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8期 中華民國109年09月30日發行
悅讀檔案
臺灣總督府對舊時代讀書人的攏絡政策
文／王學新／本館整理組研究員乙未戰爭平定後，臺灣總督府首任學務課長伊澤修二理解到「四書五經是臺灣人必學之書」，（註1）而建議積極利用儒學來統治臺灣。臺灣總督府開始對民間地方鄉紳及儒學者勢力給與相當的尊敬，明治29（1896）年10月臺灣總督乃木希典以府令第50號發布「臺灣紳章條規」，以禮遇「臺灣人民中有學識或有資望者」。（註2）由於以往人民認為總督府僅重用通譯及偵探等奸徒而大為不滿，「此次授與紳章時表明紳士之資格為尚文崇德之意。故受章者感到光榮，庶民亦歌頌其美舉，先前採用通譯偵探等人乃出於一時之必要而不得已，相信我政府並未重用此輩。因而民心大安」。（註3）
明治31（1898）年後藤新平擔任民政長官後，更積極拉攏臺灣民間社會原有的穩定力量，譬如同年7月仿效清代鄉飲酒禮之制，舉辦第1次「饗老典」，邀集臺北縣內80歲以上的臺籍男女耆宿數百名與會，聚集在總督府內舞樂堂。後又在彰化、臺中、臺南、高雄、新竹等地舉辦。此舉是統治者欲彰顯其對長者的尊重，藉此盛典使被統治者感受到統治者的「德政」，並爭取士紳及文人的支持。（註4）明治32（1899）年4月9日臺中縣於彰化孔廟舉行饗老典時，有些老人因受到優遇而大為感泣。（註5）
明治33（1900）年3月15日於淡水館開設「揚文會」，廣邀曾獲科舉功名之讀書人，共有七十餘名到場。（註6）據當時後藤新平演講內容可知，後藤期望接受揚文會表揚者回鄉後皆能勸誘家鄉子弟前往就讀日本帝國所開辦的公學校，學習國語（即日語），以使人民「作新民」，即成為日本人。（註7）後藤又說：「公學校等之教育方法，雖與從來書房教授有不同，但道無二致而新政其歸處固一也」。（註8）可知日治初期總督府對於漢人社會的傳統士紳表示出相當的尊重，也因此獲得許多儒學者的認同。一旦地方耆老及知識人認同新政後，就不會阻止子弟「作新民」了。
大正4（1915）年8月在臺灣南部發生西來庵事件，數千人遭日軍殺戮，並有866名被判死刑。日本政府認為總督府對該事件處理不當而更換民政長官內田嘉吉，改由下村宏擔任。下村宏到任後，立即以大正天皇即位典禮為理由，減免703名死刑犯，又仿「饗老典」舉辦「養老典」，並於大正5（1916）年1至4月出版《壽星集》、《臺灣孝節錄》、《臺灣列紳傳》等書。《壽星集》輯錄臺籍人士歌頌養老典禮之漢文漢詩；《臺灣孝節錄》記載1915年春曾接受當局表揚之孝子節婦義僕之篤行事蹟；《臺灣列紳傳》纂修總督府授予紳章的千餘臺人列傳。至於下村宏為何要急者出版這些書，則不外希望人民夙夜相戒，盡善保壽，以享受長壽之福。因而積極提倡臺灣原有的儒家傳統，來穩定人心。（註9）對於抗日勢力而言，這確實是極為有效的安撫策略。與初期單純宴饗敬老的「饗老典」相比，「養老典」有規勸人民作順民以頤養天年之意。且當總督府也採用儒家文化的意識形態來治理社會時，民族主義運動者就沒有反對的理由。人民也會覺得若奉公守法自然會受到日本政府的保護撫慰，跟以前同為異族的清朝皇帝也沒有什麼不同，就自然沉溺於傳統文化氛圍所壟罩的因循惰性的安樂椅裡。
此外，詩社也是舊時代讀書人心靈的寄託場所。陳逢源認為臺灣的詩人只會做些矯揉做作，無病呻吟的漢詩，甚至拿詩來做應酬及頌揚的工具，因而「斷定臺灣的詩社，決不會做出所謂心畫心聲的詩，倒反挫折了幾多青年們革新的意氣，真不啻是抹殺人才的一大陷阱」，因而稱詩社為鴉片窟。（註10）據社會科學研究，社會支持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存在正向的關係。（註11）對舊時代文人而言，詩社確實是療癒的社會支持團體。沉溺於詩詞吟誦或許有延續民族文化的意義，但却也中了日本當局攏絡策略之圈套，再無振興民族風氣的念頭。
當時總督府官員及地方官皆樂與臺灣文士唱和，總督兒玉源太郎於其城南別墅，廣邀文士開雅集，詩作輯為「南菜園唱和集」。當時日人亦認為：「詩賦唱酬，則內以和鄉紳臣室之心，而外使鄰邦人士悅服」。（註12）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也輯詩集為「鳥松閣唱和集」。（註13）這是由於總督府企圖藉漢詩而與被統治民族拉近關係，因此漢詩與漢文命運大不同。據李世偉統計，當明治44（1911）年書房遭限制而走下坡時，詩社卻轉趨興起；昭和（1926）元年書房數量急遽下降時，卻是詩社蓬勃發展時；昭和11（1936）年書房瀕臨全滅時，詩社正達到頂峰狀態。（註14）由此可見當局對詩社的寬容，正屬於總督府對漢族籠絡策略的一環。如蔡素貞所言：日臺雙方在儒教結社的往來互動中，各取所需，相互利用，真可謂「同床異夢」。（註15）
