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族專題系列講座：從紅葉部落的變遷來探討太魯閣族的過去與未來展望
專題名稱：從紅葉部落的變遷來探討太魯閣族的過去與未來展望
主講人：帖喇‧尤道（李季順）（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委員）
時間：109年10月29日（四）14:00～16:00（13:30 開放入場）
地點：國史館4樓大禮堂（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1段2號）
專題名稱：從紅葉部落的變遷來探討太魯閣族的過去與未來展望
主講人：帖喇‧尤道（李季順）（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委員）
時間：109年10月29日（四）14:00～16:00（13:30 開放入場）
地點：國史館4樓大禮堂（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1段2號）
臺灣文獻講座：臺灣長時段史的考察
演講主題：臺灣長時段史的考察
主講人：戴寶村（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
時間：民國109年10月8日（星期四） 14:00～16:00
地點：本館文獻大樓3樓會議室
本館於本（109）年度規劃辦理6場次臺灣文獻講座，第6場次於本年10月8日（星期四），邀請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戴寶村秘書長來館，以「臺灣長時段史的考察」為題進行演講。
臺灣歷史的年代通常會以文字紀錄較多的400年為主，而且已習慣於史前時代、大航海時代、清領時代、日治時代、戰後中華民國時代的５大分期，而且純以人的本位立場出發。本次演講提出長時段的歷史觀點，4,000年前代表幾近不變的臺灣，從地緣位置地理地形思考臺灣風土文化特色。400年前外力開始進入臺灣，殖民勢力與移民者耕墾營商，逐漸改變臺灣的地景地物地貌。40年前臺灣進入高度工業化，進入鉅變的狀貌。
從長時段自然史的角度來考察人地關係之演變，了解400年間人群改變臺灣環境，然而人究竟無法勝天，因此更要有生態平衡永續發展的省思。演講精彩可期，歡迎社會各界蒞臨聽講！
請至本館報名系統線上報名，網址（報名系統）。現場座位50個，敬請提早入座。
本年度臺灣文獻講座場次講題及時間詳如附表。
演講主題：臺灣長時段史的考察
主講人：戴寶村（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
時間：民國109年10月8日（星期四） 14:00～16:00
地點：本館文獻大樓3樓會議室
本館於本（109）年度規劃辦理6場次臺灣文獻講座，第6場次於本年10月8日（星期四），邀請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戴寶村秘書長來館，以「臺灣長時段史的考察」為題進行演講。
臺灣歷史的年代通常會以文字紀錄較多的400年為主，而且已習慣於史前時代、大航海時代、清領時代、日治時代、戰後中華民國時代的５大分期，而且純以人的本位立場出發。本次演講提出長時段的歷史觀點，4,000年前代表幾近不變的臺灣，從地緣位置地理地形思考臺灣風土文化特色。400年前外力開始進入臺灣，殖民勢力與移民者耕墾營商，逐漸改變臺灣的地景地物地貌。40年前臺灣進入高度工業化，進入鉅變的狀貌。
從長時段自然史的角度來考察人地關係之演變，了解400年間人群改變臺灣環境，然而人究竟無法勝天，因此更要有生態平衡永續發展的省思。演講精彩可期，歡迎社會各界蒞臨聽講！
請至本館報名系統線上報名，網址（報名系統）。現場座位50個，敬請提早入座。
本年度臺灣文獻講座場次講題及時間詳如附表。
臺灣總督府對舊時代讀書人的攏絡政策
乙未戰爭平定後，臺灣總督府首任學務課長伊澤修二理解到「四書五經是臺灣人必學之書」，（註1）而建議積極利用儒學來統治臺灣。臺灣總督府開始對民間地方鄉紳及儒學者勢力給與相當的尊敬，明治29（1896）年10月臺灣總督乃木希典以府令第50號發布「臺灣紳章條規」，以禮遇「臺灣人民中有學識或有資望者」。（註2）由於以往人民認為總督府僅重用通譯及偵探等奸徒而大為不滿，「此次授與紳章時表明紳士之資格為尚文崇德之意。故受章者感到光榮，庶民亦歌頌其美舉，先前採用通譯偵探等人乃出於一時之必要而不得已，相信我政府並未重用此輩。因而民心大安」。（註3）
明治31（1898）年後藤新平擔任民政長官後，更積極拉攏臺灣民間社會原有的穩定力量，譬如同年7月仿效清代鄉飲酒禮之制，舉辦第1次「饗老典」，邀集臺北縣內80歲以上的臺籍男女耆宿數百名與會，聚集在總督府內舞樂堂。後又在彰化、臺中、臺南、高雄、新竹等地舉辦。此舉是統治者欲彰顯其對長者的尊重，藉此盛典使被統治者感受到統治者的「德政」，並爭取士紳及文人的支持。（註4）明治32（1899）年4月9日臺中縣於彰化孔廟舉行饗老典時，有些老人因受到優遇而大為感泣。（註5）
明治33（1900）年3月15日於淡水館開設「揚文會」，廣邀曾獲科舉功名之讀書人，共有七十餘名到場。（註6）據當時後藤新平演講內容可知，後藤期望接受揚文會表揚者回鄉後皆能勸誘家鄉子弟前往就讀日本帝國所開辦的公學校，學習國語（即日語），以使人民「作新民」，即成為日本人。（註7）後藤又說：「公學校等之教育方法，雖與從來書房教授有不同，但道無二致而新政其歸處固一也」。（註8）可知日治初期總督府對於漢人社會的傳統士紳表示出相當的尊重，也因此獲得許多儒學者的認同。一旦地方耆老及知識人認同新政後，就不會阻止子弟「作新民」了。
