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屆臺灣古文書學術研討會及學員名冊
時間：民國100年5月1日（星期日）
地點：本館文獻大樓3樓會議室
第五屆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除由本館、逢甲大學與臺灣古文書學會主辦外，在逢甲大學王志宇所長四處奔走溝通下，新加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南投縣政府文化局等單位的參與。此外為了配合建國百年慶祝活動，研討會除邀請臺灣本地學者外，更是首次邀請中、日、越南等地學者與會發表論文，讓研討會的參與多元化、國際化。另外研討會當日，亦展示臺灣古文書學會會員提供之古文書原件及各機構單位出版之古文書專輯，讓民眾與學員閱覽。本次研討會報名學員，有來自公部門、教育研究機構及各地各種協會等人員，學員名冊如下【相關檔案】。
時間：民國100年5月1日（星期日）
地點：本館文獻大樓3樓會議室
第五屆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除由本館、逢甲大學與臺灣古文書學會主辦外，在逢甲大學王志宇所長四處奔走溝通下，新加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南投縣政府文化局等單位的參與。此外為了配合建國百年慶祝活動，研討會除邀請臺灣本地學者外，更是首次邀請中、日、越南等地學者與會發表論文，讓研討會的參與多元化、國際化。另外研討會當日，亦展示臺灣古文書學會會員提供之古文書原件及各機構單位出版之古文書專輯，讓民眾與學員閱覽。本次研討會報名學員，有來自公部門、教育研究機構及各地各種協會等人員，學員名冊如下【相關檔案】。
淺談大稻埕郵便支局之位址
明治29(1896)年4月20日府令第二號指定設立臺北郵便電信局大稻埕支局，由臺北郵便電信局指派人員兼任局長，接受臺北郵便電信局之指揮，主要辦理收投外國郵件業務，原址位於大稻埕建昌街（今貴德街）一丁目12號，當時建昌街緊鄰淡水河，水路交通極為方便，但由於該房舍構造不盡完善，通風及採光不佳，白晝亦須點燈，且逢雨季必浸水，執行業務上甚為不便，明治36(1903)年6月臺北郵便電信局長曾禰吉彌覓得同街一丁目52號至57號，座落於建昌街第四個路口之2層樓磚造建築，其外觀形狀、內部構造及採光皆符合業務所需，且租金同樣為每月120圓，作為支局房舍甚為理想，上稟臺灣總督申請遷移奉准，於明治36(1903)年10月1日遷移至新址營業。
明治42(1909)年10月31日，臺灣總督府以大稻埕郵便支局與臺北郵便電信局距離甚近，除收投某些特殊郵件外並無其他業務，實質上僅剩出張所之功能，故廢除大稻埕郵便支局改設大稻埕郵便出張所，兼辦電信、電話業務。
現今台北市貴德街除鄰近之淡水河後退，多出一塊河川綠地之外，與當時建昌街之街道形狀並無重大改變，比對臺灣總督府檔案之附圖，現今貴德街44號李春生紀念教堂應該是當初大稻埕郵便支局新遷之地點。
明治29(1896)年4月20日府令第二號指定設立臺北郵便電信局大稻埕支局，由臺北郵便電信局指派人員兼任局長，接受臺北郵便電信局之指揮，主要辦理收投外國郵件業務，原址位於大稻埕建昌街（今貴德街）一丁目12號，當時建昌街緊鄰淡水河，水路交通極為方便，但由於該房舍構造不盡完善，通風及採光不佳，白晝亦須點燈，且逢雨季必浸水，執行業務上甚為不便，明治36(1903)年6月臺北郵便電信局長曾禰吉彌覓得同街一丁目52號至57號，座落於建昌街第四個路口之2層樓磚造建築，其外觀形狀、內部構造及採光皆符合業務所需，且租金同樣為每月120圓，作為支局房舍甚為理想，上稟臺灣總督申請遷移奉准，於明治36(1903)年10月1日遷移至新址營業。
明治42(1909)年10月31日，臺灣總督府以大稻埕郵便支局與臺北郵便電信局距離甚近，除收投某些特殊郵件外並無其他業務，實質上僅剩出張所之功能，故廢除大稻埕郵便支局改設大稻埕郵便出張所，兼辦電信、電話業務。
現今台北市貴德街除鄰近之淡水河後退，多出一塊河川綠地之外，與當時建昌街之街道形狀並無重大改變，比對臺灣總督府檔案之附圖，現今貴德街44號李春生紀念教堂應該是當初大稻埕郵便支局新遷之地點。
《山と雲と蕃人と－臺灣高山行》
書名：山と雲と蕃人と－臺灣高山行
作者：鹿野忠雄
出版社：東京，中央公論社（譯著：臺北市，玉山社出版事業公司）
出版年月：昭和16年8月（譯著：民國89年2月）
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
