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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讀檔案

《臺灣鄉土教育論》封面

《臺灣鄉土教育論》

文/徐國明/本館整理組替代役男

書名：臺灣鄉土教育論
作者：姜琦
出版社：臺灣書店　印行
出版年月：民國39年12月第一版

　　權力無所不在：這不是因為它有著把一切都整合到自己萬能的統一體之中的特權，而是因為它在每一時刻、在一切地點，或者在不同地點的相互關係之中都會生產出來。
――Michel Foucault（1926-1984）

　　關於1950年代因應官方文藝政策所萌生的「反共文學」，在當前臺灣文學論述的趨勢中，已多受批判和檢討。然而，在這樣「從政治戒嚴到戰鬥文學」或是「政治主導文藝政策」的歷史定位上，仍有學者試圖從中開創出另一種審視的角度，像是王德威就認為，反共文學「是一種文字的宣傳攻勢，也是一種文字的猶豫失落；它的誇張，來自它的焦慮。……他（她）們不斷的在紙上重回鄉土、追憶過去，歸納各種可能的因素，解釋眼前的困境。」（註1）藉此，王德威提醒我們必須在反共文藝創作熱潮的背後，發掘其更深刻的歷史因緣與心理狀態。

　　事實上，接連著二二八事件（1947）、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48）與六四事件（1948-1950）所整肅而成的社會高壓狀態，整個50年代彷彿呈顯出一種荒茫、蒼涼的時代氛圍。尤其，在政治高度敏感的監控下，流離失所、血肉犧牲的「異鄉人」焦慮與悲痛，如何讓身處於這個時代的作家，必須面對在政治信仰與個人性情之間，尋求兩者得以協商的難題，甚至於如此崩毀、撕裂的心理創傷，更結痂為失樂園式的集體潛意識，汲汲於將眼前所觸及的歷史現場，予以合理化。然而，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反」共與「復」國的時間辯證向度，究竟要如何「贖回」中國正統的歷史？而國民政府在播遷來臺後的空間（國土）損失與位置移動過程，又要怎樣重溯／重塑安身立命的源頭？

　　因此，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我將從《臺灣鄉土教育論》一書來微觀地思考、探討，官方反共、懷鄉的意識形態是如何滲入當時的「臺灣鄉土教育」之規劃裡面。並且，在中國／臺灣的空間對照與角力關係下，國民政府如何於臺灣島嶼內部協商、開闢出另一個「代表中國正統的臺灣鄉土」，藉此繼續追憶著過去，以及虛構（不）可預見的光明未來。

　　作為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編審的「國民文庫」書籍，自然需要擔負「闡揚我國固有文化，以宏宣三民主義為依歸」的官方政策立場。尤其，《臺灣鄉土教育論》作為該文庫十大分類裡面的「心理建設類」（註2），就清楚透顯出它想要經由鄉土教育的規劃課程，來改造、重塑臺灣學童或民眾對於「何謂鄉土」的認知，正如當時的教育廳廳長陳雪屏，於該書〈序言〉當中所提出的「鄉土」內涵之對立操作：「從心理學的解釋，愛鄉是基於自我與環境的調和及對一切熟知者的關念……從另一方面來看，共產國際是無祖國的，他們認為愛鄉愛國是落伍的封建思想，寧可使故鄉和祖國赤地千里，生靈塗炭。」藉此，我們不難發現50年代以「臺灣鄉土化」作為教育理念基礎的時代背景，其關鍵目的可能還是在於作者姜琦在〈自序〉中，特別闡明的「徹底地以三民主義為依歸來建設一種三民主義的鄉土教育（略稱『三民主義教育』）」，亦即「反侵略、反極權之教育」，藉以防堵共產主義的赤化波潮，水淹至臺灣。

　　明確地說，《臺灣鄉土教育論》的內容主軸，可分為〈上篇　臺灣鄉土教育問題之商榷〉與〈下篇　鄉土教育之理論〉兩個部份。前者，是以「怎樣使臺灣教育祖國化」作為姜琦在思考「如何改編當時國民學校用國語課本（讀本）」的商榷問題；至於後者，則是欲透過西方鄉土教育理論的梳理，來討論「各省市搜集或編輯地方教材辦法」的五項選材標準（註3）。而該書對於「鄉土教育」的闡釋，在某種程度上，也抨擊、批評了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教育策略――狹義的臺灣鄉土化和日本歷史化――欲藉由鄉土教育的精神改造來蒙蔽臺灣本島人效忠「皇國」，還有建構自身作為順良「皇民」的身份認同。

　　值得注意的是，姜琦在書中更著重於討論「中國人」一詞如何適用於臺灣的鄉土教育，也不時反駁國語課本內的「我們都是臺灣人」這句話。而他提出的立論有兩方面：其一，姜琦指正了日本人類學者所提出的「臺灣原住民族為菲律賓遷來的馬來民族」之論述，他認為千餘年以前，臺灣已有中國人的足跡，本來就隸屬於中國的版圖，並且，他還認為需要教育山地兒童明白、釐清其自身為炎黃子孫，因而提出「凡寄居於臺灣區域內之一般人民，都可以稱之為『中國人』」的「同胞論」。其二，姜琦考量到來自中國各省份兒童的身份立場，認為不宜編入「我們都是臺灣人」於國語課本中，應該改用「我是中國人，你是中國人，他也是中國人，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都要愛中國」等語句，才切合臺灣鄉土教育的原理。

　　因此，筆者認為透過《臺灣鄉土教育論》及其出版的歷史意義，我們不難發現其中關於「鄉土教育」題材的揀選標準，不只是「抗戰建國」與「反共抗俄」的官方意識形態而已，倘若我們仔細地從當時的背景脈絡來思考的話，在國共內戰（1945-1949）甫結束的國際冷戰情勢下，《臺灣鄉土教育論》書籍內容中所論及、認知的「臺灣鄉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其實是反共抗俄的堡壘，以及民族復興的根據地。更重要的是，在目前廣為人知的「鄉土教育」或「社區總體營造」這些積極推廣深入愛鄉、愛土的政策，更不脫自50年代以來在全球冷戰結構下，為了監視共產主義和毛派勢力所編造出的鄉土教育及農村治理方案，以便阻絕共產主義於基層的發展（註4）。藉此，我們可以透過五０年代推行的臺灣鄉土教育，深掘出當前已被過度消費、詮釋的「臺灣鄉土」，另一個滿佈衝突、角力與協商的全球冷戰位置。

註1：王德威，〈一種逝去的文學？反共小說新論〉，《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1998年10月），頁145。

註2：由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編審委員會所編輯的「國民文庫」，其分期編印的十大分類為：（一）關於國民修養者；（二）關於國策政令者；（三）關於固有文化者；（四）關於現代知識者；（五）關於美術文藝者；（六）關於心理建設者；（七）關於倫理建設者；（八）關於社會建設者；（九）關於政治建設者；（十）關於經濟建設者。

註3：這五項選材標準依序為：（一）足以代表本鄉土之特質者；（二）與社會有重大關係者；（三）與抗戰建國有重大關係者；（四）與生活有密切關係者；（五）有關管教養衛最重要之部分者。

註4：鍾秀梅，〈新保守主義幽靈在農村――回應「農村發展不要怕介入」〉，《中國時報》，2009年4月5日。

第93期 中華民國100年12月30日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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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期中華民國100年12月30日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