月25日的親任式是兒玉秀雄人生最光榮時刻，因為才一位新閣員的親任式，昭和天皇親自觀禮，並賜下敕語，升任從二位勳一等（註1）。這次人事任命，推薦人就是前首相齋藤實，算是齋藤還了秀雄一個人情。
上任隔天，兒玉秀雄就接到林熊祥的電話，討論臺灣米穀統制的事情。同年11月29日，臺灣日日新報成員到東京訪問兒玉秀雄，寫成〈往第二故鄉－臺灣，兒玉拓相的statement〉一文，聲明中並沒有太多關於政務的文字，通篇走感性路線，提到因為父親的關係所以秀雄有特殊的臺灣情懷，其在日本的宦海浮沉有受到臺灣各界的關照，因此文中充滿對臺灣的感謝，懷念長輩、長官等。1935年1月25日在東京舉行的臺灣俱樂部年會，兒玉秀雄也出席，和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平塚廣義會面，會中兒玉致詞，表示去年四月曾到臺灣一趟，在鵝鑾鼻眺望南方，到臺北聽到民謠，想到推動南方經濟發展，臺灣是重要基地，是進軍國際的出口，而臺灣地方制度改革案也是其重要工作，請大家支持云云。而2月臺灣總督中川健藏在東京嫁女兒，兒玉也出席，以建立與臺灣各界的關係。4月1日拓務省在東京設立海外拓殖委員會，拓務大臣為當然委員，並同意在臺灣總督府下設立臺灣開發委員會。而在同日，臺灣總督府一口氣以律令發布了〈臺灣州制改正〉、〈臺灣市制改正〉、〈臺灣街庄制改正〉三項法律，其中街庄制改正，就釋出一半名額提供選舉，並在同年11月22日完成了臺灣史上的第一次地方選舉。
岡田內閣於1936年3月總辭，兒玉秀雄也未留任。同年6月2日內閣通過「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法」，7月30日內閣通過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設立委員會人事案，由兒玉秀雄擔任委員長，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平塚廣義、內定臺拓社長加藤恭平擔任副委員長，政府委員25人、民間委員臺灣20人、日本本土33人，民間委員多兼任熱帶產業調查會委員，其中臺籍委員有陳啟輝、林熊徵、顏國年、辜顯榮。
同年11月3日，兒玉源太郎的妻子兒玉松過世，享年81歲。1874年10月17日，兒玉源太郎（時23歲）擔任陸軍大尉，與大阪商人岩永秀松第七女松（時19歲）結婚，兩日後升為少佐，初時先定居熊本，並在1876年7月19日產下長子秀雄。同年10月24日發生了改變源太郎一生的熊本神風連之亂，迅速平亂後獲明治天皇召見，從此才能被發掘（註2）。松與兒玉源太郎育有7子4女，其中有大臣（長子秀雄，東京帝大畢，拓務大臣）、中將（三子友雄，陸大畢，臺灣軍司令）、知事（么子九一，東京帝大畢，島根縣知事）、實業家（次男貞雄，日本真珠社長；四子常雄，陸士、東京帝大畢業，滿州航空社長、大日本航空總裁）、技術官僚（五男國雄，東京帝大畢，膠濟鐵路車務所長；六男八郎，九州大學博士，樺太開發理事）。親家們也赫赫有名，長子秀雄的岳父是寺內正毅陸軍元帥；二子貞雄岳父江副廉蔵是日本最大的菸草會社社長；三子友雄的岳父是中村雄次郎陸軍中將；四子常雄的岳父是四女的公公（都是宮內官木戶孝正）；五子國雄的岳父是中村覺陸軍大將；么子九一的岳父大森鐘一為皇后宮主管。長女婿立花俊吉（鐵道部理事大道良太養子）官至拓務省次官；次女婿穗積重遠（日本首位法學博士穗積陳重長子）是日本家族法之父、最高法院院長；三女婿藤田嗣雄（臺灣軍醫部長藤田嗣章三子）亦為法學教授；四女婿木戶幸一（宮內官木戶孝正長子）是1945年8月15日，以天皇側近內大臣身分策畫「玉音播送」推動日本投降結束二戰的重要人物。兒玉源太郎從一介藩士之子，因本身具文武全才的軍事及統治能力，努力取得功名，增加家族名聲。但源太郎身為軍人，跟隨日軍到處推進移動，在東京停留的時間少之又少，兒玉松將子女培養成人人將才，實在是另人佩服。（註3）