大正4（1915）年8月在臺灣南部發生西來庵事件，數千人遭日軍殺戮，並有866名被判死刑。日本政府認為總督府對該事件處理不當而更換民政長官內田嘉吉，改由下村宏擔任。下村宏到任後，立即以大正天皇即位典禮為理由，減免703名死刑犯，又仿「饗老典」舉辦「養老典」，並於大正5（1916）年1至4月出版《壽星集》、《臺灣孝節錄》、《臺灣列紳傳》等書。《壽星集》輯錄臺籍人士歌頌養老典禮之漢文漢詩；《臺灣孝節錄》記載1915年春曾接受當局表揚之孝子節婦義僕之篤行事蹟；《臺灣列紳傳》纂修總督府授予紳章的千餘臺人列傳。至於下村宏為何要急者出版這些書，則不外希望人民夙夜相戒，盡善保壽，以享受長壽之福。因而積極提倡臺灣原有的儒家傳統，來穩定人心。（註9）對於抗日勢力而言，這確實是極為有效的安撫策略。與初期單純宴饗敬老的「饗老典」相比，「養老典」有規勸人民作順民以頤養天年之意。且當總督府也採用儒家文化的意識形態來治理社會時，民族主義運動者就沒有反對的理由。人民也會覺得若奉公守法自然會受到日本政府的保護撫慰，跟以前同為異族的清朝皇帝也沒有什麼不同，就自然沉溺於傳統文化氛圍所壟罩的因循惰性的安樂椅裡。
此外，詩社也是舊時代讀書人心靈的寄託場所。陳逢源認為臺灣的詩人只會做些矯揉做作，無病呻吟的漢詩，甚至拿詩來做應酬及頌揚的工具，因而「斷定臺灣的詩社，決不會做出所謂心畫心聲的詩，倒反挫折了幾多青年們革新的意氣，真不啻是抹殺人才的一大陷阱」，因而稱詩社為鴉片窟。（註10）據社會科學研究，社會支持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存在正向的關係。（註11）對舊時代文人而言，詩社確實是療癒的社會支持團體。沉溺於詩詞吟誦或許有延續民族文化的意義，但却也中了日本當局攏絡策略之圈套，再無振興民族風氣的念頭。
當時總督府官員及地方官皆樂與臺灣文士唱和，總督兒玉源太郎於其城南別墅，廣邀文士開雅集，詩作輯為「南菜園唱和集」。當時日人亦認為：「詩賦唱酬，則內以和鄉紳臣室之心，而外使鄰邦人士悅服」。（註12）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也輯詩集為「鳥松閣唱和集」。（註13）這是由於總督府企圖藉漢詩而與被統治民族拉近關係，因此漢詩與漢文命運大不同。據李世偉統計，當明治44（1911）年書房遭限制而走下坡時，詩社卻轉趨興起；昭和（1926）元年書房數量急遽下降時，卻是詩社蓬勃發展時；昭和11（1936）年書房瀕臨全滅時，詩社正達到頂峰狀態。（註14）由此可見當局對詩社的寬容，正屬於總督府對漢族籠絡策略的一環。如蔡素貞所言：日臺雙方在儒教結社的往來互動中，各取所需，相互利用，真可謂「同床異夢」。（註15）
註1 伊澤修二，〈臺灣公學校設置ニ関スル意見〉，《伊澤修二選集》（日本長野縣：信濃教育會，1958），頁618。轉引自川路祥代，〈殖民地臺灣文化統合與臺灣傳統儒學社會〉，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年6月，頁90。
註2 「臺灣紳章條規、臺灣紳章取扱內規」（1896-10-23），〈明治二十九年永久保存追加第一卷 官規官職 服制記章〉，《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15007。
註3 「紳章授與ニ付臺北縣一般人民ノ感情」（1897年06月06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93號〉，頁3。《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0093a003。
註4 〈饗老會記〉，《臺灣日日新報》，1898-07-20，版次05。
註5 「饗老典ニ關スル臺中縣報告」（1899-05-18），〈明治三十二年乙種永久保存第一卷 皇室及儀典 雜〉，《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369001008。
註6 〈揚文會式〉，《臺灣日日新報》，1900-03-16，版次03。
註7 吳德功，《觀光日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172-173。當時後藤新平演講內容有：「余非不知漢文之高雅優美而欲廢之也，惟先示以易知易學之方，故首教以國語，繼公學校、師範學校，將來文運長進，更設專門學校以期鞏固利用厚生之根柢，養成有用之才。此次揚文會即發揚大人之學，即大學之道。大學言：「明德新民」，又曰：「格物致知」，湯言：「日日新」，康誥言：「作新民」，無非欲使人格考窮理，使德業富有日新也。爾等皆博學之士，歸去當教迪後進，庶無負督憲表揚文之意。」
註8 〈後藤民政長官揚文會演說〉，《揚文會策議》（臺北：臺灣總督府，1901）。
註9 川路祥代，〈殖民地臺灣文化統合與臺灣傳統儒學社會〉，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年6月，頁195-196。
註10 陳逢源，〈對於台灣舊詩壇投下一巨大的炸彈（上）〉，《南音》，第1卷第2號（1932），3-6。
註11 Veenhoven, Ruut. (2012). Happiness, Also Known as “Life Satisfa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p. 63-77, Handbook of Social Indicators and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edited by K.C. Land, A. C. Michalos, & M. J. Sirgy. Springer Netherlands.
