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0期 中華民國113年03月28日發行
悅讀檔案
臺灣的軍機獻納：義勇學校號與義勇專賣號
文 / 劉仁翔 / 本館整理組編纂隨著二次大戰後期，日本戰事吃緊，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開始後，戰況愈轉激烈，日本空軍損失嚴重，飛機數量驟減，於是軍方在臺灣各地發起「獻納」軍機活動，此活動在1942年以後更甚（註1）。其實早自二戰開始，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中國東北，日本即在臺灣，不僅對民間業者或是同業公會等，甚至於學校，都發起捐款獻納活動，藉由集資募款，捐獻購置軍機、武器之用。募集對象，除了學校師生及各種組織團體外，甚而如娼妓業也公開加入響應（註2），可見官方號召的力量。而臺灣軍司令部也回應，在1933年成立「國防獻金品取扱委員會」，以統籌全臺的獻金與獻品，包含獻納飛行機的相關事務（註3）。
1933年的背景正值日本因滿州問題於3月27日退出國際聯盟，而在學校方面，政府為了對學生宣揚保家衛國情操募款，也在同年開始進行「臺灣學校號」的軍機獻納運動。此活動由臺灣總督府安武直夫文教局長於5月13日向各廳以通牒下達（註4），宣達乃鑑於其「國際情勢危急，不許國民之偷安」，為使學生及兒童對此時局有徹底認識，顯揚愛國常識，故發起獻納活動；預定籌措臺灣學校號的飛行機數臺，集資期間三年，並且捐款活動還分列職員、學生生徒（國/高中學生）及兒童（小學生）應集資的金額（註5）；文教局亦設立臺灣學校號事務取扱所，該所每月通報學校集資狀況，方式甚為嚴謹。而該活動確實也達到目標，隔年，由臺灣國防義會聯合本部在1934年10月12日舉辦義勇號飛行機命名式，其中獻納的二臺軍機，由聯合本部理事長平塚廣義命為「義勇學校號（第一號）」及「義勇專賣號」，分別由學校教職員、學生以及總督府專賣事業關係者所獻納（註6）。當天除了獻納兩臺義勇機外，還有獻納國防兵器，包含：八八式七釐野戰高射砲、機關槍、探照燈、空中收音機及九二式機關槍數個（前述由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獻納）、無線電信機四臺、無線電裝置及發電機（全體臺灣島民獻納）以及衛生隊的「瓦斯醫箱」、「瓦斯治療囊」數個（臺灣公醫會獻納）（註7）。
而「義勇專賣號」是由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所發起聯合全島專賣業者獻納，與「學校號」一樣，委託東京瓦斯電氣工業株式會社打造「千鳥號」四人座型的輕旅客機，採神風三型發動機（註8）。專賣號飛行機獻納發起人有元賣捌人（配銷商）及組合長（理事長）等6人倡議，此6人均為名氣響亮的商人，分別為陳清波、吳永榮、奧村文市、中辻喜次郎、野口豐平、近藤勝次郎。從他們的獻納文告中可見，其背景乃因日本經歷九一八事變後，脫離國際聯盟，戰事開始移往南方，臺灣官民應有義勇精神且參與國防的重大體認，故獻納製作義勇專賣號，作為「國防宣傳」用途之軍機（註9）。最終義勇專賣號總計收入3萬9,133圓，飛行機製作花了2萬2,141圓（註10），餘為營運費用。而主要的獻納金來源為各州廳的煙草、酒、鹽與鴉片賣捌人（零售商），計有292賣捌人參與（註11）。
此兩臺義勇號的事蹟，在1935年4月發生死傷慘重的新竹臺中大地震時，臺灣總督府文教局長深川繁治代替總督，從臺北練兵場（約今日臺北南機場一帶），搭乘「義勇號」飛行機前往災區勘災（註12），此外在同年，正逢始政四十週年臺灣博覽會（10月10日開幕，計50日），也由兩臺義勇號分別執行博覽會的「宣傳飛行」任務，此任務由臺灣國防義會航空部主辦計兩回，第一回於6月17日始政紀念日當天，派出所屬「義勇學校號」從臺北練兵場起飛，沿著臺北-阿緱（屏東）西部主要城市投下宣傳單，總計35萬張（註13）。第二回宣傳飛行，於10月10日開會式當天，派出「義勇專賣號」，結合日本航空臺日線的旅客機進行表演飛行，在當天臺北上空舉行祝賀博覽會的花式飛行，場面壯觀，之後再由「義勇學校號」，同樣沿著西部城市一路往南飛行至阿緱，此次投下計 23 萬張的宣傳單（註14）。
民間方面獻納的軍機甚多，在義勇號之前，約1931年底，帝國在鄉軍人會臺灣聯合支部號召分支及總督府總務長官、軍參謀長、海軍武官、各州廳長等全臺地方有力人士獻納兵器，最終在1932年募集了23萬餘圓，共計獻納爆擊機兩臺、無線電報機、空中收音機各一臺，獻納者均留名紀念，並命名為「愛國臺灣號」第二五、二六號（註15）。1933年12月也有全島保甲成員總動員發起命名為「保甲號」（輕爆擊機、愛國第百二十二號）、「壯丁號」（戰鬥機，愛國第百二十三號）的獻納活動，該二機於1935年舉辦獻納儀式，該儀式並有來自高雄青果組合（愛國第十九、二十、二二、二三、二五、二六、八十、八一）、臺灣商工銀行（愛國第六十六、六十七）等機構的愛國機獻納（註16）。1934年6月，也有「製糖號」（愛國第百四號、第百五號）及「臺灣學校號」（第百十六號）等共三臺的愛國機獻納。
日治後期1942年戰事吃緊時，在臺中也有臺中州米穀納入配給組合人所發起的集資購置軍機，9月取名為「臺中米穀號」，作為獻納給海軍的報國第七一二號（註17）。在學校方面，也有如1941年「義勇學校號第二號」、「報國臺灣學校號」（註18），1943年也有臺北州轄下各中等學校及實業補修（習）學校、國民學校，以「臺北州學校號」之名的二十二萬圓的獻金（註19）。當時，除了軍機與國防用品獻納外，也有以民間出錢出力所獻納建設的簡易飛行場出現，因其多僅簡易整平用地，便可供軍機起降（註20）。