同年11月25日上午在東京市明治生命保險大樓，舉行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創立總會，由設立委員會委員長兒玉秀雄主持，會中同意人事案：社長加藤恭平、副社長久宗薰，理事日下辰太、高山三平、大西一三、井坂孝、松木幹一郎、原邦造、赤司初太郎為理事(前三位為常任理事)，寶來龜四郎為常任監事、藤山愛一郎為監事。創立總會後旋即解散設立委員會。不過兒玉秀雄當時又身兼南洋拓殖株式會社設立委員會委員長，在臺拓成立兩天後南拓創立總會在東京的日本工業俱樂部舉行，由日清汽船社長深尾隆太郎擔任社長，總部設在帛琉，主要業務就是開發南太平洋諸島。臺拓是由臺灣總督府佔主導權，南洋拓殖株式會社由南洋廳主導，不過臺拓創立資本為三千萬日圓，南拓較少為二千萬日圓。
兒玉秀雄在完成臺拓及南拓的創立業務後，隔年2月也入閣擔任遞信大臣，但林銑十郎內閣才維持四個月就垮臺了。隔年9月，兒玉家三男兒玉友雄擔任臺灣軍司令官，此時為戰爭時期，軍國風氣頗盛，因此兒玉軍司令官到處出席各種活動場合，至學校發表演說，赴馬術比賽頒獎，每有捷報傳出在臺北公會堂辦理官民同歡會，或是在新公園舉行戰歿者慰靈會，多是臺灣總督和兒玉軍司令官主持。與之前各任臺灣軍司令官都不太一樣，之前是很少出現在公開場合的。戰爭初期日軍一路順遂，到各地參訪都受到民眾踴戴，因此兒玉友雄這趟臺灣之旅頗為豐富。值得一提的是，在兒玉源太郎過世後，每年7月24日臺灣各界會在圓山町臨濟禪寺舉行法會，通常都是臺灣總督或派總務長官主持，恆例隔日兒玉秀雄會代表兒玉家拍電報致謝主辦單位，並沒有出席的紀錄。而1939年的法會比較不一樣，剛好兒玉家三男友雄在臺灣任職的關係，是第一次報導有家屬出席法會。兒玉友雄在12月離職前一刻到訪南菜園打掃留下照片，而其離臺後就從軍旅，以從三位勲一等功五級陸軍中將銜退役，1940年10月、1941年3月都還有來臺遊玩的紀錄，南菜園在1941年3月被列為指定史蹟紀念物時是友雄來為紀念碑揭幕。戰後兒玉友雄被列入公職追放名單中，但應該早就除役了。
兒玉秀雄之後又曾擔任內務大臣職務，1942年日本開始進軍東南亞并占領蘭印（即現在印度尼西亞），因此陸軍於3月17日宣佈要開發蘭印、緬甸，先遣拓務專家視察。任命兒玉秀雄、櫻井兵五郎、北島謙次郎為最高顧問，享親任官待遇，而在動身前往東南亞途中，兒玉秀雄到臺灣一趟，並在南菜園留下揮毫。兒玉秀雄南行探訪了菲律賓、婆羅州、爪哇等地，於9月返日。
之後戰事急轉直下，兒玉秀雄於1944、1945年兩次入閣，僅擔任國務大臣和文部大臣，無左右政事能力。《臺灣日日新報》於1944年4月停刊，也難以查到之後的相關報導。只知道戰後兒玉秀雄因為曾擔任殖民地長官負戰爭指導之責任，被「公職追放」，除了被強迫引退外，還會受到監視。兒玉秀雄抑鬱而終，於1947年4月7日過世。
兒玉秀雄夫婦育有一女貞子，其女婿廣幡忠康，係侯爵廣幡忠朝二子，為繼承兒玉家家名，故入贅兒玉家稱為兒玉忠康，為大型企業日本郵船公司社長、會長，曾被天皇授予勲一等瑞寶章。忠康的二子兒玉進是著名電視導演，代表作是執導由巨星石原裕次郎主演的「向太陽怒吼」（太陽にほえろ！）警匪電視劇，紅了14年演了718集。
兒玉伯爵家的華族身分，由兒玉源太郎創建，兒玉秀雄承父蔭接任，戰後華族制度取消，長子、三子因曾任政府、軍方高階人員被公職追放，但么子仍在政府服務，其他也多在企業界等。而兒玉源太郎對臺灣的貢獻，節錄2008年《龍騰版高一歷史課本》中的一段：