──Karl Marx，“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是我們重勘日治時期歷史的重要概念和視角。它不只開展出重新審視臺灣總督府在臺建立起的種種政策、制度的反省向度，更微妙地反映了被殖民者（特別是被殖民地的知識份子）如何擺盪於認同與抵抗之間的「協商」狀態。尤其，在原住民學者孫大川為日籍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展覽，所撰述的文章〈面對人類學家的心情――「鳥居龍藏特展」罪言〉就曾提到：「其實，對於像我們這樣沒有文字來紀錄自己歷史的族群來說，家族的記憶和早期人類學者的研究，乃是我們自我認識或捕捉祖先面貌的狹窄管道。」雖然，孫大川肯定日籍人類學家在田野調查和學術上的貢獻，卻又審慎地反省他們對待臺灣原住民各族文化的博物館式的「分類」研究――因此，當我們在面對日治時期的原住民議題時，其實並不能單純地通過認同／批判的路徑來理解，而是需要更敏銳地察覺出背後可能隱含的殖民政策或知識建構的目的。
然而，在這樣龐雜、糾結的原住民議題當中，我們特別不可忽略當時被譽為日本三大「高山文學」名著的《山と雲と蕃人と：臺灣高山行》，主要原因在於日治時期人類學家的相關著作，大多是偏向學術性的討論課題或研究報告，但是，在鹿野忠雄（1906-1945）所撰述的《山と雲と蕃人と》書籍內容中，雖然也穿插著不少關於臺灣山岳、動植物、民俗學知識的課題，他卻以極為特殊的審美感知的文學筆觸，細膩且抒情地逐一描繪出眼前所見的一景一物，並且，勾勒自己攀登新高山系（玉山山脈）的路線地圖，迤邐展開踏查的跡線。我認為，這是一本可以較為簡單接觸日治時期原住民議題、且閱讀性極高的作品。藉由鹿野忠雄的手記文稿，我們不只可以窺見近百年前臺灣山岳的自然生態與人文分佈，更重要的是，我們還可以去思考，當鹿野忠雄艱辛地跋涉於臺灣的高山與溪谷時，他究竟是用什麼樣的視線去捕捉自身觸及的畫面？
事實上，《山と雲と蕃人と》一書總共收錄了八篇手記文稿，分別是〈新高南山と南玉山の登攀〉、〈新高東山の登攀〉、〈秀姑巒山脈の縱走〉、〈尖山單獨行〉、〈東郡大山塊の縱走〉、〈マリガナン山より再びマボラス山へ〉、〈卓社大山登行〉與〈新高雜記（新高地方の山と人）〉等。而這些文稿的完成時間，大多集中於昭和6年至7年（1931-1932）之間。這時，鹿野忠雄正就讀東京帝國大學地理科，他利用大學二年級的暑假（1931年7月），在臺灣進行了約70天的連續登山活動，並且，提筆寫下自己縱走、攀登過程中的種種經驗、心境與觸動的想法，最後集結成《山と雲と蕃人と》。
在該書出版前夕，鹿野忠雄特別撰寫了一篇〈新高雜記〉昭和16年（1941）新增於書末，而這篇文稿內容，完整地評介了玉山與生活於其中的布農族人之間的密切關係。若是以現在的視域來看，〈新高雜記〉實則展現出另一種異時性的文化論述。此外，藉由書內文稿的時間落差，我們約略可以察覺到鹿野忠雄的精神結構的變化――他彷彿從一位對台灣山岳懷抱著憧憬、浪漫想像的年輕旅人，逐漸蛻變為思考敏銳、縝密的研究者――這也表示透過《山と雲と蕃人と》的閱讀，我們可一窺鹿野忠雄年輕時，充溢著內心感知的文學書寫。
值得注意的是，從鹿野忠雄對當地蕃人（也就是「布農族」）的描述，我們可以觀察他是如何透過自己筆下的「再現」，來處理自我／他者的異文化交會，以及日本／布農族異文化之間的「文化翻譯」過程。而在這樣文化相遇的狀態下，鹿野忠雄作為日本帝國子民的優越感，究竟會不會微妙地隱身在文本當中？或是，經由親身經歷的文化交涉、翻譯，終於產生某種程度的自我反省？這些提問，都是我們在閱讀《山と雲と蕃人と》這本書時，可以多加留意、思考的部份。
參考資料：
孫大川，〈面對人類學家的心情――「鳥居龍藏特展」罪言〉，《山海文化》雙月刊6期（1994.09），頁63-66。
楊允言，〈忘記回來的博物學者──評介《鹿野忠雄》〉，《大漢學報》15期（2000.11），頁265-276。
楊南郡、徐如林，《與子偕行》（臺中：晨星出版社，1993.04）。
書名：山と雲と蕃人と－臺灣高山行
作者：鹿野忠雄
出版社：東京，中央公論社（譯著：臺北市，玉山社出版事業公司）
出版年月：昭和16年8月（譯著：民國89年2月）
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
──Karl Marx，“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是我們重勘日治時期歷史的重要概念和視角。它不只開展出重新審視臺灣總督府在臺建立起的種種政策、制度的反省向度，更微妙地反映了被殖民者（特別是被殖民地的知識份子）如何擺盪於認同與抵抗之間的「協商」狀態。尤其，在原住民學者孫大川為日籍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展覽，所撰述的文章〈面對人類學家的心情――「鳥居龍藏特展」罪言〉就曾提到：「其實，對於像我們這樣沒有文字來紀錄自己歷史的族群來說，家族的記憶和早期人類學者的研究，乃是我們自我認識或捕捉祖先面貌的狹窄管道。」雖然，孫大川肯定日籍人類學家在田野調查和學術上的貢獻，卻又審慎地反省他們對待臺灣原住民各族文化的博物館式的「分類」研究――因此，當我們在面對日治時期的原住民議題時，其實並不能單純地通過認同／批判的路徑來理解，而是需要更敏銳地察覺出背後可能隱含的殖民政策或知識建構的目的。