時至今日，現代社會反而是軍方移撥退役軍機或武器給地方政府作為公園及歷史紀念用途，故臺灣四處不少有如軍機、戰車、兵器公園或軍史公園為名之公園，成為教育與休閒的好去處。另外這些日本時代所留下的簡易飛行場，有些因工事較為完備，如週邊防禦用圳溝等，也使得飛行場的用地形狀或所遺留下的週邊設施，於各地均留下些許的歷史遺跡（註21）。
備註：
註1：黃信彰，《臺灣空運文化的立體新世界》，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7年，頁141。
註2：安田兼治郎，《台灣愛國兵器獻金美譚》，臺北：帝國在鄉軍人會臺灣聯合支部，1932年，頁22。
註3：「臺灣軍司令部內國防獻金品取扱委員設置ニ關スル件」（1933-01-01），〈昭和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二卷內務〉，《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7398002。曾令毅整理，〈日治時期台灣的學生航空教育〉，《臺灣文獻》，58:3，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7，頁50-51。該作者統計自1934至1945年間與臺灣學生有關的獻納飛行機總計約有9臺（陸軍、海軍各三臺，航空訓練用三臺）。
註4：〈我臺灣全學生 宜保衛我等之臺灣 純眞愛祖國之結晶 臺灣學校號 開始献納運動〉，《臺南新報》。1933年11月24日，4版。
註5：據1933年11月24日《臺南新報》載，職員中等學校以上一人每月20錢，實業補習學校、小/公學校每月10錢。學生生徒一人每月5錢、補習學校生徒、小/公學校兒童每月2錢。
註6：臺灣教育會，〈義勇號飛行機命名式〉，《臺灣教育》，106，1934，頁66-71。
註7：「義勇飛行機專賣號獻納ニ關スル件」（1934-09-03），〈昭和九年十一月義勇飛行機專賣號獻納關係書類〉，《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103409001。
註8：「獻納飛行機購入方ノ件」（1934-09-20），〈昭和九年十一月義勇飛行機專賣號獻納金證憑書支出ノ部庶務課內獻納事務所〉，《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103408003。
註9：同上註。
註10：「義勇飛行機專賣號獻納ニ關スル件」（1934-11-07），〈昭和九年十一月義勇飛行機專賣號獻納金決算書關係證憑書別冊三冊關係書類別冊一冊庶務課內獻納事務所〉，《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103410001。
註11：同上註。
註12：大竹文輔，〈義勇專賣號も震災地を飛ぶ〉，《臺灣航空發達史》，臺北：臺灣國防義會航空部，1939年，頁533。「新竹、臺中兩州下震災概況書……」（1935-05-09），〈昭和十年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新竹、臺中州下大震災關係〉，《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103506009，頁218。
註13：鹿又光雄編，《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誌》，臺北：臺灣博覽會發行，1939年，頁483。
註14：同上註，頁484。程佳惠，〈1935年臺灣博覽會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2001，頁123。
註15：安田兼治郎，《台灣愛國兵器獻金美譚》，臺北：帝國在鄉軍人會臺灣聯合支部，1932年，頁7-8。
註16：大竹文輔，《臺灣航空發達史》，臺北：臺灣國防義會航空部，1939年，頁235、258、272。
註17：〈獻納海軍機 報國臺中米穀號 廿六日盛大な命名式擧行〉，《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9月18日，3版。
註18：〈「臺灣義勇學校號」機 近く命名式〉，《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2月8日，3版。〈帝國海軍に爆擊機 報國臺灣學校號を獻納 文教局手續をとる〉，《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9月8日，2版。獻納給陸軍的飛機稱為「愛國號」；海軍則稱為「報國號」，參考：同註3，曾令毅，頁52。
註19：〈南の空へ“臺北州學校號” 八日陸海軍へ廿二萬圓獻納〉，《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12月8日，2版。另補修（習）學校，為一種簡易的實業學校，入學資格為小、公學校畢業，修業年限為二年，得延長一年，日治後期為臺灣人於小、公學校畢業後重要的升學管道。
註20：間野峰，〈飛行場の概念（簡易飛行場を獻納せよ）〉，《臺灣時報》，5，1944，頁117-128。
註21：洪致文，〈二戰時期日本海陸軍在臺灣之飛行場〉，《臺灣學研究》，12，2011，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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