日本統治初期，由於臺人持續抵抗，軍費繁多，造成總督府財政沉重擔負，日本國會議員一度倡議「賣臺」，鼓吹以一億元將臺灣賣給法國，這種情況直到1898年，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上任後，情況才逐漸改觀。當時兒玉總督仍身兼日本國內要職，經常往來臺日兩地，而將政務完全交由行政長官後藤新平執行。後藤新平任職的八年內，推動土地、林野、戶口調查、專賣制度，奠定了日本治臺的基本方針及財政基礎。對於臺灣人層出不窮的反抗行動，後藤新平採取高壓與懷柔並進，透過《匪徒刑罰令》與《匪徒招降策》等法令，既以武力掃蕩，又以利誘勸降，並於1898年實施「保甲制度」，動員地方民力，以協助維持治安，才逐漸平定初期臺灣人的反抗勢力。
過了一百多年，回看歷史，臺灣對兒玉－後藤體制評價大體是：兒玉穩住了日本政府開拓臺灣的決心，而後藤建置了現代化基礎的正向評價，當然還是有以武力鎮壓的紀錄，不過整體來說這個組合是19任臺灣總督中政績的前段班。因此位在日本神奈川縣江之島的兒玉神社，主祀兒玉源太郎命，其中許多硬體資源多由臺灣捐建，像1934年兒玉秀雄訪臺時就有順便為兒玉神社募資，兒玉源太郎過世百年祭時，由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揮毫「兒玉神社」匾額贈送，還是維持跟臺灣的因緣。（註4）。
兒玉源太郎在1899年，其別館「南菜園」落成時賦詩「古亭莊外結茅廬，畢竟情疎景亦疎。雨讀晴畊如野客，三畦蔬菜一床書。」但其後他的人生就是一路奔馳不歇，沒多久就過世了，而南菜園在戰後也被拆除。不過在南菜園附近的日式宿舍，戰後做為臺灣銀行員工宿舍，於2019年2月被臺北市政府指定為市定古蹟。雖然並不是在兒玉源太郎建設的南菜園範圍內（依1936年臺北市區改正圖，南菜園在兒玉町四丁目，該宿舍在佐久間町三丁目），中間隔了一條馬路，其建築年份推定也比南菜園晚了約20年。不過在指定古蹟時，不採用目前住址的牯嶺街、南昌路，而直接取名「前南菜園日式宿舍」。可能是指定理由有一條「乃臺北市發展歷史上，作為日本殖民統治者居住區的重要證據。」，所以就採用赫赫有名的臺灣總督別館南菜園作為整個聚落的辨識吧！
註1：其父源太郎於1876年11月9月在陸軍少佐任內因平定熊本神風連之亂，就首次獲天皇召見。
註2：宿利重一，《兒玉源太郎》，國際日本協會，1942年。
註3：關於兒玉源太郎子女的相關資訊，除秀雄、友雄、九一和女婿們資料較多外，其他兒子的資訊多參考日本網站「近代名士家系大観」，網址：https://ameblo.jp/derbaumkuchen/。惟此網站並無留下任何參考文獻和資料來源。
註4：參考李榮聰，《漫談兒玉神社與臺灣百年因緣》，臺灣文獻季刊57卷4期。
1934年4月26日，兒玉秀雄夫婦從神戶搭朝日丸出發到臺灣，30日下午3點到達臺北車站，由中川總督夫人和女兒出迎，先去臺灣神社參拜，之後會面中川總督。隔天先去南菜園植樹紀念（兒玉源太郎總督在其任內，於現在的古亭南昌公園建立其別館「南菜園」），參訪太平公學校、中央研究院、第三高女、龍山寺、植物園等地方。後於5月2日在鐵道飯店舉辦歡迎晚會，歡迎會上與曾和父親兒玉源太郎會面的陳莊阿隨合影。3日到臺南，4日到鵝鑾鼻、高雄，5日在高雄市區，當晚夜宿嘉義，隔日前往阿里山，7日下山前往日月潭，8日在臺中公會堂舉行歡迎會，9日回臺北前往北投，10、11日在花蓮，12日在大稻埕蓬萊閣參加本島人有力者歡迎會，由辜顯榮、顏國年、郭廷俊、林熊徵主辦。13、14日拜訪臺北帝國大學、報社，其中參訪臺灣日日新報本社時，還看到為其特別準備有關當年兒玉源太郎總督的相關剪報，還有一個亮點就是到「顏國年家」。13日下午於鐵道飯店舉辦官民座談會，臺灣軍司令官、總務長官及各級官員都出席，14日上午搭大和丸回日本，結束為期近三周的參訪。