然而，在這樣龐雜、糾結的原住民議題當中，我們特別不可忽略當時被譽為日本三大「高山文學」名著的《山と雲と蕃人と：臺灣高山行》，主要原因在於日治時期人類學家的相關著作，大多是偏向學術性的討論課題或研究報告，但是，在鹿野忠雄（1906-1945）所撰述的《山と雲と蕃人と》書籍內容中，雖然也穿插著不少關於臺灣山岳、動植物、民俗學知識的課題，他卻以極為特殊的審美感知的文學筆觸，細膩且抒情地逐一描繪出眼前所見的一景一物，並且，勾勒自己攀登新高山系（玉山山脈）的路線地圖，迤邐展開踏查的跡線。我認為，這是一本可以較為簡單接觸日治時期原住民議題、且閱讀性極高的作品。藉由鹿野忠雄的手記文稿，我們不只可以窺見近百年前臺灣山岳的自然生態與人文分佈，更重要的是，我們還可以去思考，當鹿野忠雄艱辛地跋涉於臺灣的高山與溪谷時，他究竟是用什麼樣的視線去捕捉自身觸及的畫面？
事實上，《山と雲と蕃人と》一書總共收錄了八篇手記文稿，分別是〈新高南山と南玉山の登攀〉、〈新高東山の登攀〉、〈秀姑巒山脈の縱走〉、〈尖山單獨行〉、〈東郡大山塊の縱走〉、〈マリガナン山より再びマボラス山へ〉、〈卓社大山登行〉與〈新高雜記（新高地方の山と人）〉等。而這些文稿的完成時間，大多集中於昭和6年至7年（1931-1932）之間。這時，鹿野忠雄正就讀東京帝國大學地理科，他利用大學二年級的暑假（1931年7月），在臺灣進行了約70天的連續登山活動，並且，提筆寫下自己縱走、攀登過程中的種種經驗、心境與觸動的想法，最後集結成《山と雲と蕃人と》。
在該書出版前夕，鹿野忠雄特別撰寫了一篇〈新高雜記〉昭和16年（1941）新增於書末，而這篇文稿內容，完整地評介了玉山與生活於其中的布農族人之間的密切關係。若是以現在的視域來看，〈新高雜記〉實則展現出另一種異時性的文化論述。此外，藉由書內文稿的時間落差，我們約略可以察覺到鹿野忠雄的精神結構的變化――他彷彿從一位對台灣山岳懷抱著憧憬、浪漫想像的年輕旅人，逐漸蛻變為思考敏銳、縝密的研究者――這也表示透過《山と雲と蕃人と》的閱讀，我們可一窺鹿野忠雄年輕時，充溢著內心感知的文學書寫。
值得注意的是，從鹿野忠雄對當地蕃人（也就是「布農族」）的描述，我們可以觀察他是如何透過自己筆下的「再現」，來處理自我／他者的異文化交會，以及日本／布農族異文化之間的「文化翻譯」過程。而在這樣文化相遇的狀態下，鹿野忠雄作為日本帝國子民的優越感，究竟會不會微妙地隱身在文本當中？或是，經由親身經歷的文化交涉、翻譯，終於產生某種程度的自我反省？這些提問，都是我們在閱讀《山と雲と蕃人と》這本書時，可以多加留意、思考的部份。
參考資料：
孫大川，〈面對人類學家的心情――「鳥居龍藏特展」罪言〉，《山海文化》雙月刊6期（1994.09），頁63-66。
楊允言，〈忘記回來的博物學者──評介《鹿野忠雄》〉，《大漢學報》15期（2000.11），頁265-276。
楊南郡、徐如林，《與子偕行》（臺中：晨星出版社，1993.04）。
公婆椅
公婆椅是靠背椅的一種，就是只有靠而沒有扶手的椅子。靠背由一根搭腦、兩側兩根立材和居中的靠背板構成；進而言之，搭腦的兩端出頭則稱燈掛椅，或美人肩椅子，是流行於中國南方的一種古典坐椅。因沒有扶手所以入座時左右就沒有障礙，多放置在寢室臥房或側廳，取其體積小，輕便適用。臺灣一般稱為公婆椅或公媽椅，夫妻、公婆對坐，說明其關係的親密。
公婆椅是靠背椅的一種，就是只有靠而沒有扶手的椅子。靠背由一根搭腦、兩側兩根立材和居中的靠背板構成；進而言之，搭腦的兩端出頭則稱燈掛椅，或美人肩椅子，是流行於中國南方的一種古典坐椅。因沒有扶手所以入座時左右就沒有障礙，多放置在寢室臥房或側廳，取其體積小，輕便適用。臺灣一般稱為公婆椅或公媽椅，夫妻、公婆對坐，說明其關係的親密。
孔雀椅
此式椅面如圓凳，型較小，為起居室和臥房使用之休閒椅，以由下往上張開的椅背，形似孔雀開屏而得名。上端有搭腦，沒有扶手，是公婆椅的一種。其扁狀四腳不做線腳，而向下向外張開點地，增加穩定性，有十字交叉水平橫棖，用材厚實，堅挺耐用。
此式椅面如圓凳，型較小，為起居室和臥房使用之休閒椅，以由下往上張開的椅背，形似孔雀開屏而得名。上端有搭腦，沒有扶手，是公婆椅的一種。其扁狀四腳不做線腳，而向下向外張開點地，增加穩定性，有十字交叉水平橫棖，用材厚實，堅挺耐用。
「臺灣文獻步道」之意涵（七）
「臺灣文獻步道」位在本館園區既有楓香步道，兩側立石碑15只及「題名與總言」石碑1只，碑文內容為臺灣文獻名人名句，並以名家書法及雕刻，期讓參觀者見賢思齊並傳承歷史文化。碑文之精神與意涵陸續在本電子報中逐一介紹。
「據事直書，功無遺漏，罪無掩諱。」－藍鼎元
此句出自藍鼎元《平臺紀略》〈自序〉，內文節錄如下：
「據事直書，功無遺漏，罪無掩諱，自謂可見天日、質鬼神；而或者以列憲稱名為譏，是猶未知載筆之道者。載筆所以傳信，非一人一時之文，天下後世共之。而姓名尚不敢筆之書，則過失在所必諱。縱功績可紀，亦等之諂語諛詞。夫豈其可傳耶？鄙人愚昧，文不足傳平臺大役，事在必傳，直道平心無為市井訛談所昏惑，亦庶乎其可矣。若夫鑒前車，綢未雨，施經綸，措康乂，有治安之責者，諒早留心，不待閱茲編而從得之也。」