註12 李世偉，〈日據時期臺灣的儒教運動〉（下），《臺北文獻》，第121期，頁54。
註13 廖漢臣，〈臺灣文學年表〉，《臺灣文獻》，第15卷第1期，1964年，頁260。
註14 李世偉，〈日據時期臺灣的儒教運動〉（下），《臺北文獻》，第121期，頁50-51。
註15 蔡素貞，〈日據時期臺灣人對日本文化之迎拒：殖民性、現代化與文化認同〉，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頁166。
乙未戰爭平定後，臺灣總督府首任學務課長伊澤修二理解到「四書五經是臺灣人必學之書」，（註1）而建議積極利用儒學來統治臺灣。臺灣總督府開始對民間地方鄉紳及儒學者勢力給與相當的尊敬，明治29（1896）年10月臺灣總督乃木希典以府令第50號發布「臺灣紳章條規」，以禮遇「臺灣人民中有學識或有資望者」。（註2）由於以往人民認為總督府僅重用通譯及偵探等奸徒而大為不滿，「此次授與紳章時表明紳士之資格為尚文崇德之意。故受章者感到光榮，庶民亦歌頌其美舉，先前採用通譯偵探等人乃出於一時之必要而不得已，相信我政府並未重用此輩。因而民心大安」。（註3）
明治31（1898）年後藤新平擔任民政長官後，更積極拉攏臺灣民間社會原有的穩定力量，譬如同年7月仿效清代鄉飲酒禮之制，舉辦第1次「饗老典」，邀集臺北縣內80歲以上的臺籍男女耆宿數百名與會，聚集在總督府內舞樂堂。後又在彰化、臺中、臺南、高雄、新竹等地舉辦。此舉是統治者欲彰顯其對長者的尊重，藉此盛典使被統治者感受到統治者的「德政」，並爭取士紳及文人的支持。（註4）明治32（1899）年4月9日臺中縣於彰化孔廟舉行饗老典時，有些老人因受到優遇而大為感泣。（註5）
明治33（1900）年3月15日於淡水館開設「揚文會」，廣邀曾獲科舉功名之讀書人，共有七十餘名到場。（註6）據當時後藤新平演講內容可知，後藤期望接受揚文會表揚者回鄉後皆能勸誘家鄉子弟前往就讀日本帝國所開辦的公學校，學習國語（即日語），以使人民「作新民」，即成為日本人。（註7）後藤又說：「公學校等之教育方法，雖與從來書房教授有不同，但道無二致而新政其歸處固一也」。（註8）可知日治初期總督府對於漢人社會的傳統士紳表示出相當的尊重，也因此獲得許多儒學者的認同。一旦地方耆老及知識人認同新政後，就不會阻止子弟「作新民」了。
大正4（1915）年8月在臺灣南部發生西來庵事件，數千人遭日軍殺戮，並有866名被判死刑。日本政府認為總督府對該事件處理不當而更換民政長官內田嘉吉，改由下村宏擔任。下村宏到任後，立即以大正天皇即位典禮為理由，減免703名死刑犯，又仿「饗老典」舉辦「養老典」，並於大正5（1916）年1至4月出版《壽星集》、《臺灣孝節錄》、《臺灣列紳傳》等書。《壽星集》輯錄臺籍人士歌頌養老典禮之漢文漢詩；《臺灣孝節錄》記載1915年春曾接受當局表揚之孝子節婦義僕之篤行事蹟；《臺灣列紳傳》纂修總督府授予紳章的千餘臺人列傳。至於下村宏為何要急者出版這些書，則不外希望人民夙夜相戒，盡善保壽，以享受長壽之福。因而積極提倡臺灣原有的儒家傳統，來穩定人心。（註9）對於抗日勢力而言，這確實是極為有效的安撫策略。與初期單純宴饗敬老的「饗老典」相比，「養老典」有規勸人民作順民以頤養天年之意。且當總督府也採用儒家文化的意識形態來治理社會時，民族主義運動者就沒有反對的理由。人民也會覺得若奉公守法自然會受到日本政府的保護撫慰，跟以前同為異族的清朝皇帝也沒有什麼不同，就自然沉溺於傳統文化氛圍所壟罩的因循惰性的安樂椅裡。
此外，詩社也是舊時代讀書人心靈的寄託場所。陳逢源認為臺灣的詩人只會做些矯揉做作，無病呻吟的漢詩，甚至拿詩來做應酬及頌揚的工具，因而「斷定臺灣的詩社，決不會做出所謂心畫心聲的詩，倒反挫折了幾多青年們革新的意氣，真不啻是抹殺人才的一大陷阱」，因而稱詩社為鴉片窟。（註10）據社會科學研究，社會支持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存在正向的關係。（註11）對舊時代文人而言，詩社確實是療癒的社會支持團體。沉溺於詩詞吟誦或許有延續民族文化的意義，但却也中了日本當局攏絡策略之圈套，再無振興民族風氣的念頭。
當時總督府官員及地方官皆樂與臺灣文士唱和，總督兒玉源太郎於其城南別墅，廣邀文士開雅集，詩作輯為「南菜園唱和集」。當時日人亦認為：「詩賦唱酬，則內以和鄉紳臣室之心，而外使鄰邦人士悅服」。（註12）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也輯詩集為「鳥松閣唱和集」。（註13）這是由於總督府企圖藉漢詩而與被統治民族拉近關係，因此漢詩與漢文命運大不同。據李世偉統計，當明治44（1911）年書房遭限制而走下坡時，詩社卻轉趨興起；昭和（1926）元年書房數量急遽下降時，卻是詩社蓬勃發展時；昭和11（1936）年書房瀕臨全滅時，詩社正達到頂峰狀態。（註14）由此可見當局對詩社的寬容，正屬於總督府對漢族籠絡策略的一環。如蔡素貞所言：日臺雙方在儒教結社的往來互動中，各取所需，相互利用，真可謂「同床異夢」。（註15）
註1 伊澤修二，〈臺灣公學校設置ニ関スル意見〉，《伊澤修二選集》（日本長野縣：信濃教育會，1958），頁618。轉引自川路祥代，〈殖民地臺灣文化統合與臺灣傳統儒學社會〉，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年6月，頁90。
註2 「臺灣紳章條規、臺灣紳章取扱內規」（1896-10-23），〈明治二十九年永久保存追加第一卷 官規官職 服制記章〉，《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15007。
註3 「紳章授與ニ付臺北縣一般人民ノ感情」（1897年06月06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93號〉，頁3。《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0093a003。
註4 〈饗老會記〉，《臺灣日日新報》，1898-07-20，版次05。
註5 「饗老典ニ關スル臺中縣報告」（1899-05-18），〈明治三十二年乙種永久保存第一卷 皇室及儀典 雜〉，《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369001008。
註6 〈揚文會式〉，《臺灣日日新報》，1900-03-16，版次03。
註7 吳德功，《觀光日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172-173。當時後藤新平演講內容有：「余非不知漢文之高雅優美而欲廢之也，惟先示以易知易學之方，故首教以國語，繼公學校、師範學校，將來文運長進，更設專門學校以期鞏固利用厚生之根柢，養成有用之才。此次揚文會即發揚大人之學，即大學之道。大學言：「明德新民」，又曰：「格物致知」，湯言：「日日新」，康誥言：「作新民」，無非欲使人格考窮理，使德業富有日新也。爾等皆博學之士，歸去當教迪後進，庶無負督憲表揚文之意。」
註8 〈後藤民政長官揚文會演說〉，《揚文會策議》（臺北：臺灣總督府，1901）。
註9 川路祥代，〈殖民地臺灣文化統合與臺灣傳統儒學社會〉，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年6月，頁195-196。
註10 陳逢源，〈對於台灣舊詩壇投下一巨大的炸彈（上）〉，《南音》，第1卷第2號（1932），3-6。
註11 Veenhoven, Ruut. (2012). Happiness, Also Known as “Life Satisfa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p. 63-77, Handbook of Social Indicators and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edited by K.C. Land, A. C. Michalos, & M. J. Sirgy. Springer Netherlands.
