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6期 中華民國110年05月27日發行
臺灣人‧臺灣事
長袖善舞的魏道明夫婦
文/蕭碧珍/本館編輯組組長臺灣省政府首任省主席魏道明（1901〜1978），在1947年5月16日接下軍人出身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的職位，1949年1月5日又把主席職位交給另一位軍人出身的陳誠。在兩位軍人出身臺灣最高行政首長之間的文人主席，任期僅1年7個餘月。雖然其在擔任省主席時評價不高，但魏氏在前半生仕途卻是平步青雲，深獲層峰信任，對他十分重用。本文主要探討魏道明未任省主席前，與他的夫人鄭毓秀2人長袖善舞的從政歷程。
魏道明自小聰穎，未滿二十歲即遠赴法國留學。因同鄉介紹，認識鄭毓秀。後魏道明進巴黎大學法科就讀，與鄭毓秀同學，經常討論課程，魏言談中肯，常有獨到之處。鄭毓秀雖自視甚高，但愈高明則能折服，於是對魏氏另眼相看，結為知交（註1）。
鄭毓秀（1891—1959），廣東寶安人，生於廣州富有官宦家族。少壯從事革命反滿清與倒袁（世凱）的愛國活動，後熱心國民外交與提攜後進，有「女丈夫」之譽。在上海法租界執業律師，參與立法，作育英才及賑災、建設等諸多事蹟。因此，獲得不少「第一」的稱譽，如近代中國第一位留法女博士與女律師，國民政府時期第一位省級女性政務官、第一位地方法院女性院長與審檢兩廳廳長、第一位非官方奉派法國的女性外交特使及第一位參與起草《民法》的女性等。鄭毓秀不但學識豐富、事業有成，婚姻與家庭生活也相當美滿。她與魏道明由留法同學、國民黨同志、律師同事，進而結為夫婦。鄭年紀比魏大，婚後卻能相處和樂。生活上互相扶持，事業相輔相成，兩人俱為政壇的風雲人物（註2）。
1926年魏鄭兩人返國，在上海法租界設「魏鄭大律師事務所」，男女兩博士聯合執行律師業務，在上海為創舉，號召力甚大（註3）。1927年兩人在杭州結婚，所購新宅「範園」，坐落在上海馬斯南路的別墅，佔地四畝；客廳富麗堂皇、庭園花木扶疏；夫妻倆廣事交遊，飲宴無虛夕，上海名士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均為常客。
魏道明在政壇上一帆風順，鄭毓秀之內助與外交之功佔了大部分力量。魏、鄭兩人均為留法博士，法律界耆宿王寵惠與鄭毓秀交誼素篤，而魏道明尚屬後進末學。時王寵惠執司法界之牛耳，所以當鄭魏在上海合開「魏鄭大律師事務所」時，鄭毓秀律師可上達天聽，甚至有左右判案的力量，於是凡出入較大的爭奪遺產案、性命交關的倫常刑事案，莫不委由鄭毓秀處理，致門庭若市，應接不暇。因此，當時上海司法界有「博士電話到，推事嚇一跳」的口頭禪，足見其威風八面之一斑（註4）。
1927年，魏氏獲王寵惠提拔擔任國民政府司法部秘書長，同年冬，任司法部次長代理部長，並兼建設委員會常務委員（註5）。1928年，國民政府司法部改組為司法行政部，出任首任部長，年僅28歲，為當時最年輕之部長。在部長任內，曾創辦司法官訓練所，考選、訓練司法人才，提供有關民法、刑法的資料，作為立法參考；調整各級法院人事，強調司法獨立，提高法官待遇，務使廉潔公平，不受外力干擾（註6）。
1930年，調任南京特別市市長。當時首都新建，致力於都市的建設，頗多建樹。魏氏對巴黎市政府素有研究，力主開闢馬路，建下水道系統，加強公用事業效能。惟以經費支絀，理想不易實現，又以反對增稅擾民，屢上辭呈，三上乃獲准，改任建設委員會委員（註7）。1932年4月，奉派赴歐洲做國際宣傳。1933年秋，擔任「私立上海法政學院」（註8）院長，直到同年冬奉命出國考察為止（註9）。1935年出任「時事新報」、「大陸報」、「大晚報」三報總經理。
