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3期 中華民國109年04月30日發行
悅讀檔案
探尋高雄「臺灣關界碑」
文／張家榮／本館整理組編纂界碑由來久已，特別是位在人煙罕至的土地，或遇雙方有所爭執，為保障產權，就更須要立碑為界，清代海關於臺灣設立機關，購置土地設立界碑，似乎也是由此脈絡。從民國85（1996）年開始，高雄、恆春陸續「發現」臺灣關界碑，迄今高雄發現5塊，恆春則尋獲3塊界碑。
恆春發現3塊臺灣關界碑，分別在民國105（2016）、106（2017）、107（2018）年由彭念陸、鍾亦興等人所發現，3塊石碑均長約27公分，寬約12公分，第1塊高約114公分，後兩塊未出土，由地面算起高約60公分，和第1塊未出土時狀況相仿，這3塊石碑均刻有「臺灣關界」4字，分別位於鵝鑾鼻燈塔的東北、東南、西北三處 （註1）。這與《恆春縣志》對照，極為相符，該志對當時稱為「鵝鑾鼻燈樓」記載：「其外址，自東面山腳至西南沿海，周圍七百五十丈。當時，給發琅嶠番人小記琢墾，工洋一百元，管至沙灣止，尋以地面過曠。東至西，直圍二百六十丈，立有『臺灣關』三字石界四塊」。（註2）因此，考掘文字史料與現有土地狀況，雖不盡相符，但相去不遠， 恆春一地仍極可能再發現第4塊界碑。
高雄的5塊界碑，首被披露為民國85（1996）年，財政部海關人員在高雄海關宿舍發現一塊石碑，後來，將該碑送至臺北海關博物館典藏；87（1998）年哨船頭福德宮附近巷道拓寬，挖到另一塊石碑，而在打狗英國領事館東側也有一塊石碑，今日仍可見複製品立於原處；107（2018）年，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在壽山尋找日軍防空碉堡時，又發現另外一塊界碑，而在第4塊界碑重現之日隔天，即有民眾通報第5塊界碑，據聞該碑為70餘年前，哨船頭福德宮前安海街開闢，被棄置於路邊，由民眾取回家中利用。 （註3）
高雄市這5塊界碑，和恆春發現的界碑外觀長寬高相近，但刻有「臺灣關地界」5字，與恆春僅刻「臺灣關界」4字不同。然而，高雄市到底有幾塊界碑，缺乏文字記載，將來有無可能有其他界碑出土，雖眾所期待，但無人敢有把握新的界碑再出土或再出現的可能。另外一個問題，在高雄的這些臺灣關界碑中，除第4塊是在壽山碉堡群發現，其餘界碑，皆位於高雄市哨船街、安海街一帶，即今日高雄關職員宿舍、哨船頭福德宮附近，相較之下，第4塊位置遠離現有海關宿舍，為何會有這塊石碑出現，反使人徒添困惑。
要釐清高雄這些石碑，必須了解臺灣關的設置。咸豐8（1858）年，中國對外開啟多處口岸，之後，外人強力介入，清廷開始設置新式海關，臺灣一地，則規劃淡水、臺灣（臺灣府，府治位於臺南）兩處口岸設置新式海關，並分別以雞籠（今基隆市）、打狗（即今高雄市旗津區、鼓山區一帶）為外口。同治3（1864）年5月，海關職員滿斯文（William Maxwell）抵達打狗設關，利用原本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一艘停在港口的船隻探險者號（Pathfinder）作為辦公室，自此有「臺灣關」的出現， （註4）同年底，英國副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奉命在臺灣南部為英國設立一處領事據點，則租用寶順洋行（Dent ＆ Co.）船隻三葉號（Ternate）使用，兩艘船停泊地點應該位於旗后（今日高雄市旗津區）。 次年，郇和升為領事，此時，海關與英國領事館都在旗后或哨船頭（今高雄市鼓山區）租購土地或房舍，準備作為永久性館舍。
光緒2（1877）年底，英國領事館向打狗居民盧大度、盧天送購得哨船頭山上兩塊土地，而此時，原本承租船隻給英國領事館做臨時辦公處所的寶順洋行，早已撤出南臺灣商務多年，並將哨船頭山下一帶不動產權轉給水陸洋行（Brown ＆ Co.）管理，光緒3（1877）年5月18日（6月28日），水陸洋行將不動產轉手給怡記洋行（Elles ＆ Co.），同一日，怡記洋行又將該處部分產權轉給英國副領事館，（註5）此時，打狗海關應早已取得哨船頭山上和山下土地，同治8（1869）年也取得原本寶順洋行在山下的土地。
馬關條約後，海關將打狗房舍產權交給新怡記洋行（Bain ＆ Co.）創辦人兼荷蘭領事邊阿蘭（Allan Weatherhead Bain）管理，之後，日人接收，成立打狗稅關（後改為打狗稅關支署）。