註12 李世偉，〈日據時期臺灣的儒教運動〉（下），《臺北文獻》，第121期，頁54。
註13 廖漢臣，〈臺灣文學年表〉，《臺灣文獻》，第15卷第1期，1964年，頁260。
註14 李世偉，〈日據時期臺灣的儒教運動〉（下），《臺北文獻》，第121期，頁50-51。
註15 蔡素貞，〈日據時期臺灣人對日本文化之迎拒：殖民性、現代化與文化認同〉，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頁166。
中秋賞月慶團圓
中秋是傳統四大節慶之一，在臺灣，除了賞月、吃月餅跟柚子之外，近年來還盛行烤肉。中秋前一個月，各商場賣店無不卯足全力備戰，烤肉架、炭、竹籤、火種、刷子、夾子這些平常很少用到的物品，一時間成為主力商品。一家烤肉萬家香，烤肉文化的崛起，主要歸因於廣告商成功的行銷手法。但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飯聊天、共享天倫，卻是中秋節最核心的主軸。不論是依循古禮吃芋頭，或是跟著潮流吃烤肉，只要闔家團聚，就是中秋月圓人團圓。
中秋節和其他節日一樣經歷千年的演變與各地習俗融合而成。關於中秋的傳說故事，有大家熟悉的嫦娥奔月、吳剛伐木、玉兔搗藥等，記載這些傳說的文獻，最早可追溯至戰國時期，可見中秋傳說淵遠流長（註1）。事實上，「中秋」一詞，首見於《周禮》〈春官宗伯〉：「中春，晝擊土鼓、吹豳（音同賓，通「邠」，見註2）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註3）。」此時的「中秋」指的不是中秋節，而是秋季的第二個月，也就是八月。
由《周禮》可知，中秋最初是祭禮活動。《禮記》上亦有「天子春朝日、秋夕月。」夕月即為祭月，一般認為古代帝王祭拜月亮的禮儀，可能就是中秋節的起源（註4）。由於中秋也是農作物收穫的時節，也有學者認為中秋祭月是源於慶祝秋季豐收，同時也會拜祭土地神，是一個感謝神恩的節日（註5）。至於中秋作為節日的時間，至今仍未有定論。唐詩中雖已出現「八月中秋月正圓，送君吟上木蘭船。」等詩句，但仍未有明確說明中秋節的日期。直至南宋吳自牧於《夢梁錄》一書中才首次記載：八月十五中秋節（註6）。
一般認為，中秋節開始盛行於宋朝，後逐漸流傳到民間，至明清時期，中秋節已經成為華夏的一大傳統節日。中秋節最具代表性的食物就是月餅。月餅一詞，同樣源自南宋吳自牧的《夢梁錄》，當時僅是一種點心食品。到後來人們逐漸把賞月與月餅結合在一起，明代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餘》：「八月十五日謂之中秋，民間以月餅相遺，取團圓之意。（註7）」才將月餅寓意家人團圓（註8），至此「花好月圓人團圓」，成為了中秋節的主要意涵。
臺灣的中秋節習俗，有以月餅「送節」之禮，祝福事事圓滿。中秋夜也是月下老人誕辰，所以有情男女也會到廟中祭拜月下老人，以祈圓滿幸福的婚姻（註9）。早期尚有中秋夜擺放月餅、瓜果、甜點等祭拜月娘（太陰娘娘）和晚睡、偷菜、聽香的習俗；部分地區有供拜「米粉芋」的習慣，以求有好頭路（註10）。另因中秋是土地公的例祭日，農民會以竹子夾土地公金做成「土地公拐」插在田頭，並準備簡單的果品祭拜土地公，請土地公看顧田地等習俗。可惜除了吃月餅、柚子以及賞月外，大部分的習俗如今都已罕見（註11）。
自工業革命後，隨著資訊、教育的普及與科技的演進，傳統的產業與社會結構在這200年間有了巨大的改變。許多流傳近千年的傳統，都在短短一個世紀內被進步的洪流吞沒。雖說對於只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的傳統，或是確實不符合科學的舊俗不必強行遵守，但多數的傳統習俗，不僅僅是民族歷史與文化的縮影，亦蘊涵了前人的智慧與對自然的崇敬。在我們擁抱瞬息萬變的資訊社會、享受各種便利技術之際，也莫忘了將祖先代代相傳的文化，持續傳遞下去。讓傳統習俗隨著民族的生命持續成長，歷史與文化才能悠遠流長。
註1：楊玉君撰，王秋桂主編，《中秋》（臺北市：文建會，民84），頁12-24。
註2：國名，周的祖先公劉所立，通「邠」；山名，位於大陸地區陝西省邠縣南。詳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豳」，檢索於2020年9月14日，https://reurl.cc/k0qL0G。
註3：古文無標點符號，故有後人不同斷句版本，如「中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或作「中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意指（籥章，古代官名。籥音同月）在春天二月時，於白天敲擊土鼓、吹奏豳詩，以迎接暑氣的到來。到了秋天八月時，在夜間迎接寒氣的到來也這樣做。詳見：百家諸子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周禮 春官宗伯」，檢索於2020年9月14日，https://ctext.org/rites-of-zhou/chun-guan-zong-bo/zh、詩詞古文大全網，「周禮 春官宗伯」，檢索於2020年9月14日，https://www.iccie.tw/p/11883.html。
註4：同註1，頁8。
註5：維基百科，「中秋節(華人)」，檢索於2020年9月14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秋節_(華人)。
註6：新北市客家民俗信仰館，「中秋節」，姜義鎮，檢索於2020年9月14日，https://www.hakka-beliefs.ntpc.gov.tw/files/15-1001-2628,c219-1.php。
註7：江韶瑩等撰，《臺灣民俗文物辭彙類編》（南投市：臺灣文獻館，2009），頁375。
註8：同註5。
註9：同註7。
註10：同註5。
註11：同註7。
中秋是傳統四大節慶之一，在臺灣，除了賞月、吃月餅跟柚子之外，近年來還盛行烤肉。中秋前一個月，各商場賣店無不卯足全力備戰，烤肉架、炭、竹籤、火種、刷子、夾子這些平常很少用到的物品，一時間成為主力商品。一家烤肉萬家香，烤肉文化的崛起，主要歸因於廣告商成功的行銷手法。但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飯聊天、共享天倫，卻是中秋節最核心的主軸。不論是依循古禮吃芋頭，或是跟著潮流吃烤肉，只要闔家團聚，就是中秋月圓人團圓。
