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檔案
臺灣產婆、助產婦制度之建立
產婆是一種古老的行業,然而將臺灣產婆納入制度管理並接受醫事教育訓練,是在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日治臺灣之初,產婆歸地方官廳管理。明治30年(1897)10月底止,合格開業的產婆僅臺北縣8人、臺南縣1人。
首項產婆的專行法規則遲至明治35年(1902)8月17日才出現,由臺北廳發布廳令第16號「產婆取締規則」。該規則中規定產婆必須是年滿20歲之女子,且須取得該廳(臺北廳)所發之執照(原文稱為免許),始得營業。申請產婆執照應檢具族籍、住所、姓名、年齡及產婆名簿之登記謄本或產婆考試合格證書抄本或官、公立醫院之產婆修業證書抄本等文件向該廳申請。關於產婆的執業行為方面,規則中規定產婆認為孕婦、產婦、褥婦(即產後婦)或胎兒、新生兒有異常時,須告知其家人請醫師診療,不得自行處置。但臨時之急救措施不在此限。產婆不得對孕婦、產婦、褥婦或胎兒、新生兒施行手術、使用產科器械、投與藥品或作上述行為之指示。但施行消毒、剪臍帶、灌腸等措施不在此限。
其實,臺北廳發布的「產婆取締規則」,內容係仿自日本內地於明治32年(1899)7月19日發布之敕令第345號「產婆規則」,據其規定,日本內地產婆的資格必須是經產婆考試合格年滿20歲以上之女子,且須在產婆名簿上登記在案者,比上述臺北廳令嚴格。雖是如此,當時臺灣領有產婆執照的人數依然不多。明治38年(1905)底,全臺產婆人數68人,其中日本內地人45人,臺灣本島人23人。
嗣後,明治39年(1906)8月10日,臺北醫院長長野純藏有感於當時臺灣醫療衛生設施雖漸臻完備,但卻仍未建立起臺灣本島人助產婦的培育機制,而當時臺灣本島人產婆(或稱先生媽)欠缺一定的教育程度,故往往處置失當,不時傳聞應當得以獲救的孕婦、產婦、褥婦及嬰兒卻因此而陷入重症,甚至無可救藥,成為本島婦女最大的不幸。復以言語、風俗、習慣不同的關係,由日本內地人助產婦擔任助產工作,也是有其困難之處。有鑑於此,長野遂向臺灣總督府當局建議培育臺灣本島人助產婦。
臺灣總督府當局採納了臺北醫院長的建議,於明治40年(1907)7月4日以府令第51號訂定「臺灣總督府助產婦講習生規程」,於臺北醫院以公費招募臺灣島女子,對之進行培育成為助產婦。其後大正11年(1922)2月18日以府令第8號訂定「臺灣總督府醫院助產婦講習所規則」,取代原先的「臺灣總督府助產婦講習生規程」。規則中規定,入講習所之資格須為17歲以上之女子,且符合一定之教育程度或者具看護婦(即護士)經驗及同等學歷以上者。修業年限2年,2學年考試合格後即發給畢業證書。翌年(大正12年)10月12日,為加入看護婦之培育一項,講習所規則改為「臺灣總督府醫院看護婦助產婦講習所規則」(府令第72號),講習所內設看護婦科、助產婦科。臺北醫院自大正12年(1923)、臺南醫院自大正13年(1924)、臺中醫院自昭和4年(1929)起,招募助產婦講習生,積極培育。迄昭和10年(1935)4月止,助產婦科之正科畢業生達528人。