1934年有一件小事，《臺灣日日新報》報導，7月21日，兒玉源太郎三男原下關要塞司令官兒玉友雄中將，調任臺灣守備司令官。然後7月24日馬上改正，改由熊本教導學校校長福田袈裟雄少將，升任中將並調任臺灣守備司令官。8月1日才由東京急電，原臺灣守備司令官外山豐造中將補第九師團長，而由第四師團長寺內壽一中將伯爵遞補。寺內壽一就是寺內正毅長子，其妹是兒玉秀雄夫人，是秀雄的大舅子，也是個有臺灣因緣的人。
1934年7月齋藤實內閣倒臺，但維持「舉國一致內閣」聲浪依舊，因此委由前海軍大臣岡田啟介組閣，岡田組閣不順，首相還要身兼拓務大臣。同年9月24日，因為要推動臺灣地方制度改革案，參眾議院都反對首相還兼拓務大臣的制度，因為此次悠關在殖民地實施選舉、地方自治的制度，需要找專任的大臣督導此案。而這個地方改制案，就是為了呼應林獻堂努力了14年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而此時又發生滿州廳組織改造案，拓務省意見與陸軍不同，拓務省高等官以集體請辭做要脅，因此岡田開始物色拓務大臣人選。岡田首相在貴族院議會上直陳「會從貴族院挑選拓務大臣」，呼聲最高的有岡部長景子爵、前內務大臣安達謙藏、前內閣書記長川崎卓吉等，最後考量到殖民地行政經驗，兒玉秀雄出線擔任拓務大臣。拓務省內為來一個專業的長官感到高興，之前要辭職的官員都撤回辭呈，但貴族院認為兒玉秀雄無黨無派，不能代表貴族院主流，無法呼應岡田首相要貴族院參與政事、平衡派系之說詞。10月25日的親任式是兒玉秀雄人生最光榮時刻，因為才一位新閣員的親任式，昭和天皇親自觀禮，並賜下敕語，升任從二位勳一等（註1）。這次人事任命，推薦人就是前首相齋藤實，算是齋藤還了秀雄一個人情。
上任隔天，兒玉秀雄就接到林熊祥的電話，討論臺灣米穀統制的事情。同年11月29日，臺灣日日新報成員到東京訪問兒玉秀雄，寫成〈往第二故鄉－臺灣，兒玉拓相的statement〉一文，聲明中並沒有太多關於政務的文字，通篇走感性路線，提到因為父親的關係所以秀雄有特殊的臺灣情懷，其在日本的宦海浮沉有受到臺灣各界的關照，因此文中充滿對臺灣的感謝，懷念長輩、長官等。1935年1月25日在東京舉行的臺灣俱樂部年會，兒玉秀雄也出席，和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平塚廣義會面，會中兒玉致詞，表示去年四月曾到臺灣一趟，在鵝鑾鼻眺望南方，到臺北聽到民謠，想到推動南方經濟發展，臺灣是重要基地，是進軍國際的出口，而臺灣地方制度改革案也是其重要工作，請大家支持云云。而2月臺灣總督中川健藏在東京嫁女兒，兒玉也出席，以建立與臺灣各界的關係。4月1日拓務省在東京設立海外拓殖委員會，拓務大臣為當然委員，並同意在臺灣總督府下設立臺灣開發委員會。而在同日，臺灣總督府一口氣以律令發布了〈臺灣州制改正〉、〈臺灣市制改正〉、〈臺灣街庄制改正〉三項法律，其中街庄制改正，就釋出一半名額提供選舉，並在同年11月22日完成了臺灣史上的第一次地方選舉。
岡田內閣於1936年3月總辭，兒玉秀雄也未留任。同年6月2日內閣通過「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法」，7月30日內閣通過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設立委員會人事案，由兒玉秀雄擔任委員長，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平塚廣義、內定臺拓社長加藤恭平擔任副委員長，政府委員25人、民間委員臺灣20人、日本本土33人，民間委員多兼任熱帶產業調查會委員，其中臺籍委員有陳啟輝、林熊徵、顏國年、辜顯榮。