藍鼎元（1680-1733），字玉霖，又字任庵，號鹿洲，福建人。清康熙60（1721）年臺灣朱一貴事件，族兄藍廷珍以南澳總兵統師出征，遂參戎幕，多所贊畫，文移書札，多出其手。雍正元（1723）年貢太學。3（1725）年，校書內廷，分修《大清一統志》。6（1728）年，以大學士朱軾薦，召對，以「經理臺灣」等六事條奏稱旨，授廣東普寧知縣，旋攝潮陽縣篆，有惠政，以忤上官免。11（1733）年再起為廣州知府，初抵任即患病辭世。著有《東征集》、《平臺紀略》等。
「善治國者，如理一身，必使氣血流通，官骸運動，乃可以無病。」－姚瑩
此句出自姚瑩〈答李信齋論臺灣治事書〉一文，收錄於《東槎紀略》卷四，內容節錄於下：
「瑩聞善治國者，如理一身。氣血流通，官骸運動，乃可以無病。苟一支一節，氣滯血凝，則病作矣。然投劑者必審其秉體之強弱，與受病之淺深。有同病而異藥者，其奏效一也。又聞為政在乎得民。而得民者，必與民同其好惡。閣下由泉而之臺，臺之民，半泉人也。泉人之為病，與其好惡，既習知之矣，若臺人之為病，與其好惡，容或有同而異者。是豈可以無辨乎哉！」
姚瑩（1785-1853），字石甫，安徽人。清嘉慶13（1808）年進士。24（1819）年首度來臺灣任臺灣知縣，兼任海防同知。道光元（1821）年移署噶瑪蘭通判。時蘭地初闢，瑩多方規劃，興利除弊。18（1838）任臺灣兵備道，平定諸縣亂事，整剔海東書院規約，時與諸生論之，考核名實，士氣丕振。鴉片戰爭爆發後，英軍於21年（1841）犯雞籠（基隆）海口，又犯大安港，瑩設方略卻敵，英人不得逞。之後卻因英俘之事遭褫職。冤白復起用，終廣西按察使。著有《東溟文集》、《奏稿》、《後湘詩集》、《東槎紀略》、《康輶紀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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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九人物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臺灣文獻叢刊》平臺紀略。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三）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臺灣文獻叢刊》東槎紀略。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四）國家圖書館編。《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市︰國家圖書館，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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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臺灣文獻步道」之意涵（六）（電子報第76期）
「臺灣文獻步道」之意涵（五）（電子報第75期）
「臺灣文獻步道」之意涵（四）（電子報第74期）
「臺灣文獻步道」之意涵（三）（電子報第73期）
「臺灣文獻步道」之意涵（二）（電子報第72期）
「臺灣文獻步道」之意涵（一）（電子報第71期）
臺灣文獻步道落成（電子報第70期）
「臺灣文獻步道」將於年底落成（電子報第64期)
「臺灣文獻步道」位在本館園區既有楓香步道，兩側立石碑15只及「題名與總言」石碑1只，碑文內容為臺灣文獻名人名句，並以名家書法及雕刻，期讓參觀者見賢思齊並傳承歷史文化。碑文之精神與意涵陸續在本電子報中逐一介紹。
「據事直書，功無遺漏，罪無掩諱。」－藍鼎元
此句出自藍鼎元《平臺紀略》〈自序〉，內文節錄如下：
「據事直書，功無遺漏，罪無掩諱，自謂可見天日、質鬼神；而或者以列憲稱名為譏，是猶未知載筆之道者。載筆所以傳信，非一人一時之文，天下後世共之。而姓名尚不敢筆之書，則過失在所必諱。縱功績可紀，亦等之諂語諛詞。夫豈其可傳耶？鄙人愚昧，文不足傳平臺大役，事在必傳，直道平心無為市井訛談所昏惑，亦庶乎其可矣。若夫鑒前車，綢未雨，施經綸，措康乂，有治安之責者，諒早留心，不待閱茲編而從得之也。」
藍鼎元（1680-1733），字玉霖，又字任庵，號鹿洲，福建人。清康熙60（1721）年臺灣朱一貴事件，族兄藍廷珍以南澳總兵統師出征，遂參戎幕，多所贊畫，文移書札，多出其手。雍正元（1723）年貢太學。3（1725）年，校書內廷，分修《大清一統志》。6（1728）年，以大學士朱軾薦，召對，以「經理臺灣」等六事條奏稱旨，授廣東普寧知縣，旋攝潮陽縣篆，有惠政，以忤上官免。11（1733）年再起為廣州知府，初抵任即患病辭世。著有《東征集》、《平臺紀略》等。
「善治國者，如理一身，必使氣血流通，官骸運動，乃可以無病。」－姚瑩
此句出自姚瑩〈答李信齋論臺灣治事書〉一文，收錄於《東槎紀略》卷四，內容節錄於下：
「瑩聞善治國者，如理一身。氣血流通，官骸運動，乃可以無病。苟一支一節，氣滯血凝，則病作矣。然投劑者必審其秉體之強弱，與受病之淺深。有同病而異藥者，其奏效一也。又聞為政在乎得民。而得民者，必與民同其好惡。閣下由泉而之臺，臺之民，半泉人也。泉人之為病，與其好惡，既習知之矣，若臺人之為病，與其好惡，容或有同而異者。是豈可以無辨乎哉！」