1937年抗戰軍興，蔣介石以軍事委員長兼行政院院長，魏氏受命為行政院秘書長。1941年魏氏奉派為駐法大使，取道美國赴任，但到達美國以後，歐洲戰局急轉直下，因希特勒佔領法國，無法履任。次年9月4日，替換胡適改派任駐美大使，於時對日抗戰方殷，政府處境極為艱苦，對美外交則日益重要。當時宋子文主持對美外交，曾以特使身分與美國羅斯福總統會商，駐美大使介於宋子文與羅斯福之間，關係微妙，不易配合，且難討好，非有高度政治修養者不能勝任。魏氏以一留法學生，與美國向無淵源，破例出任駐美大使，時人皆感驚異（註10）。
有關魏氏發表駐法大使後改調駐美大使的經過，據鄭毓秀事後告訴友人，當時夫妻倆困在華府正進退維谷之際，迭電行政院院長孔祥熙請示而未獲答復，忽然聽聞駐美大使胡適因故要辭職，乃拜託彼時以軍事代表團長身分訪美的江西同鄉熊式輝幫忙，電請蔣介石改派魏道明出任駐美大使，後果真生效而改任（註11）。魏氏以一留法學生出任駐美大使，史無前例。最初英語不甚通達，由王寵惠兒子王大閎幫忙「惡補」。魏氏在美應酬朝野，酒會宴會時常舉行，有時自助餐請到三、四百人，在華盛頓外交國中，相當罕見（註12）。
鄭毓秀運用其高階層社交經驗，展開交際攻勢。在華府廣事交遊，不惜工本，宴會酒會排場，在外交團中首屈一指。羅斯福夫人為一女政治家，她說歷任中國大使夫人都不懂政治，唯鄭毓秀有政治頭腦，與眾不同。羅斯福去世後，繼任者杜魯門，其夫人亦不過問政治，但鄭毓秀與其閒話家常，甚得好感，結為知交。杜魯門卸任後，兩家仍交往不斷（註13）。
魏氏駐美期間，殫精竭慮，折衝運用，出入白宮，與羅斯福多所接觸，不但獲得美國朝野上下之同情，又爭取物質上之大量援助（註14）。適時，國民政府向美、英等國提出廢除清朝末年強加中國的不平等條約，1942年10月9日，美、英兩國政府同時通知中國駐美、駐英大使，表示願意立即廢除在中國領事裁判權及其它有關特權。中美、中英經過三個月的談判，就廢除不平等條約和改訂新約問題，達成協議。
1943年1月11日，中美兩國取消美國在中國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條約和換文，由魏道明和美國國務卿赫爾代表兩國在華盛頓簽字；同日，中英兩國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條約與換文，則由宋子文、英國駐華大使薛穆及印度代表黎吉生，代表兩國在陪都重慶簽字，上述兩約通常簡稱「中美平等新約」和「中英平等新約」。
在美英兩國的促動下，其他國家都起而仿效。此後，中國陸續與其他國家簽訂了新約。原外國列強強加中國之不平等條約的廢除，中英、中美平等新約的簽訂，是中國對外關係史上的大事。它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也鼓舞了中國軍民抗戰的鬥志。
魏氏駐美期間，蔣介石夫人宋美齡也擔任超級特使，駐美時間頗多。魏氏曾為宋美齡安排一次對美國人民的公開演講（1943年2月），地點是座落在紐約的麥迪遜廣場（Madison Square），地方可容納好幾萬聽眾。據魏氏自己表示，該場演講所收的效果，和美國朝野人士反應之佳，超出想像之外。故魏氏一直認為那次宋美齡向數萬美國人親臨演說，為其使美期間的一件傑作（註15）。宋美齡赴美訪問期間，復交代魏道明發展「中國之友社」，將美國各界對中國持友好態度的人士組織起來，成為日後「中國遊說團」之前身（註16）。