另外,為了整合以往由地方廳管理產婆分歧不一的情形,並提昇產婆素質,臺灣總督也於大正12年(1923)10月12日發布府令第70號「臺灣產婆規則」,規定產婆資格須為年滿20歲以上之女子,且須為臺灣總督府醫院看護婦助產婦講習所助產婦科畢業生或臺灣產婆考試合格者或具有日本內地產婆資格者,由知事或廳長發給執照營業。另外,鑑於產婆尚未普及全臺,遂還有所謂的「限地產婆」制度,由知事或廳長頒發限地區、限期限的執照。同時,由於農村地區苦於產婆不足,遂也急速興起了由街庄雇用產婆的公設產婆制度。至於開業產婆人數,則由明治30年(1897)9人、大正元年(1912)127人、昭和元年(1926)1,094人、以迄昭和9年(1934)增加至1,631人(內含限地產婆504人)。
《臺灣省防瘧工作實施概況》
著者:臺灣省防瘧研究所
出版年:民國42年5月1日
民國100年1月31日上午有位陳姓讀者至本館圖書室詢問,館內是否有《臺灣省防瘧工作實施概況》一書可供參考?據陳姓讀者說明,他係因友人有學術研究參考需要,且就他所知此書全國僅有1本留存。筆者聽聞後立即查詢本館圖書系統,並欣喜地在日文圖書室找到此書;筆者後又因好奇,檢索全國書目資訊網,結果發現目前確實並無任何其他圖書館有蒐藏該書。
臺灣近年來醫藥進步、環境衛生改善,已久無瘧疾的傳染;但在民國34年前後,卻有許多地方瘧疾猖獗流行。本館所典藏《臺灣省防瘧工作實施概況》一書,主要即在說明有關民國42年前後全省防瘧工作會之實施概況,並作一工作檢討及回顧,內容包括有:檢討過去防瘧工作、實施DDT殘餘噴射、當時臺灣防瘧工作計畫,以及瘧蚊調查等四大部份。
另外,本書並附有實施DDT噴射前後期瘧疾調查表、感染瘧疾患者發熱人數調查表、感染瘧疾嬰兒人數調查表、瘧蚊調查、全省DDT噴射工作進度計劃表、臺灣防瘧四年計劃進度、臺灣DTT噴射防瘧計劃第一年實施地區(旗山區)、第一年防瘧計劃實施效果:嬰兒瘧疾感染調查、第一年防瘧計劃實施效果:瘧蚊調查成績、第一年防瘧計劃實施效果:發熱患者調查成績、第一年計劃:DTT殘餘作用家屋噴射所需經費分析圖解,以及DTT噴射領隊員訓練班課程等翔實調查之圖表。
《臺灣省防瘧工作實施概況》一書雖僅有13頁,但對研究臺灣當年為根除瘧疾之工作實施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而本書所附的相關圖表資料,亦可作為瞭解當時臺灣防瘧之旁證。
民俗文物小常識
供桌~三件桌
供桌是傳統家庭中供奉神明、祭祀祖先的神案。三件桌早期多為一般小康家庭才能擁有,頂桌位置為全家之正中央,高度最上,在人倫佈置上是家中之尊位,供奉神像彩畫和神主牌位等,奉請神明祖先坐大位,隨時讓子孫可以崇德思遠,以惕勵自己;下桌則安置長時照明器具,如燭臺燈具,這裡有實際照明的功能,也有象徵前景光明遠大,子孫走正路、行仁孝,滿室和馨快樂的佳願;八仙桌則做為祭祀供品的敬奉桌,擺置三牲素果菜餚香紙,祈求豐收足食,平日也可以做為家庭正式聚會的餐桌。三件桌是傳統家庭兼具實用與象徵意義的重要傢具。
供桌~中案桌
案桌即是供桌,有些小家庭正廳供奉神明的供桌,把頂、下桌兩張簡化成一張,規格尺寸介於頂、下桌之間,但仍比書齋或起居室使用的案桌高大些,再加一張八仙桌上下搭配即稱中案桌。
紅眠床
紅眠床即所謂的架子床,臺灣的架子床因多漆朱紅色,所以民間通稱為紅眠床。臺式紅眠床的基本形式是床的三面有圍,四角立柱略往內傾,使蚊帳能密貼,床內側的上方有格架抽屜,上有頂棚,頂下四周通常還有橫楣。臺灣一般也把紅眠床說是八腳眠床,是指床底由二組床架共有八根腳組合而成;另一說法是指除四圍之外,還有罩在其外的花罩而形成完整的方形結構,內架外罩共有八根立柱而稱為八腳眠床。
紅眠床一般用茄苳木、樟木或楠木製成,較高級的則用檀木、紅木或烏心石。精緻一點的會在床壁雕繪麒麟送子、牡丹富貴、龍鳳呈祥、喜雀青松等吉祥圖案,也會在床座前腿做束腰獅面馬蹄,牙板透雕花紋,雲紋壺門圈口和厚實托泥等,使整張紅眠床除了厚重安定感之外,也充滿優美的視覺感受。
