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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臺灣事

《孫波庵先生詩文集》封面
《孫波庵先生詩文集》封面

孫波庵:埔裏社廳及其他

文/林文龍/本館編輯組研究員

  清代的梅縣,稱為嘉應州,是許多臺灣客家人的原鄉,因此嘉應文獻,常有關係臺灣的史料,如《嘉應州志》、《梅水詩傳》之類,值得注意。《孫波庵先生詩文集》也有早年與臺灣相關的篇什,其首篇〈古稀詩史〉,為全集最重要部份,作於民國31年。據作者孫波庵序:「因本前志,皆紀以詩,以時先後,或直述,或曲寫,共彙錄得四百首。」其中「臺灣經過二十八首(附追感四首)」三十二首七絕,為孫波庵渡臺謀職,歷經乙未割臺,千辛萬險脫困的紀事詩。

  集中因有這些詩作,所以書中序文、後記及紀念文等,凡提到孫波庵,便會再觸及這段歷史。對於孫波庵在臺事蹟,仍極為模糊,主要是這些詩以詠臺灣風物、時局為多,而個人事蹟著墨無多之故。近日重讀孫集,仍有若干蛛絲馬跡可尋,且試作追索。

  先談孫波庵渡臺動機,整組「臺灣經過」詩三十二首,完全看不出為何而渡臺,其子孫亢曾說:「先嚴以文字因緣于役臺灣」,因他早年曾聽過其父講述臺灣經歷,因此這段話應是可信的,所謂「文字因緣」,指的是擔任書房教師。關於渡臺,只見於第一首:「破浪乘風渡海豪,憑欄東望月輪高;輪名飛捷為官舫,不載離愁獨貯嬌。」原注:「民前廿年,予時年廿二,六月渡臺時,『飛捷』官輪載小姐、少奶、如太之屬,粉黛滿艙。」民前廿年,即清光緒18(1892)年。飛捷官輪為光緒年間臺閩、臺澎以及臺灣南北之間,重要的先進交通船隻,客貨運輸兼備,甚至發生重大衝突事件時,也成了運兵船。飛捷官輪出現於臺灣文獻,最早為光緒14(1888)年,胡適父親胡鐵花在光緒18(1892)年就有搭乘多次的經驗,孫波庵搭飛捷輪渡臺,碰上了滿艙官員女眷,的確是難得經驗,至晚年仍無法忘懷。

  也許這次的書房教學之行,並不算如意,應聘何處?所教何人?孫波庵都未提及,可能有不足為外人道的意味吧?他來臺動機,固然是擔任教師,而促成這段因緣的,胞兄孫浚明曾在臺灣辦理鹽務,也許是重要因素,詩曰:「有兄鹺政擅能名,久掌鹽綱鎮舊城;祇以公嚴惹私怨,隔樓呼酒起讒聲。」原注:「胞兄浚明以佐貳職辦官鹽局,有名;既為前任墊空款,對後任交接,則頗認真,故引私怨,被訐下抬,亦受空累。」又曰:「追從雁侶既來遲,荷葉留青悵滿池;忍與秋萍共漂泊,出波清淺待紅時。」注云:「迨予來臺,兄已一官落拓矣。」胞兄辦理臺灣鹽務,可能是孫波庵來臺謀差事的一絲希望,波庵六月來臺,不旋踵胞兄已交卸,滿池「荷葉留青」,而秋萍初生,時間約在7月初,錯失提攜良機,可能也是波庵不得不就館做書房教師的原因。

  詩注僅見的謀得差事,為嘉應同鄉溫培華擔任埔裏社廳通判後,聘請孫波庵為幕僚並兼管屯營,但詩注極為隱晦,非仔細勾稽莫辨。先談溫培華其人,溫為嘉應州人,附貢生出身,光緒5(1879)年在直隸賑撫案內報捐同知,指分福建,並捐免保舉。光緒16(1890)年3月8日,以候補同知署臺東直隸州知州,至同年10月29日交卸。此後事蹟不詳。光緒21(1895)年,割臺成為定局,巡撫唐景崧成立「臺灣民主國」,許多官員紛紛內渡,於是做了一些調整,檄同知黎景嵩為臺灣知府、俞鴻為臺北知府、代理安平知縣忠滿兼護臺南道府印、溫培華為埔裏社廳通判、史濟道為臺灣知縣等。