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華盛頓，我國駐美大使館舉行慶祝會時，美國人士約有5千人參加，可謂盛況空前（註17）。魏道明在美4年，抗戰勝利後卸任回國，轉任立法院副院長。1947年臺灣二二八事件告一段落後，5月臺灣省政府成立，素有「開明」之稱的魏道明奉派擔任首任主席。國民政府在考慮陳儀的繼任人選，頗費周章，結果選中魏道明，正如出任駐美大使一般，令人感到意外（註18）。
魏道明使美時，為中、美兩國外交全盛時期，魏氏也視為人生最得意的時刻。日後意圖將其持節之全部期間（1942至1946年）撰寫回憶錄，但完成九章後，因奉電召回國，旋即出任駐日本大使，遂至輟筆。其回憶錄所撰述，皆當時羅斯福總統與赫爾國務卿之實錄（註19）。從魏道明仕途歷程中，可見其伉儷兩人在外交上長袖善舞、游刃有餘的風采。
註1：黃天邁，〈魏道明與鄭毓秀：夫婦同是一代風雲人物〉，《中外雜誌》46（6），頁14。
註2：王惠姬，〈近代中國第一位女法學博士暨律師—鄭毓秀〉，《僑光學報》第15期，頁27-29。
註3：黃天邁，〈魏道明與鄭毓秀：夫婦同是一代風雲人物〉，頁14。
註4：張勇保，〈熊式輝與魏道明〉，《大成雜誌》78期，1980年5月，頁17。
註5：蔡孟堅，〈懷念魏道明先生〉，《傳記文學》39（5），1983年8月，頁70。
註6：黃天邁，〈魏道明與鄭毓秀：夫婦同是一代風雲人物〉，頁14。
註7：黃天邁，〈魏道明與鄭毓秀：夫婦同是一代風雲人物〉，頁14。
註8：「私立上海法政學院」前身為「上海法政大學」，該校原是1924年中國國民黨改組
後，孫中山為培植革命建設的法政人才，指派黨員王寵惠、張知本、孔祥熙、徐謙等11人為校董，並自任董事長。初以租賃民房為校舍，一年後規模漸具，於金神父路建新校舍。1928年改校名為「私立上海法政學院」，參見王惠姬，〈近代中國第一位女法學博士暨律師—鄭毓秀〉，頁28。
註9：王惠姬，〈近代中國第一位女法學博士暨律師—鄭毓秀〉，頁31。
註10：黃天邁，〈魏道明與鄭毓秀：夫婦同是一代風雲人物〉，頁15。
註11：蔡孟堅，〈懷念魏道明先生〉，《傳記文學》39（5），頁74。
註12：黃天邁，〈魏道明•唐縱－民國風雲人物印象記之五〉，《中外雜誌》32（2），頁11。
註13：黃天邁，〈魏道明與鄭毓秀：夫婦同是一代風雲人物〉，頁15。
註14：張勇保，〈熊式輝與魏道明〉，《大成雜誌》78期，頁17。
註15：張勇保，〈熊式輝與魏道明〉，《大成雜誌》78期，1980年5月，頁17。
註16：「中國遊說團」的成員有內外兩團，其核心是以宋美齡為首的國民黨人，外團則由一群美國右翼，在華有政、商及宗教利益的人士所組成。他們在美國形成強大的利益團體，以「民意」的大帽子壓迫美國政府部門，特別是國務院，採取支持國民政府的政策。許介鱗，《戰後臺灣史記》（臺北市：文英堂出版社，1997年3月二版一刷），頁119。
註17：吳鐵城、王寵惠，〈鄭毓秀博士小傳〉，《臺灣新生報》，1948年3月8日，第2版。
註18：黃天邁，〈魏道明與鄭毓秀：夫婦同是一代風雲人物〉，頁15。
註19：〈使美回憶錄〉，《傳記文學》36（3）、（4）、（5），1980年3-5月。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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