中秋節和其他節日一樣經歷千年的演變與各地習俗融合而成。關於中秋的傳說故事，有大家熟悉的嫦娥奔月、吳剛伐木、玉兔搗藥等，記載這些傳說的文獻，最早可追溯至戰國時期，可見中秋傳說淵遠流長（註1）。事實上，「中秋」一詞，首見於《周禮》〈春官宗伯〉：「中春，晝擊土鼓、吹豳（音同賓，通「邠」，見註2）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註3）。」此時的「中秋」指的不是中秋節，而是秋季的第二個月，也就是八月。
由《周禮》可知，中秋最初是祭禮活動。《禮記》上亦有「天子春朝日、秋夕月。」夕月即為祭月，一般認為古代帝王祭拜月亮的禮儀，可能就是中秋節的起源（註4）。由於中秋也是農作物收穫的時節，也有學者認為中秋祭月是源於慶祝秋季豐收，同時也會拜祭土地神，是一個感謝神恩的節日（註5）。至於中秋作為節日的時間，至今仍未有定論。唐詩中雖已出現「八月中秋月正圓，送君吟上木蘭船。」等詩句，但仍未有明確說明中秋節的日期。直至南宋吳自牧於《夢梁錄》一書中才首次記載：八月十五中秋節（註6）。
一般認為，中秋節開始盛行於宋朝，後逐漸流傳到民間，至明清時期，中秋節已經成為華夏的一大傳統節日。中秋節最具代表性的食物就是月餅。月餅一詞，同樣源自南宋吳自牧的《夢梁錄》，當時僅是一種點心食品。到後來人們逐漸把賞月與月餅結合在一起，明代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餘》：「八月十五日謂之中秋，民間以月餅相遺，取團圓之意。（註7）」才將月餅寓意家人團圓（註8），至此「花好月圓人團圓」，成為了中秋節的主要意涵。
臺灣的中秋節習俗，有以月餅「送節」之禮，祝福事事圓滿。中秋夜也是月下老人誕辰，所以有情男女也會到廟中祭拜月下老人，以祈圓滿幸福的婚姻（註9）。早期尚有中秋夜擺放月餅、瓜果、甜點等祭拜月娘（太陰娘娘）和晚睡、偷菜、聽香的習俗；部分地區有供拜「米粉芋」的習慣，以求有好頭路（註10）。另因中秋是土地公的例祭日，農民會以竹子夾土地公金做成「土地公拐」插在田頭，並準備簡單的果品祭拜土地公，請土地公看顧田地等習俗。可惜除了吃月餅、柚子以及賞月外，大部分的習俗如今都已罕見（註11）。
自工業革命後，隨著資訊、教育的普及與科技的演進，傳統的產業與社會結構在這200年間有了巨大的改變。許多流傳近千年的傳統，都在短短一個世紀內被進步的洪流吞沒。雖說對於只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的傳統，或是確實不符合科學的舊俗不必強行遵守，但多數的傳統習俗，不僅僅是民族歷史與文化的縮影，亦蘊涵了前人的智慧與對自然的崇敬。在我們擁抱瞬息萬變的資訊社會、享受各種便利技術之際，也莫忘了將祖先代代相傳的文化，持續傳遞下去。讓傳統習俗隨著民族的生命持續成長，歷史與文化才能悠遠流長。
註1：楊玉君撰，王秋桂主編，《中秋》（臺北市：文建會，民84），頁12-24。
註2：國名，周的祖先公劉所立，通「邠」；山名，位於大陸地區陝西省邠縣南。詳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豳」，檢索於2020年9月14日，https://reurl.cc/k0qL0G。
註3：古文無標點符號，故有後人不同斷句版本，如「中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或作「中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意指（籥章，古代官名。籥音同月）在春天二月時，於白天敲擊土鼓、吹奏豳詩，以迎接暑氣的到來。到了秋天八月時，在夜間迎接寒氣的到來也這樣做。詳見：百家諸子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周禮 春官宗伯」，檢索於2020年9月14日，https://ctext.org/rites-of-zhou/chun-guan-zong-bo/zh、詩詞古文大全網，「周禮 春官宗伯」，檢索於2020年9月14日，https://www.iccie.tw/p/11883.html。
註4：同註1，頁8。
註5：維基百科，「中秋節(華人)」，檢索於2020年9月14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秋節_(華人)。
註6：新北市客家民俗信仰館，「中秋節」，姜義鎮，檢索於2020年9月14日，https://www.hakka-beliefs.ntpc.gov.tw/files/15-1001-2628,c219-1.php。
註7：江韶瑩等撰，《臺灣民俗文物辭彙類編》（南投市：臺灣文獻館，2009），頁375。
註8：同註5。
註9：同註7。
註10：同註5。
註11：同註7。
大眾傳播卓然貢獻者─成舍我（1898.8.28-1991.4.1）
成舍我，光緒24（1898）年在南京出生，本籍為湖南省湘鄉人。原名希箕，又名漢勳。祖父成策達曾任曾國荃的幕賓，父親成璧在光緒26（1901）年到安徽候補，曾任縣級典史、巡檢等基層官職。成氏10歲（1908）時父親改任典獄長，因囚犯越獄而被誣陷，得助記者仗義執言，洗刷冤屈，成氏因而體察記者在伸張正義所能表現的公義力道。（註1）
成氏14歲（1912）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初進入職場闖蕩。15歲（1913）即擔任安慶《民岩報》記者採訪撰稿，17歲（1915）轉入瀋陽的《健報》社，從事校對和編輯副刊等工作。稍後即參與《民國日報》要聞和副刊編輯工作。民國5（1916）年成氏前往北京發展，無奈缺乏文憑而未能報考北京大學，乃修書蔡元培自述殷切求學之情，後獲准旁聽。改名平並以「舍我」為筆名。（註2） 翌（1918）年經李大釗介紹入《益世報》任編輯，且其旁聽成績達80分以上，獲准轉為正式大學本科生，主修中文系。民國10（1921）年自北大畢業，在《新青年》發表譯文《無產階級政治》，同時出版《中國小說史大綱》。（註3）