姚瑩（1785-1853），字石甫，安徽人。清嘉慶13（1808）年進士。24（1819）年首度來臺灣任臺灣知縣，兼任海防同知。道光元（1821）年移署噶瑪蘭通判。時蘭地初闢，瑩多方規劃，興利除弊。18（1838）任臺灣兵備道，平定諸縣亂事，整剔海東書院規約，時與諸生論之，考核名實，士氣丕振。鴉片戰爭爆發後，英軍於21年（1841）犯雞籠（基隆）海口，又犯大安港，瑩設方略卻敵，英人不得逞。之後卻因英俘之事遭褫職。冤白復起用，終廣西按察使。著有《東溟文集》、《奏稿》、《後湘詩集》、《東槎紀略》、《康輶紀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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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九人物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臺灣文獻叢刊》平臺紀略。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三）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臺灣文獻叢刊》東槎紀略。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四）國家圖書館編。《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市︰國家圖書館，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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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臺灣文獻步道」之意涵（六）（電子報第76期）
「臺灣文獻步道」之意涵（五）（電子報第75期）
「臺灣文獻步道」之意涵（四）（電子報第74期）
「臺灣文獻步道」之意涵（三）（電子報第73期）
「臺灣文獻步道」之意涵（二）（電子報第72期）
「臺灣文獻步道」之意涵（一）（電子報第71期）
臺灣文獻步道落成（電子報第70期）
「臺灣文獻步道」將於年底落成（電子報第64期)
「阿Ｑ之弟」徐坤泉
戰後成立的臺灣省通志館，以及改制後的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是個臥虎藏龍的機關，首任館長（主任委員）林獻堂出身霧峰林家，他是日治時期領導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臺灣總督府作抗爭的社會領袖，有「臺灣民族運動先驅者」的殊榮。在林獻堂號召之下，館（會）內薈萃了不少文化界的精英，尤其是文學方面，傳統文學、新文學，兼而有之。就新文學而言，張文環、陳虛谷、廖漢臣、徐坤泉等都是知名人物，張文環、陳虛谷，較早離開省文獻會，各闖出一片天，都有全國性的知名度；廖漢臣留在文獻會，寫作不輟，留有不少經典作品，在戒嚴體制時代，許多人的「認識臺灣」，都由其書間接而來；徐坤泉命運坎坷，英年早逝，省文獻會前主委林衡道說他是「“臺灣人的悲哀”最典型人物」，令人感嘆！
徐坤泉是現今澎湖望安人，明治40(1907)年出生於將軍澳，少年時代因家庭生活困苦，一如許多澎湖鄉親，選擇了港都高雄作為他們奮鬥的出發點。於大正7(1918)年定居高雄旗津的徐坤泉，仍無法進入體制內的公學校就讀，只能接受半工半讀的書房教育。當時旗津陳錫如的留鴻軒書房，最負盛名，徐坤泉也順理成章，成為留鴻軒子弟，並參與旗津吟社活動。
隨著陳錫如的逝世，留鴻軒子弟分散各處。昭和2(1927)年，徐坤泉定居臺北，也在留學中國風氣的激盪之下，負笈廈門英華書院、香港拔萃書院，再由香港前往上海，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他的流利白話文，便是得力於這趟學習之旅。大學畢業後，最初擔任「臺灣新民報」海外通信記者，足跡遍及日本、南洋等地，也開始從事小說寫作。昭和10(1935)年，「臺灣新民報」調回臺北總社，於是在該報日刊學藝欄連載發表長篇小說《暗礁》、《可愛的仇人》、《靈肉之道》諸作，成為家絃戶誦的作品，擁有中下階層廣大的讀者群，就連人力車伕、旅社女傭，都喜歡閱讀。
昭和12(1937)年7月，爆發了日本侵華戰爭，臺灣進入戰時體制；然而《臺灣新民報》已先在3月31日，提前結束了漢文欄的刊行，徐坤泉只得另謀他棲。恰好這時的《風月報》正謀復刊，希望借重徐坤泉魅力，聘請他擔任主編。徐坤泉接手之際，正值戰爭時期，臺灣島內經濟蕭條，《風月報》經營本已不易，這時更加惡化，於昭和18(1943)年10月被迫停刊。