「大正式」大眠床
臺灣在日治時期大正年間(1912至1925年),因受明治維新西化思潮的影響,工藝文化方面引進了西方中世紀、文藝復興、巴洛克,一直到印象派的藝術風格,形成所謂的「大正式」建築和傢具風格。「大正式」大眠床在裝飾風格上的一些特徵,是床壁所嵌明鏡鏡面四週有凸起的小圓花;床沿橫材造形和雕飾充分流露出十八世紀前半,法國路易十五世傢具的裝飾特徵的麥穗垂飾、象眼嵌珠玉、三彎腿等;輪廓曲折彎轉頗有巴洛克風格的手法,也重複地出現在圍板、腳踏椅、邊椅、花台小桌之上;頂棚帽緣的造形也接受西方希臘以降的建築檐頭線飾手法等等。「大正式」的家具是東西方歷史文化交流影響,以及臺灣傳統傢具和日本大和風格交融的具體實例。
臺灣人、臺灣事
「臺灣文獻步道」之意涵(二)
「臺灣文獻步道」位在本館園區既有楓香步道,兩側立石碑15只及「題名與總言」石碑1只,碑文內容為臺灣文獻名人名句,並以名家書法及雕刻,期讓參觀者見賢思齊並傳承歷史文化。碑文之精神與意涵陸續在本電子報中逐一介紹。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胡適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是胡適所倡導的科學研究方法,也是其名言。
胡適,生於清光緒17年(1891),初名洪騂,後取天演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義,改名「適」,字適之。於清宣統2年 (1910)考取留美賠款官費生,民國3年(1914)獲美國康乃爾大學學士,民國4年(1915)入哥倫比亞大學,從杜威博士研究哲學。民國6年(1917)通過博士學位考試後返回中國任北京大學教授,期間倡導白話文及發表論文及政治評論甚多。後於民國35年(1946)就任北大校長,37年(1948)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47年(1958)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長,48年(1959)促成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之成立,奉聘為主任委員,51年(1962)辭世。生平著作等身,為我國近代重要思想家之一。
「無分土,無分民,四海皆兄弟」-鄭用錫
此句出自鄭用錫<勸和論>,收錄在《北郭園詩鈔》之附錄,內文節錄如下:
「夫人與禽各為一類,邪與正各為一類,此不可不分。乃同此血氣,同此官骸,同為國家之良民,同為鄉閭之善人,無分土,無分民,即子夏所言四海皆兄弟是也。況當共處一隅,揆諸出入相友之義,即古聖賢所謂同鄉共井者也。在字義,友從兩手,朋從兩肉;是朋友如一身左右手,即吾身之肉也。今試執塗人而語之曰:『爾其自戕爾手!爾其自噬爾肉』!鮮不拂然而怒。何今分類至於此極耶?」