民國13（1924）年成氏辭去《益世報》工作，用積累的200大洋，獨自在北京創辦《世界晚報》，其後，將利得周轉，分別創辦《世界日報》《世界畫報》，民國16（1927）年南下首都南京創辦《民生報》。民國19（1930）年獲李石曾贊助到法國、瑞士、比利時、德國、英國考察報業，發表演說。民國20（1931）年返回中國上海，整理考察見聞，書寫《我所見之巴黎各報》和《在倫敦所見英國報界之新活動》。
成氏對辦報，培育報務記者至為熱心，藉參與政府安內攘外政策，主張外交必須獨立自主，國防必須充實準備，以因應日本侵華。民國22（1933）年創辦北京新聞專科學校，以「德智兼修，手腦並用」為校訓；2年後（1935）在上海創辦《立報》，民國27（1938）年抗戰軍興，轉至香港辦《立報》，民國34（1945）年抗戰末期在重慶復刊《世界日報》，並創辦《中國新聞公司》，其規辦藍圖，係在各主要大城市出刊《世界日報》來建立報業王國。成氏自任社長兼總經理，聘《中央日報》社長陳滄波為報社公司之常務董事兼社評委員會主事。
民國35（1946）年以社會賢達人士身分任制憲國大代表。2年後（1948）當選北平市立法委員。北京淪陷共軍後，被誣指為反動分子，乃在《申報》《新聞報》撰文駁斥：「中共能摧毀余北平之《世界日報》，然無法摧毀余畢生獻身新聞事業發揮正義抵抗暴力之意志」，後遷居香港。在香港期間（1950-1952）與左舜生、王雲五、阮毅成、陶百川、徐復觀、卜少夫等人籌辦《自由人》，成氏任總編輯，陶百川副之。（註4） 中央政府遷入臺灣稍事底定，成氏即攜眷來臺定居。為謀生活並展才志，為各報撰寫社論及專欄。民國42（1953）年，成氏倡舉要以萬名新聞尖兵反攻大陸，意指新聞工作可供報國與救國之路徑。
民國44（1955）年成氏在立法院質詢，保障人權與言論自由，此一立論後即發起籌辦「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發起人多數為在香港籌辦《自由人》之人士，另加游彌堅、郭驥、謝然之、閻奉璋、蕭同茲、辜振甫、葉明勳等人，成氏為籌備主任。次（1956）年成立董事會，蕭同茲為董事長，校址在臺北市木柵溝子口，校名更名為「世界新聞職業學校」，分設高初級各一班，學生僅63人。 （註5）為方便教學，另設有《小世界》週刊和「世界廣播電臺」。民國49（1960）年改制為專科學校，成氏任校長。民國57（1968）年《自由中國》半月刊，因言論涉及總統蔣中正連任違憲問題，以及透過召開籌設「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爭取組織新黨 （註6），發行人雷震被捕，成氏遂聯合胡秋原、陶百川等在各報發表不滿軍事審判言論。
民國51（1962）年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設有報業行政、編輯採訪、廣播電視三科。民國53（1964）年增設圖書資料科，並附設夜間部。民國58（1969）年成氏擔任「臺灣世界書局」的董事長，書局業務由虧轉盈，顯示其經營長才。民國62（1973）年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董事長蕭同茲病逝，由成氏兼代，越2（1975）年成氏專任董事長，學校校務改由洪為溥接掌。民國76（1987）年成氏右眼失明，翌（1988）年雖高齡91歲，仍在臺北創辦臺灣《立報》，以新報作為搶救國家生存並圖以不偏不倚之言論，為校友提供實踐專業之工作場域。民國80（1991）年成氏辦理立法委員退職，並辭學校董事長職，改由葉明勳繼任。
成氏晚年（90歲），雖右眼失明，但校務大小仍躬親與聞，不辭勞苦，操持勤儉，雖涓涓點滴亦不容浪費，以「勤動儉治」為養生和處事之道。如此銖錙積累，厚植校務基金，在今新北市之深坑購地20公頃，作為擴充校舍之用。
成氏在民國80（1991）年4月逝世，校務由三女成嘉玲接掌。臺灣《立報》則由成露茜任發行人。其一生辦過《世界晚報》、《世界日報》、《世界畫報》、《民生報》、《立報》， 一生都深信媒體是第四權，是監督政府最重要的力量。先後有3任妻子：楊王蕃、蕭宗讓、韓鏡良，育有1子4女，均才華卓越。成之凡一度參與法國總理競選；成幼殊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官；成思危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嘉玲曾任世新大學董事長；成露茜曾任世新大學講座教授。
註1：〈成舍我〉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8%90%E8%88%8D%E6%88%91
（2016/6/12）
註2：葉明勳，〈成舍我傳〉，載《國史館館刊》第13 期(1992.12)，頁252-256。
註3：〈成舍我〉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8%90%E8%88%8D%E6%88%91
（2016/6/12）。
註4：葉明勳，〈成舍我傳〉，載《國史館館刊》第13 期(1992)，頁255。
註5：葉明勳，〈成舍我傳〉，載《國史館館刊》第13 期(1992)，頁252-256。
註6：雷震被以叛亂罪嫌拘捕，時雷震為新黨籌備之秘書長。見許極燉，《臺灣近代發展史》（臺北：前衛出版社，1998），頁536。
成舍我，光緒24（1898）年在南京出生，本籍為湖南省湘鄉人。原名希箕，又名漢勳。祖父成策達曾任曾國荃的幕賓，父親成璧在光緒26（1901）年到安徽候補，曾任縣級典史、巡檢等基層官職。成氏10歲（1908）時父親改任典獄長，因囚犯越獄而被誣陷，得助記者仗義執言，洗刷冤屈，成氏因而體察記者在伸張正義所能表現的公義力道。（註1）
成氏14歲（1912）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初進入職場闖蕩。15歲（1913）即擔任安慶《民岩報》記者採訪撰稿，17歲（1915）轉入瀋陽的《健報》社，從事校對和編輯副刊等工作。稍後即參與《民國日報》要聞和副刊編輯工作。民國5（1916）年成氏前往北京發展，無奈缺乏文憑而未能報考北京大學，乃修書蔡元培自述殷切求學之情，後獲准旁聽。改名平並以「舍我」為筆名。（註2） 翌（1918）年經李大釗介紹入《益世報》任編輯，且其旁聽成績達80分以上，獲准轉為正式大學本科生，主修中文系。民國10（1921）年自北大畢業，在《新青年》發表譯文《無產階級政治》，同時出版《中國小說史大綱》。（註3）