《風月報》結束，徐坤泉轉往中國大陸發展，這段經歷，據林衡道說法是「日本官方對徐坤泉的中文言情小說很不高興，在中日戰爭前夜加以迫害，所以逃亡到中國大陸，在湖南長沙擔任永安堂虎標萬金油的總經理，頗有建樹。但是中國政府懷疑他是日本間諜，就將他逮捕，永安堂幫他保釋，遭遣回臺灣，到了臺灣以後，他又被日本憲兵以中國間諜的罪名逮捕下獄，後來不得已才以替日本軍隊做事為交換條件而獲得釋放。臺灣光復以後，他又被中國政府以戰犯的名義逮捕，判刑一年半。」徐坤泉受到日本政府迫害，林衡道所言可能是事實，但證以《風月報》的刊行，時間絕不可能是「中日戰爭前夜」，如真有此事也應在該報停刊之前。此外，徐坤泉「不得已才以替日本軍隊做事為交換條件」一事，如果屬實，則與他後來擔任汪精衛政府的「和平建國軍」參謀有密切關係。
民國38(1949)年7月1日，臺灣省通志館改制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林獻堂聘請了許多知識精英進入省文獻會服務，徐坤泉的職稱，頗為含糊，有人說是編纂、委員或編纂委員，委員或編纂委員，前者查無確切史料，後者無此職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續志》記載則是編纂，並有到職日期民國39(1950)年9月，理應有檔案可據，較為正確，但經詢人事單位，館內只有簡單的徐坤泉資料，職稱是「協纂」，《臺灣省通志》文學篇第二冊前有纂修者廖漢臣之說明，提及徐坤泉，一再稱他為「徐故協纂」，當時人記當時事，加上人事資料，徐坤泉擔任省文獻會協纂是最可靠的說法。
省文獻會主要職掌是纂修臺灣省通志，自非從事新文學創作的臺籍作家所能勝任，加上部份人還有語文上的障礙（如張文環），影響了修志工作。徐坤泉有漢學基礎，白話文流利，對於修志工作應該勝任愉快，不料與廖漢臣、張文環合撰的《臺灣省通志稿‧學藝志文學篇》，竟然遭禁。省文獻會前委員王世慶曾提及此事：「一般來說，政府不曾對文獻會送審的稿件加以否定，文學篇卻是例外。原本文獻會請廖漢臣、徐坤泉及張文環等人，撰寫日治時期的臺灣新文學的發展，但卻不知何由被禁止」。
檢視後來公開發行的《文學篇》，共有三冊，第一冊「乾嘉以前之詩」，係由徐坤泉執筆並出版。民國43(1954)年7月，徐坤泉以肝癌病發逝世，第二、三冊由廖漢臣繼續完成。廖漢臣在第二冊前詳細其事：「本志文學篇之纂修，原由徐故協纂與本人分任其事。日治時期以前，由徐故協纂主之，日治以後，由本人主之。嗣因徐故協纂罹病急逝，乃由本人續修其稿……。」廖漢臣所記，只是針對「現況」敘述，之前遭禁原委，隻字不提，推測徐坤泉及張文環都長於日治時期新文學，尤其是徐有《臺灣新民報》、《風月報》主編經驗，交遊廣闊，由他們執筆最為妥洽，起初的日治時期撰稿名單，當有張、徐兩人。既發生遭禁風波，顯然第三冊日治時期新文學已經完成初稿。事件之後，徐坤泉鬱鬱而終，張文環落得「該員工作不力對於編纂省志迄無成績」遭到解聘。語文問題，向來是關注焦點，事件後的不配合（不修改或不重寫），可能才是致命傷。最後，廖漢臣臨危受命，收拾殘局，《文學篇》第三冊不再出現新文學篇幅。稍後，即民國43年12月10日臺北市文獻會出版的《臺北文物》第三卷第三期「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續集」，遭到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查禁沒收，可算是通志《文學篇》稿遭禁的餘波盪漾。
徐坤泉筆名為「阿Ｑ之弟」，阿Ｑ是魯迅筆下的虛擬人物。為徐坤泉《可愛的仇人》作插畫的雞籠生說：「阿Ｑ是個弱小民族中的弱小者，是個無抵抗主義中的無抵抗者，他至死不明身犯何罪？何謂死刑？當局為何置他於死地？」阿Ｑ已矣，徐坤泉特立獨行，以傳承阿Ｑ精神為己任，「阿Ｑ之弟」命名意義在此，證以上引林衡道之言，徐坤泉屢次遭受不同政權逮捕，真有「不明身犯何罪」的無奈！
戰後成立的臺灣省通志館，以及改制後的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是個臥虎藏龍的機關，首任館長（主任委員）林獻堂出身霧峰林家，他是日治時期領導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臺灣總督府作抗爭的社會領袖，有「臺灣民族運動先驅者」的殊榮。在林獻堂號召之下，館（會）內薈萃了不少文化界的精英，尤其是文學方面，傳統文學、新文學，兼而有之。就新文學而言，張文環、陳虛谷、廖漢臣、徐坤泉等都是知名人物，張文環、陳虛谷，較早離開省文獻會，各闖出一片天，都有全國性的知名度；廖漢臣留在文獻會，寫作不輟，留有不少經典作品，在戒嚴體制時代，許多人的「認識臺灣」，都由其書間接而來；徐坤泉命運坎坷，英年早逝，省文獻會前主委林衡道說他是「“臺灣人的悲哀”最典型人物」，令人感嘆！
徐坤泉是現今澎湖望安人，明治40(1907)年出生於將軍澳，少年時代因家庭生活困苦，一如許多澎湖鄉親，選擇了港都高雄作為他們奮鬥的出發點。於大正7(1918)年定居高雄旗津的徐坤泉，仍無法進入體制內的公學校就讀，只能接受半工半讀的書房教育。當時旗津陳錫如的留鴻軒書房，最負盛名，徐坤泉也順理成章，成為留鴻軒子弟，並參與旗津吟社活動。