同年11月3日，兒玉源太郎的妻子兒玉松過世，享年81歲。1874年10月17日，兒玉源太郎（時23歲）擔任陸軍大尉，與大阪商人岩永秀松第七女松（時19歲）結婚，兩日後升為少佐，初時先定居熊本，並在1876年7月19日產下長子秀雄。同年10月24日發生了改變源太郎一生的熊本神風連之亂，迅速平亂後獲明治天皇召見，從此才能被發掘（註2）。松與兒玉源太郎育有7子4女，其中有大臣（長子秀雄，東京帝大畢，拓務大臣）、中將（三子友雄，陸大畢，臺灣軍司令）、知事（么子九一，東京帝大畢，島根縣知事）、實業家（次男貞雄，日本真珠社長；四子常雄，陸士、東京帝大畢業，滿州航空社長、大日本航空總裁）、技術官僚（五男國雄，東京帝大畢，膠濟鐵路車務所長；六男八郎，九州大學博士，樺太開發理事）。親家們也赫赫有名，長子秀雄的岳父是寺內正毅陸軍元帥；二子貞雄岳父江副廉蔵是日本最大的菸草會社社長；三子友雄的岳父是中村雄次郎陸軍中將；四子常雄的岳父是四女的公公（都是宮內官木戶孝正）；五子國雄的岳父是中村覺陸軍大將；么子九一的岳父大森鐘一為皇后宮主管。長女婿立花俊吉（鐵道部理事大道良太養子）官至拓務省次官；次女婿穗積重遠（日本首位法學博士穗積陳重長子）是日本家族法之父、最高法院院長；三女婿藤田嗣雄（臺灣軍醫部長藤田嗣章三子）亦為法學教授；四女婿木戶幸一（宮內官木戶孝正長子）是1945年8月15日，以天皇側近內大臣身分策畫「玉音播送」推動日本投降結束二戰的重要人物。兒玉源太郎從一介藩士之子，因本身具文武全才的軍事及統治能力，努力取得功名，增加家族名聲。但源太郎身為軍人，跟隨日軍到處推進移動，在東京停留的時間少之又少，兒玉松將子女培養成人人將才，實在是另人佩服。（註3）
同年11月25日上午在東京市明治生命保險大樓，舉行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創立總會，由設立委員會委員長兒玉秀雄主持，會中同意人事案：社長加藤恭平、副社長久宗薰，理事日下辰太、高山三平、大西一三、井坂孝、松木幹一郎、原邦造、赤司初太郎為理事(前三位為常任理事)，寶來龜四郎為常任監事、藤山愛一郎為監事。創立總會後旋即解散設立委員會。不過兒玉秀雄當時又身兼南洋拓殖株式會社設立委員會委員長，在臺拓成立兩天後南拓創立總會在東京的日本工業俱樂部舉行，由日清汽船社長深尾隆太郎擔任社長，總部設在帛琉，主要業務就是開發南太平洋諸島。臺拓是由臺灣總督府佔主導權，南洋拓殖株式會社由南洋廳主導，不過臺拓創立資本為三千萬日圓，南拓較少為二千萬日圓。
兒玉秀雄在完成臺拓及南拓的創立業務後，隔年2月也入閣擔任遞信大臣，但林銑十郎內閣才維持四個月就垮臺了。隔年9月，兒玉家三男兒玉友雄擔任臺灣軍司令官，此時為戰爭時期，軍國風氣頗盛，因此兒玉軍司令官到處出席各種活動場合，至學校發表演說，赴馬術比賽頒獎，每有捷報傳出在臺北公會堂辦理官民同歡會，或是在新公園舉行戰歿者慰靈會，多是臺灣總督和兒玉軍司令官主持。與之前各任臺灣軍司令官都不太一樣，之前是很少出現在公開場合的。戰爭初期日軍一路順遂，到各地參訪都受到民眾踴戴，因此兒玉友雄這趟臺灣之旅頗為豐富。值得一提的是，在兒玉源太郎過世後，每年7月24日臺灣各界會在圓山町臨濟禪寺舉行法會，通常都是臺灣總督或派總務長官主持，恆例隔日兒玉秀雄會代表兒玉家拍電報致謝主辦單位，並沒有出席的紀錄。而1939年的法會比較不一樣，剛好兒玉家三男友雄在臺灣任職的關係，是第一次報導有家屬出席法會。兒玉友雄在12月離職前一刻到訪南菜園打掃留下照片，而其離臺後就從軍旅，以從三位勲一等功五級陸軍中將銜退役，1940年10月、1941年3月都還有來臺遊玩的紀錄，南菜園在1941年3月被列為指定史蹟紀念物時是友雄來為紀念碑揭幕。戰後兒玉友雄被列入公職追放名單中，但應該早就除役了。