民國13（1924）年成氏辭去《益世報》工作，用積累的200大洋，獨自在北京創辦《世界晚報》，其後，將利得周轉，分別創辦《世界日報》《世界畫報》，民國16（1927）年南下首都南京創辦《民生報》。民國19（1930）年獲李石曾贊助到法國、瑞士、比利時、德國、英國考察報業，發表演說。民國20（1931）年返回中國上海，整理考察見聞，書寫《我所見之巴黎各報》和《在倫敦所見英國報界之新活動》。
成氏對辦報，培育報務記者至為熱心，藉參與政府安內攘外政策，主張外交必須獨立自主，國防必須充實準備，以因應日本侵華。民國22（1933）年創辦北京新聞專科學校，以「德智兼修，手腦並用」為校訓；2年後（1935）在上海創辦《立報》，民國27（1938）年抗戰軍興，轉至香港辦《立報》，民國34（1945）年抗戰末期在重慶復刊《世界日報》，並創辦《中國新聞公司》，其規辦藍圖，係在各主要大城市出刊《世界日報》來建立報業王國。成氏自任社長兼總經理，聘《中央日報》社長陳滄波為報社公司之常務董事兼社評委員會主事。
民國35（1946）年以社會賢達人士身分任制憲國大代表。2年後（1948）當選北平市立法委員。北京淪陷共軍後，被誣指為反動分子，乃在《申報》《新聞報》撰文駁斥：「中共能摧毀余北平之《世界日報》，然無法摧毀余畢生獻身新聞事業發揮正義抵抗暴力之意志」，後遷居香港。在香港期間（1950-1952）與左舜生、王雲五、阮毅成、陶百川、徐復觀、卜少夫等人籌辦《自由人》，成氏任總編輯，陶百川副之。（註4） 中央政府遷入臺灣稍事底定，成氏即攜眷來臺定居。為謀生活並展才志，為各報撰寫社論及專欄。民國42（1953）年，成氏倡舉要以萬名新聞尖兵反攻大陸，意指新聞工作可供報國與救國之路徑。
民國44（1955）年成氏在立法院質詢，保障人權與言論自由，此一立論後即發起籌辦「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發起人多數為在香港籌辦《自由人》之人士，另加游彌堅、郭驥、謝然之、閻奉璋、蕭同茲、辜振甫、葉明勳等人，成氏為籌備主任。次（1956）年成立董事會，蕭同茲為董事長，校址在臺北市木柵溝子口，校名更名為「世界新聞職業學校」，分設高初級各一班，學生僅63人。 （註5）為方便教學，另設有《小世界》週刊和「世界廣播電臺」。民國49（1960）年改制為專科學校，成氏任校長。民國57（1968）年《自由中國》半月刊，因言論涉及總統蔣中正連任違憲問題，以及透過召開籌設「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爭取組織新黨 （註6），發行人雷震被捕，成氏遂聯合胡秋原、陶百川等在各報發表不滿軍事審判言論。
民國51（1962）年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設有報業行政、編輯採訪、廣播電視三科。民國53（1964）年增設圖書資料科，並附設夜間部。民國58（1969）年成氏擔任「臺灣世界書局」的董事長，書局業務由虧轉盈，顯示其經營長才。民國62（1973）年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董事長蕭同茲病逝，由成氏兼代，越2（1975）年成氏專任董事長，學校校務改由洪為溥接掌。民國76（1987）年成氏右眼失明，翌（1988）年雖高齡91歲，仍在臺北創辦臺灣《立報》，以新報作為搶救國家生存並圖以不偏不倚之言論，為校友提供實踐專業之工作場域。民國80（1991）年成氏辦理立法委員退職，並辭學校董事長職，改由葉明勳繼任。
成氏晚年（90歲），雖右眼失明，但校務大小仍躬親與聞，不辭勞苦，操持勤儉，雖涓涓點滴亦不容浪費，以「勤動儉治」為養生和處事之道。如此銖錙積累，厚植校務基金，在今新北市之深坑購地20公頃，作為擴充校舍之用。
成氏在民國80（1991）年4月逝世，校務由三女成嘉玲接掌。臺灣《立報》則由成露茜任發行人。其一生辦過《世界晚報》、《世界日報》、《世界畫報》、《民生報》、《立報》， 一生都深信媒體是第四權，是監督政府最重要的力量。先後有3任妻子：楊王蕃、蕭宗讓、韓鏡良，育有1子4女，均才華卓越。成之凡一度參與法國總理競選；成幼殊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官；成思危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嘉玲曾任世新大學董事長；成露茜曾任世新大學講座教授。
註1：〈成舍我〉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8%90%E8%88%8D%E6%88%91
（2016/6/12）
註2：葉明勳，〈成舍我傳〉，載《國史館館刊》第13 期(1992.12)，頁252-256。
註3：〈成舍我〉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8%90%E8%88%8D%E6%88%91
（2016/6/12）。
註4：葉明勳，〈成舍我傳〉，載《國史館館刊》第13 期(1992)，頁255。
註5：葉明勳，〈成舍我傳〉，載《國史館館刊》第13 期(1992)，頁252-256。
註6：雷震被以叛亂罪嫌拘捕，時雷震為新黨籌備之秘書長。見許極燉，《臺灣近代發展史》（臺北：前衛出版社，1998），頁536。
臺灣銀器藝術（下）
書名：臺灣銀器藝術（下）
著者：簡榮聰編著
出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國76年11月
ISBN：9788017110257
定價：新臺幣600元
內容簡介：
本書為上下兩冊，分為「緒論」、「銀器的源流與演變」、「銀器之種類與藝術探討欣賞」、「銀器形制圖案內涵意義之探討」、「臺灣現代銀器製作與傳統之檢討」、「臺灣銀器發展之方向」以及「銀器鑑賞與維護」等七章。下冊自第三章第三節起收錄，除接續前兩節繼續介紹生活中居住、社交及宗教祭祀相關的銀器外，第四章針對銀器的形體及刻印其上的圖文進行解析，第五章起探討臺灣銀器整體產業的演化、發展與未來展望，希冀臺灣的銀器藝術創作能永續發展。末章略敘如何鑑賞並保養手邊的銀器。本書附有大量實物照片，上下兩冊近800張圖片。圖片隨文字介紹附於同頁，方便讀者對照使用。