隨著陳錫如的逝世，留鴻軒子弟分散各處。昭和2(1927)年，徐坤泉定居臺北，也在留學中國風氣的激盪之下，負笈廈門英華書院、香港拔萃書院，再由香港前往上海，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他的流利白話文，便是得力於這趟學習之旅。大學畢業後，最初擔任「臺灣新民報」海外通信記者，足跡遍及日本、南洋等地，也開始從事小說寫作。昭和10(1935)年，「臺灣新民報」調回臺北總社，於是在該報日刊學藝欄連載發表長篇小說《暗礁》、《可愛的仇人》、《靈肉之道》諸作，成為家絃戶誦的作品，擁有中下階層廣大的讀者群，就連人力車伕、旅社女傭，都喜歡閱讀。
昭和12(1937)年7月，爆發了日本侵華戰爭，臺灣進入戰時體制；然而《臺灣新民報》已先在3月31日，提前結束了漢文欄的刊行，徐坤泉只得另謀他棲。恰好這時的《風月報》正謀復刊，希望借重徐坤泉魅力，聘請他擔任主編。徐坤泉接手之際，正值戰爭時期，臺灣島內經濟蕭條，《風月報》經營本已不易，這時更加惡化，於昭和18(1943)年10月被迫停刊。
《風月報》結束，徐坤泉轉往中國大陸發展，這段經歷，據林衡道說法是「日本官方對徐坤泉的中文言情小說很不高興，在中日戰爭前夜加以迫害，所以逃亡到中國大陸，在湖南長沙擔任永安堂虎標萬金油的總經理，頗有建樹。但是中國政府懷疑他是日本間諜，就將他逮捕，永安堂幫他保釋，遭遣回臺灣，到了臺灣以後，他又被日本憲兵以中國間諜的罪名逮捕下獄，後來不得已才以替日本軍隊做事為交換條件而獲得釋放。臺灣光復以後，他又被中國政府以戰犯的名義逮捕，判刑一年半。」徐坤泉受到日本政府迫害，林衡道所言可能是事實，但證以《風月報》的刊行，時間絕不可能是「中日戰爭前夜」，如真有此事也應在該報停刊之前。此外，徐坤泉「不得已才以替日本軍隊做事為交換條件」一事，如果屬實，則與他後來擔任汪精衛政府的「和平建國軍」參謀有密切關係。
民國38(1949)年7月1日，臺灣省通志館改制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林獻堂聘請了許多知識精英進入省文獻會服務，徐坤泉的職稱，頗為含糊，有人說是編纂、委員或編纂委員，委員或編纂委員，前者查無確切史料，後者無此職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續志》記載則是編纂，並有到職日期民國39(1950)年9月，理應有檔案可據，較為正確，但經詢人事單位，館內只有簡單的徐坤泉資料，職稱是「協纂」，《臺灣省通志》文學篇第二冊前有纂修者廖漢臣之說明，提及徐坤泉，一再稱他為「徐故協纂」，當時人記當時事，加上人事資料，徐坤泉擔任省文獻會協纂是最可靠的說法。
省文獻會主要職掌是纂修臺灣省通志，自非從事新文學創作的臺籍作家所能勝任，加上部份人還有語文上的障礙（如張文環），影響了修志工作。徐坤泉有漢學基礎，白話文流利，對於修志工作應該勝任愉快，不料與廖漢臣、張文環合撰的《臺灣省通志稿‧學藝志文學篇》，竟然遭禁。省文獻會前委員王世慶曾提及此事：「一般來說，政府不曾對文獻會送審的稿件加以否定，文學篇卻是例外。原本文獻會請廖漢臣、徐坤泉及張文環等人，撰寫日治時期的臺灣新文學的發展，但卻不知何由被禁止」。
檢視後來公開發行的《文學篇》，共有三冊，第一冊「乾嘉以前之詩」，係由徐坤泉執筆並出版。民國43(1954)年7月，徐坤泉以肝癌病發逝世，第二、三冊由廖漢臣繼續完成。廖漢臣在第二冊前詳細其事：「本志文學篇之纂修，原由徐故協纂與本人分任其事。日治時期以前，由徐故協纂主之，日治以後，由本人主之。嗣因徐故協纂罹病急逝，乃由本人續修其稿……。」廖漢臣所記，只是針對「現況」敘述，之前遭禁原委，隻字不提，推測徐坤泉及張文環都長於日治時期新文學，尤其是徐有《臺灣新民報》、《風月報》主編經驗，交遊廣闊，由他們執筆最為妥洽，起初的日治時期撰稿名單，當有張、徐兩人。既發生遭禁風波，顯然第三冊日治時期新文學已經完成初稿。事件之後，徐坤泉鬱鬱而終，張文環落得「該員工作不力對於編纂省志迄無成績」遭到解聘。語文問題，向來是關注焦點，事件後的不配合（不修改或不重寫），可能才是致命傷。最後，廖漢臣臨危受命，收拾殘局，《文學篇》第三冊不再出現新文學篇幅。稍後，即民國43年12月10日臺北市文獻會出版的《臺北文物》第三卷第三期「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續集」，遭到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查禁沒收，可算是通志《文學篇》稿遭禁的餘波盪漾。
徐坤泉筆名為「阿Ｑ之弟」，阿Ｑ是魯迅筆下的虛擬人物。為徐坤泉《可愛的仇人》作插畫的雞籠生說：「阿Ｑ是個弱小民族中的弱小者，是個無抵抗主義中的無抵抗者，他至死不明身犯何罪？何謂死刑？當局為何置他於死地？」阿Ｑ已矣，徐坤泉特立獨行，以傳承阿Ｑ精神為己任，「阿Ｑ之弟」命名意義在此，證以上引林衡道之言，徐坤泉屢次遭受不同政權逮捕，真有「不明身犯何罪」的無奈！