兒玉秀雄之後又曾擔任內務大臣職務，1942年日本開始進軍東南亞并占領蘭印（即現在印度尼西亞），因此陸軍於3月17日宣佈要開發蘭印、緬甸，先遣拓務專家視察。任命兒玉秀雄、櫻井兵五郎、北島謙次郎為最高顧問，享親任官待遇，而在動身前往東南亞途中，兒玉秀雄到臺灣一趟，並在南菜園留下揮毫。兒玉秀雄南行探訪了菲律賓、婆羅州、爪哇等地，於9月返日。
之後戰事急轉直下，兒玉秀雄於1944、1945年兩次入閣，僅擔任國務大臣和文部大臣，無左右政事能力。《臺灣日日新報》於1944年4月停刊，也難以查到之後的相關報導。只知道戰後兒玉秀雄因為曾擔任殖民地長官負戰爭指導之責任，被「公職追放」，除了被強迫引退外，還會受到監視。兒玉秀雄抑鬱而終，於1947年4月7日過世。
兒玉秀雄夫婦育有一女貞子，其女婿廣幡忠康，係侯爵廣幡忠朝二子，為繼承兒玉家家名，故入贅兒玉家稱為兒玉忠康，為大型企業日本郵船公司社長、會長，曾被天皇授予勲一等瑞寶章。忠康的二子兒玉進是著名電視導演，代表作是執導由巨星石原裕次郎主演的「向太陽怒吼」（太陽にほえろ！）警匪電視劇，紅了14年演了718集。
兒玉伯爵家的華族身分，由兒玉源太郎創建，兒玉秀雄承父蔭接任，戰後華族制度取消，長子、三子因曾任政府、軍方高階人員被公職追放，但么子仍在政府服務，其他也多在企業界等。而兒玉源太郎對臺灣的貢獻，節錄2008年《龍騰版高一歷史課本》中的一段：
日本統治初期，由於臺人持續抵抗，軍費繁多，造成總督府財政沉重擔負，日本國會議員一度倡議「賣臺」，鼓吹以一億元將臺灣賣給法國，這種情況直到1898年，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上任後，情況才逐漸改觀。當時兒玉總督仍身兼日本國內要職，經常往來臺日兩地，而將政務完全交由行政長官後藤新平執行。後藤新平任職的八年內，推動土地、林野、戶口調查、專賣制度，奠定了日本治臺的基本方針及財政基礎。對於臺灣人層出不窮的反抗行動，後藤新平採取高壓與懷柔並進，透過《匪徒刑罰令》與《匪徒招降策》等法令，既以武力掃蕩，又以利誘勸降，並於1898年實施「保甲制度」，動員地方民力，以協助維持治安，才逐漸平定初期臺灣人的反抗勢力。
過了一百多年，回看歷史，臺灣對兒玉－後藤體制評價大體是：兒玉穩住了日本政府開拓臺灣的決心，而後藤建置了現代化基礎的正向評價，當然還是有以武力鎮壓的紀錄，不過整體來說這個組合是19任臺灣總督中政績的前段班。因此位在日本神奈川縣江之島的兒玉神社，主祀兒玉源太郎命，其中許多硬體資源多由臺灣捐建，像1934年兒玉秀雄訪臺時就有順便為兒玉神社募資，兒玉源太郎過世百年祭時，由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揮毫「兒玉神社」匾額贈送，還是維持跟臺灣的因緣。（註4）。