展售處：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02-25180207
http://www.govbooks.com.tw
※五南文化廣場臺中總店。臺中市中區中山路6號，04-22260330
http://www.wunanbooks.com.tw
※本館史蹟大樓1樓販賣部，亦可購得本館出版之書籍，地址：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1路256號，電話049－2316881轉168，歡迎洽詢。
書名：臺灣銀器藝術（下）
著者：簡榮聰編著
出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國76年11月
ISBN：9788017110257
定價：新臺幣600元
內容簡介：
本書為上下兩冊，分為「緒論」、「銀器的源流與演變」、「銀器之種類與藝術探討欣賞」、「銀器形制圖案內涵意義之探討」、「臺灣現代銀器製作與傳統之檢討」、「臺灣銀器發展之方向」以及「銀器鑑賞與維護」等七章。下冊自第三章第三節起收錄，除接續前兩節繼續介紹生活中居住、社交及宗教祭祀相關的銀器外，第四章針對銀器的形體及刻印其上的圖文進行解析，第五章起探討臺灣銀器整體產業的演化、發展與未來展望，希冀臺灣的銀器藝術創作能永續發展。末章略敘如何鑑賞並保養手邊的銀器。本書附有大量實物照片，上下兩冊近800張圖片。圖片隨文字介紹附於同頁，方便讀者對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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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8）宗教系列2—日據時期在臺日本佛教史料選編》
書名：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8）宗教系列2—日據時期在臺日本佛教史料選編
著者：溫國良編譯
出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日期：民國103年6月
ISBN：978-986-04-0828-7
定價：新臺幣500 元
內容簡介：
日本據臺後傳入之宗教有神道、日本佛教及日本人傳道之基督教，而日本佛教包括天臺宗（天臺宗修驗道）、真言宗、淨土宗、曹洞宗、臨濟宗妙心寺派、真宗（本願寺派及大谷派）、日蓮宗及法華宗等。
為呈現日本佛教在臺之活動情形、布教狀況或興衰起落，俾供各界參研、使用，藉此一窺全豹，除延續過去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總督府檔案專題翻譯」宗教系列選材脈絡，本次蒐集《臺灣總督府檔案》中各教派史料，包括淨土宗3篇、曹洞宗5篇、真宗本願寺派3篇、真宗大谷派2篇，內容涉及布教狀況或興衰起落，布教所之設置或改建或遷移、寺院之建立或捐輸或處分財產、學校之創辦或改名等。
另為補充過去不足之處，本書亦選輯「宗教報告」相關27篇，係臺灣總督府統治初期，各地方官廳彙整轄內各宗教派，如日本教派神道、日本佛教、日本基督教或臺灣舊有之天主教、基督教等在當地之一切宗教活動現象，向總督府報告之紀錄，具參考研究價值。
展售處：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02-25180207
http://www.govbooks.com.tw
※五南文化廣場臺中總店。臺中市中區中山路6號，04-2226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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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史蹟大樓1樓販賣部，亦可購得本館出版之書籍，地址：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1路256號，電話049－2316881轉168，歡迎洽詢。
書名：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8）宗教系列2—日據時期在臺日本佛教史料選編
著者：溫國良編譯
出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日期：民國103年6月
ISBN：978-986-04-0828-7
定價：新臺幣500 元
內容簡介：
日本據臺後傳入之宗教有神道、日本佛教及日本人傳道之基督教，而日本佛教包括天臺宗（天臺宗修驗道）、真言宗、淨土宗、曹洞宗、臨濟宗妙心寺派、真宗（本願寺派及大谷派）、日蓮宗及法華宗等。
為呈現日本佛教在臺之活動情形、布教狀況或興衰起落，俾供各界參研、使用，藉此一窺全豹，除延續過去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總督府檔案專題翻譯」宗教系列選材脈絡，本次蒐集《臺灣總督府檔案》中各教派史料，包括淨土宗3篇、曹洞宗5篇、真宗本願寺派3篇、真宗大谷派2篇，內容涉及布教狀況或興衰起落，布教所之設置或改建或遷移、寺院之建立或捐輸或處分財產、學校之創辦或改名等。
另為補充過去不足之處，本書亦選輯「宗教報告」相關27篇，係臺灣總督府統治初期，各地方官廳彙整轄內各宗教派，如日本教派神道、日本佛教、日本基督教或臺灣舊有之天主教、基督教等在當地之一切宗教活動現象，向總督府報告之紀錄，具參考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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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行 人 | 張鴻銘 | |
| 行政指導 | 劉澤民 | |
| 總 編 輯 | 王希智 | |
| 執行編輯 | 廖學恆 | |
| 編輯小組 | 張家榮、楊心如、詹梓陵、洪明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