《黃照芳畫集2011》
發行人：林金田
作者：黃照芳
出版單位：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日期：100年4月
定價：新臺幣600元整(平裝)
本書係配合本館舉辦「黃照芳油畫展」所出版之專輯，除收錄展出之45幅油畫外，另外再精選27幅油畫及30幅粉彩畫集結成冊，總計128頁。黃照芳先生的畫作，其創作過程，常先用粉臘筆起稿，再轉畫成油畫。但是常常也會單純以粉彩作畫，所以作品逐漸產生2種系列，一是小而巧的粉彩畫，一是大而美的油畫。作品的形式有具象的，也有半具象的，色彩的經營、質感的掌握都是作畫的重點，也是賞析的趣味所在，皆可在本書中細細品味。
嘉義大學副校長劉豐榮教授曾為文指出：「其固然有時會從主題（如人物、風景、靜物）之感動引發創作動機，然而有時卻由形式（如造型、色彩）之感受作為創作思維之開端，偶而則首先以記憶與意象激發創作之想像，同時亦可能從媒材之實驗效果產生開始創作之靈感。作品形式方面，其早期造形較忠於現實物象，而後逐漸由寫實方式發展到全然根據內心感受，以進行主觀變形與組合；色彩對黃老師是很重要的，色彩為其經營形式之重點，以及其作品魅力之重要來源，其經常運用某一主色調（如紅、青、綠、或白等，其中紅色使用最多），在適度配合補色或對比色以及某些中性色，以此實現其意圖之意境且達成調和之美感」，此一貼切之描述，也是欣賞作品時很好的切入點。
黃照芳簡歷：
黃照芳先生，民國27年出生於嘉義，師事吳梅嶺、周瑛和楊三郎。臺北師範學校（今臺北教育大學）藝術科畢業，曾榮獲中華民國第一屆美術教育類師鐸奬、全國美術教育貢獻獎、全省教員美展西畫特選第一名、南美獎、全省美展優選等殊榮，除擔任各大美展評審外，並擔任南美會、嘉義縣、嘉義市、嘉義青溪等美術協會評議委員，不論在教育界或畫壇上皆可謂望重一方，備受肯定。
對本書有興趣的讀者，歡迎至本館販賣部參觀選購或訂購(049-2316881轉168)，另可至下列政府出版品展售處或本館出版品代售處購買：
政府出版品展售處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02-25180207 http://www.govbooks.com.tw/
五南文化廣場臺中總店 臺中市中山路6號 04-22260330 http://www.wunanbooks.com.tw/
本館出版品代售處
發行人：林金田
作者：黃照芳
出版單位：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日期：100年4月
定價：新臺幣600元整(平裝)
本書係配合本館舉辦「黃照芳油畫展」所出版之專輯，除收錄展出之45幅油畫外，另外再精選27幅油畫及30幅粉彩畫集結成冊，總計128頁。黃照芳先生的畫作，其創作過程，常先用粉臘筆起稿，再轉畫成油畫。但是常常也會單純以粉彩作畫，所以作品逐漸產生2種系列，一是小而巧的粉彩畫，一是大而美的油畫。作品的形式有具象的，也有半具象的，色彩的經營、質感的掌握都是作畫的重點，也是賞析的趣味所在，皆可在本書中細細品味。
嘉義大學副校長劉豐榮教授曾為文指出：「其固然有時會從主題（如人物、風景、靜物）之感動引發創作動機，然而有時卻由形式（如造型、色彩）之感受作為創作思維之開端，偶而則首先以記憶與意象激發創作之想像，同時亦可能從媒材之實驗效果產生開始創作之靈感。作品形式方面，其早期造形較忠於現實物象，而後逐漸由寫實方式發展到全然根據內心感受，以進行主觀變形與組合；色彩對黃老師是很重要的，色彩為其經營形式之重點，以及其作品魅力之重要來源，其經常運用某一主色調（如紅、青、綠、或白等，其中紅色使用最多），在適度配合補色或對比色以及某些中性色，以此實現其意圖之意境且達成調和之美感」，此一貼切之描述，也是欣賞作品時很好的切入點。
黃照芳簡歷：
黃照芳先生，民國27年出生於嘉義，師事吳梅嶺、周瑛和楊三郎。臺北師範學校（今臺北教育大學）藝術科畢業，曾榮獲中華民國第一屆美術教育類師鐸奬、全國美術教育貢獻獎、全省教員美展西畫特選第一名、南美獎、全省美展優選等殊榮，除擔任各大美展評審外，並擔任南美會、嘉義縣、嘉義市、嘉義青溪等美術協會評議委員，不論在教育界或畫壇上皆可謂望重一方，備受肯定。
對本書有興趣的讀者，歡迎至本館販賣部參觀選購或訂購(049-2316881轉168)，另可至下列政府出版品展售處或本館出版品代售處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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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行 人 ：林金田
行 政 指 導：歐素瑛
總 編 輯 ：劉澤民
執 行 編 輯：鐘登崇
編 輯 小 組：石瑞彬 蕭碧珍 邱滿英 黃淑惠 王嵐渝 蔣美貞 謝東勝 黃啟泰 洪明河 趙麗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