註1 伊澤修二，〈臺灣公學校設置ニ関スル意見〉，《伊澤修二選集》（日本長野縣：信濃教育會，1958），頁618。轉引自川路祥代，〈殖民地臺灣文化統合與臺灣傳統儒學社會〉，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年6月，頁90。
註2 「臺灣紳章條規、臺灣紳章取扱內規」（1896-10-23），〈明治二十九年永久保存追加第一卷 官規官職 服制記章〉，《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15007。
註3 「紳章授與ニ付臺北縣一般人民ノ感情」（1897年06月06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93號〉，頁3。《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0093a003。
註4 〈饗老會記〉，《臺灣日日新報》，1898-07-20，版次05。
註5 「饗老典ニ關スル臺中縣報告」（1899-05-18），〈明治三十二年乙種永久保存第一卷 皇室及儀典 雜〉，《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369001008。
註6 〈揚文會式〉，《臺灣日日新報》，1900-03-16，版次03。
註7 吳德功，《觀光日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172-173。當時後藤新平演講內容有：「余非不知漢文之高雅優美而欲廢之也，惟先示以易知易學之方，故首教以國語，繼公學校、師範學校，將來文運長進，更設專門學校以期鞏固利用厚生之根柢，養成有用之才。此次揚文會即發揚大人之學，即大學之道。大學言：「明德新民」，又曰：「格物致知」，湯言：「日日新」，康誥言：「作新民」，無非欲使人格考窮理，使德業富有日新也。爾等皆博學之士，歸去當教迪後進，庶無負督憲表揚文之意。」
註8 〈後藤民政長官揚文會演說〉，《揚文會策議》（臺北：臺灣總督府，1901）。
註9 川路祥代，〈殖民地臺灣文化統合與臺灣傳統儒學社會〉，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年6月，頁195-196。
註10 陳逢源，〈對於台灣舊詩壇投下一巨大的炸彈（上）〉，《南音》，第1卷第2號（1932），3-6。
註11 Veenhoven, Ruut. (2012). Happiness, Also Known as “Life Satisfa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p. 63-77, Handbook of Social Indicators and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edited by K.C. Land, A. C. Michalos, & M. J. Sirgy. Springer Netherlands.
註12 李世偉，〈日據時期臺灣的儒教運動〉（下），《臺北文獻》，第121期，頁54。
註13 廖漢臣，〈臺灣文學年表〉，《臺灣文獻》，第15卷第1期，1964年，頁260。
註14 李世偉，〈日據時期臺灣的儒教運動〉（下），《臺北文獻》，第121期，頁50-51。
註15 蔡素貞，〈日據時期臺灣人對日本文化之迎拒：殖民性、現代化與文化認同〉，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頁166。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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