本館臺灣總督府檔案中，有份打狗稅關支署土地申告文書 ，（註6）該文書顯示，當時稅關支署在哨船頭（即今高雄市哨船街一帶），有3筆土地，第1、2筆在山下，分別作為廳舍、官舍，第3筆則「東西南北至山」，為官舍及附屬地，而這筆土地又有1張附圖（圖１），由位置來看，第3塊土地的南面標示為「英國領事館」，然而，以該圖等高線，及建築基地外觀推測此應為山上的英國領事館官邸。有趣的是，該圖所繪稅關土地為五角形，在5個角落各畫有一「境界石」，「境界石」為日文用詞，可能是石碑，也可能是小型石樁。如果這些「境界石」即是「臺灣關地界」碑，則似乎可以為現在所見「臺灣關地界」碑，提供一些解答與線索。
筆者將這張附圖與現今地圖套疊 ，（圖２）（註7）約略可以看出，距離領事館官邸最近的境界石約在官邸北方30公尺附近，亦即在靈興殿北側，其餘4塊境界石亦大約分布在400公尺左右範圍。如此，可以推測，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發現的第4塊石碑，可能為這5塊境界石之一，而山下安海街一帶石碑，則為山下海關土地界境所立之石碑，如此，則山上至少上有4塊石碑，有待發掘。
高雄設置海關後，不僅因關稅繳交便利，吸引外國商船入港，增加清國政府稅收，達成清國設關目標，亦使高雄慢慢由漁村走向國際都市，且因海關醫事人員設置，進行檢疫制度，促成日後慕德醫院興建，對當地生活環境亦有改善。值此高雄海關設置156年將屆，日後壽山如陸續出土其他界碑，除可印證本館檔案附圖，亦可更釐清一百五十多年來高雄海關變遷。（註8）
註1：原始鵝鑾鼻燈塔土地為不規則四邊形，故此處位於燈塔東南處的石碑，推測應位於燈塔土地四邊形中的西南端點。此部份，可參見：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屏東縣歷史建築鵝鑾鼻燈塔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報告書》（臺北：交通部航港局，2018），頁3-52。
註2：﹝清﹞屠繼善，《恒春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重刊，1960），頁73-74。另可參考David Charles Oakley（龔李孟哲，原譯名李孟哲）著，徐雨村譯，《福爾摩沙的洋人家族：希士頓的故事》（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19），頁163-164。
註3：此見：〈見證打狗開港155年 第4座「臺灣關地界碑」出土〉，《自由時報》，2018年1月23 日、〈尋碑熱！民眾通報第5塊「臺灣關地界碑」 現高雄哨船頭〉、《聯合報》，2018年1月26日。亦可在高雄歷史博物館典藏查詢系統網站查詢界碑細節：http://collection.khm.gov.tw。
註4：達飛聲（James W. Davidson）原著、陳政三譯註《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4），本文海關為廣義稱呼，並不再稅務司等特定區分。
註5：有關打狗英國領事館研究，可參見David Charles Oakley（龔李孟哲）相關著作，其中《The British Consulate at Kaohsiung／高雄英國領事館》一文，由本館前採集組長李維真翻譯，刊行於《臺灣文獻》55卷3期，其後改寫，由徐雨村翻譯，定名《臺灣第一領事館洋人、打狗、英國領事館》，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於2013年出版。另亦可參酌葉振輝之相關著作。
註6：〈鳳山廳興隆內里哨船頭街土地申告書〉，《臺灣總督府檔案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2689。
註7：因該總督府檔案附圖無精確比例尺，僅能做大致套疊，其中藍方點為本館附圖5塊境界石，棕方點為實際發現高雄第4塊「臺灣關地界」碑之大略位置，故本疊圖並不精確。本圖底圖截自《那路彎地圖館A5大高屏全覽百科地圖》（臺北：戶外生活圖書公司，2015）圖71（西子灣‧哨船頭‧哈瑪星），承戶外生活圖書公司授權使用，第4塊石碑位置承該石碑發現者廖德宗提供，並授權提供發現時合照相片（圖5）刊登。
註8：本文承本館劉澤民副館長指正錯誤，謹此致謝。另外哨船頭山區目前大多區域為管制區，地形陡峭，時有猴群狗隊出沒，本文推論僅為假設，切勿因本文而率性尋碑，免生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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