鄭用錫,名蕃,字在中,號祉亭,清淡水廳竹塹人。幼時師事王士俊,一路由彰化縣學廩生、中恩科舉人,清道光3年(1823)及第,故有「開臺黃甲」之譽。當時臺灣社會械鬥不斷,道光6年(1826)曾協助淡水同知李慎彝建造竹塹城,授同知銜。道光14年(1834)遷調北京敘職,分派就任禮部鑄印局員外郎,道光17年(1837)辭官歸隱竹塹城,在明志書院提攜後進,熱心教育,備受鄉人敬重。鴉片戰爭後,英軍經常騷擾臺灣的大安港,鄭用錫自募民勇,保家衛國,因功賞花翎,不久又捕獲土地公港海盜,追加四品銜。咸豐3年(1853)分類械鬥再起,鄭用錫傾力排解,撰述《勸和論》,開誠布公,曉以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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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一)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十一。臺北市:中華,1959。臺灣文獻叢刊/四一 北郭園詩鈔/附錄/附錄一/勸和論。
(二)胡適。《胡適演講集(一)》。臺北市 : 遠流,1986。
(三)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九人物志。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年。
(四)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臺灣第一特展專輯》。南投縣: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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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臺灣文獻步道」之意涵(一)(電子報第71期)
臺灣文獻步道落成(電子報第70期)
臺灣文獻步道將於年底落成(電子報第64期)
臺灣鸞門出版異數—《海嶠鸞音》
臺灣的扶鸞著書,以信奉恩主體系的儒宗神教鸞堂分布最廣,鸞書著作亦最多。他如五福大帝以及瑤池金母信仰體系,亦各有扶鸞著書活動,惟數量較少。五福大帝系統的臺南西來庵,因余清芳抗日事件而著稱,為清代福州營兵的共同信仰,著有《警心篇》一書,即係「奉旨飛鸞闡教督造」而來。金母系統者宮堂稍多,如臺北大稻埕「三教杏壇」有承「瑤池老母」懿旨而著的《海嶠鸞音》一書,即是一例,書分「二十八集」,凡345篇,合訂一冊。
《海嶠鸞音》的扶鸞者「三教杏壇」,顧名思義是以三教合一崇祀聖神仙佛的壇廟,以扶鸞著書為主要廟務,據該書版權頁記載,「三教杏壇」為臺灣省道教會團體會員之一,不過由「杏壇」二字,可知是個比較偏重儒家思想,為無鸞堂之名的鸞堂。正式印製約定稿於「天運甲辰」,即1964年,至1966年印製完成,由前臺北市長黃啟瑞領導的「善書海嶠鸞音頒贈委員會」正式發行。
本書雖傾向於儒,卻與「儒宗神教」鸞堂不相關連,是其特色之一。其印製發行,前有抗日志士張邦傑,後有市長黃啟瑞、礦業鉅子李建和等重量級人物參與,加上與「正宗書畫壇」合作,穿插銅版紙彩色頁的仙佛降筆書畫,可能開鸞書彩色印刷之破天荒。而負責全書校對的「杜爾瞻」,則是日治時期北臺名儒杜仰山,杜氏曾任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委員。有了這些組合,勸募極為順利,辜振甫也有鉅額捐款。此次捐款共得新臺幣9萬元,印製精美鸞書4,000冊,在物資缺乏的年代,不啻是大手筆,因此《海嶠鸞音》無論紙張、印刷、裝幀都臻上乘。