兒玉源太郎在1899年，其別館「南菜園」落成時賦詩「古亭莊外結茅廬，畢竟情疎景亦疎。雨讀晴畊如野客，三畦蔬菜一床書。」但其後他的人生就是一路奔馳不歇，沒多久就過世了，而南菜園在戰後也被拆除。不過在南菜園附近的日式宿舍，戰後做為臺灣銀行員工宿舍，於2019年2月被臺北市政府指定為市定古蹟。雖然並不是在兒玉源太郎建設的南菜園範圍內（依1936年臺北市區改正圖，南菜園在兒玉町四丁目，該宿舍在佐久間町三丁目），中間隔了一條馬路，其建築年份推定也比南菜園晚了約20年。不過在指定古蹟時，不採用目前住址的牯嶺街、南昌路，而直接取名「前南菜園日式宿舍」。可能是指定理由有一條「乃臺北市發展歷史上，作為日本殖民統治者居住區的重要證據。」，所以就採用赫赫有名的臺灣總督別館南菜園作為整個聚落的辨識吧！
註1：其父源太郎於1876年11月9月在陸軍少佐任內因平定熊本神風連之亂，就首次獲天皇召見。
註2：宿利重一，《兒玉源太郎》，國際日本協會，1942年。
註3：關於兒玉源太郎子女的相關資訊，除秀雄、友雄、九一和女婿們資料較多外，其他兒子的資訊多參考日本網站「近代名士家系大観」，網址：https://ameblo.jp/derbaumkuchen/。惟此網站並無留下任何參考文獻和資料來源。
註4：參考李榮聰，《漫談兒玉神社與臺灣百年因緣》，臺灣文獻季刊57卷4期。
《文獻人生：洪敏麟先生訪問紀錄》
書 名：文獻人生：洪敏麟先生訪問紀錄
撰 者：洪敏麟口述；林金田,謝嘉梁,劉澤民採訪.記錄
出版日期：民99[2010]
出版者：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索書號：83.3886/3480/ 2010
本書係以對臺灣文史相當專研之洪敏麟教授為訪談對象，以口述方式記錄其投注於臺灣歷史研究點滴，內容計分家世童年、求學歷程、日治末期與戰後初期社會、教學生涯、任公職、文獻研究與成果、地名研究、方志撰修、漢語研究與教學、文物史料研究收藏、民間團體參與等17章節，各章輔以圖表說明，精彩有趣。洪教授深體社會變遷，致力文獻及精研，先修臺灣省通志，後撰舊地名沿革，漢語教學等，全書能為跨越日治至民國兩時代的臺灣知識份子，留下翔實而珍貴的紀錄。
書 名：文獻人生：洪敏麟先生訪問紀錄
撰 者：洪敏麟口述；林金田,謝嘉梁,劉澤民採訪.記錄
出版日期：民99[2010]
出版者：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索書號：83.3886/3480/ 2010
本書係以對臺灣文史相當專研之洪敏麟教授為訪談對象，以口述方式記錄其投注於臺灣歷史研究點滴，內容計分家世童年、求學歷程、日治末期與戰後初期社會、教學生涯、任公職、文獻研究與成果、地名研究、方志撰修、漢語研究與教學、文物史料研究收藏、民間團體參與等17章節，各章輔以圖表說明，精彩有趣。洪教授深體社會變遷，致力文獻及精研，先修臺灣省通志，後撰舊地名沿革，漢語教學等，全書能為跨越日治至民國兩時代的臺灣知識份子，留下翔實而珍貴的紀錄。
2019年9月份圖書編目上架
2019年9月份編目上架之圖書計90冊，內容涵蓋本館近期蒐藏及採集入館圖書。書目詳見本館圖書資訊查詢系統 http://library.th.gov.tw/opac890/forms/bibliography/book_search.aspx
2019年9月份編目上架之圖書計90冊，內容涵蓋本館近期蒐藏及採集入館圖書。書目詳見本館圖書資訊查詢系統 http://library.th.gov.tw/opac890/forms/bibliography/book_search.aspx
| 發 行 人 | 張鴻銘 | |
| 行政指導 | 劉澤民 | |
| 總 編 輯 | 王希智 | |
| 執行編輯 | 廖學恆 | |
| 編輯小組 | 張家榮、謝東勝、詹梓陵、洪明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