通常鸞書都會在各篇鸞文前後,附記扶鸞時間,方便查考,但《海嶠鸞音》並無此一記錄,且乏較為詳實的鸞務介紹,是為美中不足。不僅「三教杏壇」的創立無所著墨,就連著書到印刷歷程,也只能旁敲側擊,始能略窺始末。書前有「南宮孚聖」、「南宮孚佑帝君」兩序,前者未紀年月,後者則為「天運甲辰季冬」,即1964年農曆12月。文中說:「經兩年而著就,得一氣以呵成」,稍透露著書時程,據降序時間逆推,最遲在1962年的年底,「三教杏壇」已經開始進行扶鸞。
全部鸞文記錄,依據凡例所載,最初是以手寫油印,分給信眾。之後,再連載報紙型月刊。此一階段的關鍵人物,據贈書所附印刷信函表示:「是書前由愛國志士張邦傑先生之倡首以謄寫版,繼刊於報紙,免費贈送各界,因志士西歸而致中斷」。張邦傑,高雄旗後人,1897年生,早稻田大學畢業,臺灣文化協會與民眾黨。後在福建成立「臺灣革命黨」,為國民政府少將,與李友邦等發起組成「三民主義青年團」,1941年1月,成立「臺灣民眾協會」。1945年,為接收臺灣核心成員。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參議等,卒於1964年。張邦傑為近代臺灣知名政治人物,可能少有人知道他也是個熱心勸善的鸞門人物。
張邦傑過世後,「因志士西歸而致中斷」,三教杏壇同人「因恐歲月轉轂,易於散漫」,乃由社會地方士紳發起「善書海嶠鸞音頒贈委員會」,計畫編印單行本,以廣流傳。委員會請剛卸任的臺北市長黃啟瑞,擔任主任委員,副主委則有李建和、許火車、黃朝君,常務委員為詹聰義、許尚文、李丙心、駱水源、陳許鳳吟等。黃啟瑞為臺北市第八屆、十屆市長,1964年6月卸任。李建和,臺北瑞芳人,李建興之弟。曾任臺灣省議員,為臺灣煤礦鉅子。許火車為鸞門活躍人士,曾任財團法人臺北智仁堂第一任負責人。詹聰義字青涯,號自虔,法號慧明居士,臺北人。東京外國語學校、早稻田大學法學系畢業,國際文化學院及瑞士聯邦州立伯恩大學法學博士。曾任軍法官教官、教授等。李丙心,臺北平溪人,成淵學校法律經濟專科畢業,曾任臺北市議員及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三屆議員、第一屆省議員。駱水源,臺北市人。臺灣商工學校商科畢業,歷任臺灣新報社、民報社記者、臺北市參議員、第一屆臺北市議員。
《海嶠鸞音》本由「三教杏壇」扶鸞著書,但在印製過程,卻與扶鸞書畫的「正宗書畫壇」結合,而在書中留下精采的仙佛書畫。兩壇(三教杏壇、正宗書畫壇)如何結緣,不得而知,宗旨一致及成員重疊可能是重要原因。正宗書畫壇接手之後,曾做了若干「修補」,凡例載:「《海嶠鸞音》仰蒙至聖先天老祖之特命,蓮臺聖、岳聖、濟佛三聖佛,駕臨正宗書畫壇,揮毫恩賜聖藻,闡化道妙,增添玄機,留存下土,以助深味大道之綜合寶冊也。」凡例附註又說:「然為道謹慎,數次請鸞,荷蒙蓮臺聖臨壇,奉命修補全卷,以完就而付印者也。是故既頒之謄寫及新聞版等,若有部分差異,應遵聖命,以本冊為準正。……至本書之標點,悉由敝壇為之,謹特此補充說明焉。」修改字句以及全部標點,都是經過正宗書畫壇斟酌,尤其前者仍是請鸞臨壇修訂。
正宗書畫壇,顧名思義,以恭請仙佛臨壇揮毫書畫為主要鸞務,與一般鸞堂以詩文降筆不同。書由該壇出版,也因而留下數十幅仙佛降筆書畫,其中彩色銅版紙印刷者15頁,「三教杏壇」詩文、「正宗書畫壇」書畫合為一書,圖文並茂,就臺灣鸞門出版史而言,雖未必是絕後,至少稱得上是空前。《海嶠鸞音》出版至今,將近五十年,「正宗書畫壇」後於1972年6月奉准立案,並改名「正宗書畫社」,如今盛名遠播,而三教杏壇似乎已不再活動,《海嶠鸞音》的流傳,薈萃書畫詩文,堪稱臺灣鸞門異數,也見證兩壇合作歷史。
新書出版
《埔鹽鄉大有陳順昌號古文書》
發行人:林金田
作 者:陳仕賢
出版單位: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文物捐贈:陳書逸
審查者:謝英從
定價:新臺幣250元
出版日期:民國99年12月
《埔鹽鄉大有陳順昌號古文書》於民國99年12月印製出版,由陳仕賢先生編著。
本批古文書原包括家族書契、手稿、信札等四百餘件,係陳書逸先生於民國98年秋,透過「鹿水文史工作室」陳仕賢老師的引介,無條件捐贈予本館。為感謝陳先生慷慨無私奉獻,並促進相關領域研究,故予以摘錄整輯出版,期望由單一家族的故事,延伸鄰近相關社群或社會、經濟的歷史,有助於鄉土歷史的多元建構
全書收錄自清乾隆35年(1770)至民國60年(1971)古文書約90件,計分「彰化埔鹽大有村的發展」、「大有陳順昌號之發展」、「大有陳順昌號古厝的建築藝術」及「古文書圖說」等四個單元,可藉以了解陳順昌號在地方網絡的建立,及其家族分產與土地購併的關係,是相當難得的史料。
本書所錄年代最早古文書:乾隆35年9月立給佃批
此件內容原為乾隆2年(1737)馬芝遴社番大耳蛤肉分下阿恭、安田、鳥鼠、阿力、老灣阿嘓、老仔哈肉、英使等公議,將大有庄的埔地(馬芝遴社過溝大有庄),出租給沈姓漢人墾種收租,原給墾契約已淋雨壓爛,故乾隆35年9月(1770)重新立約。契約載明土地四界、開墾金額及給各戶年租粟明細。
編著者簡介:
編著者陳仕賢老師是鹿港地區知名的文史工作者,對臺灣史蹟文物、古蹟及歷史建築等如數家珍,平日除擔任導覽解說及研習講師,並積極進行田野調查研究,編著出版文史專書,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因其在文史工作的耕耘,頒發文馨獎予以鼓勵。同時,自民國92年起,其編纂之《鹿港龍山寺》、《寶殿篆煙-鹿港天后宮》、《龍山聽唄-鹿港龍山寺》、《彰化歷史散步》、《鹿港歷史散步》、《彰化縣古蹟與歷史建築》、《文化鹿港-閩臺田野調查採集》、《鹿港老照片-1930年代的鹿港》、《鹿港不見天街傳奇》,至今年《宗教鹿港-鹿港寺廟田野採集》等書,曾多次獲得本館「獎勵出版文獻書刊暨文獻研究獎」,紀錄斐然,可見其對文史工作之努力和用心。
本書目次如下:
臺灣文獻館 館長序
捐贈人 陳書逸、張珠如序
壹、 大有村的發展
一、 彰化的設縣
二、 馬芝遴社的社域
三、 八保圳的開發
四、 南勢埔公館的設置與發展
五、 大有村的發展
六、 大有村的信仰
貳、 大有陳順昌號之發展
一、 埔鹽大有陳順昌號之源流與發展
二、 陳奇灶的事蹟
三、 陳添旺與陳添進
參、 大有陳順昌號古厝的建築藝術
肆、大有陳順昌號古文書圖說
一、陳奇灶家族的擴張
二、陳順昌號家族的分鬮與購併
三、圖說
(一) 楊名榜家族
(二) 梁承寓
(三) 陳家分鬮
(四) 陳家兄弟間併購
(五) 陳豬高
(六) 石家 一
(七) 石家 二
(八) 蘇東海
(九) 昌和
(十) 陳崙家族
(十一) 梁九陣
(十二) 王諒生等
(十三) 規約書與土地買賣
(十四) 其他
伍、附錄
一、 陳順昌號譜系表
二、 參考書目
後記 關於陳順昌號古文書---陳仕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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