  溫培華接任埔裏社廳通判,可考的文獻資料為光緒21年5月。這時日軍已經從澳底登陸,進逼臺北城,時局非常緊張。孫波庵詩曰:「海疆疊失日謠夥,獨保孤城喚奈何;休共承平比危亂,出門哇步即風波。」注云:「予世兄溫君,領軍府,予參贊府事,兼管屯營。不久,聞沿海要地均失,土匪四起。」按所言「軍府」,亦作「軍民府」,均指埔裏社廳而言,見另一詩注:「埔裏社,軍民府治;在群山中,生熟番雜處之區。」軍民府為明清兩代實施,是邊疆民族的特殊制度。埔裏社廳通判前身為中路撫民理番同知,再往前追溯,則為北路理番同知,性質與軍民府相近,詩人借用掌故,故有此稱,「領軍府」,即指擔任通判,而所言「參贊府事」,其實只是文案人員。此外又兼管屯營事務,算是有點實權的職位。臺灣的屯營制度源遠流長,此不贅,清末的雲林(林圮埔)、集集街至埔裏社廳之間,均有中路屯兵營各隊分紮,孫波庵兼管者指此,惟所管應為後勤補給事務。

  7月9日,日軍攻下八卦山,入彰化城,大勢底定。遠在埔裏社廳的溫培華與孫波庵等其他隨員,勢必得先設法脫身,再謀內渡。波庵詩史共用了五首詩,描寫從埔裏社到海口旅舍之間的驚險(詩從略):

「予與溫友芬等數人,從生番境內闢徒出險,隨帶隊長一、隊兵八、獵犬二。」
「兵各攜十三响洋槍,夾街而行,至不能騎馬處,馬亦棄而去。」
「蟠大山而下,須穿一石洞,外此則急流橫阻,不能渡;山洞幽暗,惟水面稍露光,約行二百武,水淺乃現天光。渡過山阜,又半日乃入淪陷區,已先得土紳(與日人有往來者)一路關照,因化裝行商,一日始達海口。」
「在旅舍候船三日,高麗咕哩,每十數名持械盤查住客。」

  詩注五則,有數事值得注意。溫友芬,友芬二字當為字號,足與溫培華之華字對應,顯然為溫培華字號。其次,一行隨帶了隊長一、隊兵八、獵犬二,應是中路屯兵隊成員。此行除了有洋槍實力,更有「得土紳一路關照」,得以平安無事,這位土紳,孫波庵旦言為「與日人有往來者」,而不著其名,推測是棟軍的林榮泰,洪棄生《瀛海偕亡記》記載:「(北港溪)有清時舊營堡林榮泰率隘勇五百在焉。北距埔四十里……。而榮泰父名超拔,小名烏狗,本林朝棟部下,飭其子效順,首迎日軍,故尚得管隘勇;至是謹助日軍守」,有此淵源,也是脫險的重要助力。一行抵海口「旅舍候船三日」,此一海口,應指土葛窟,在今臺中龍井,同治光緒年間,鹿港淤淺,貨運可用小船接駁;客運則由土葛窟取而代之。至於旅舍每日有「高麗咕哩」持械盤查,咕哩,即苦力,發音相近,咕哩卻帶有貶詞的成分;旅舍請有高麗苦力,可能自土葛窟興起之後已然,並非日軍帶來。

  以下的四首「追感」,旨在描寫詩人所感,其一有「臺陽四載雄圖渺,莫問青紅過眼花」句,光緒18(1892)年6月至21年7月,前後跨越四個年份,實際只有三年,集後所附紀念文字稱「曾在臺灣從事教育四年」,想必據此而來,雖有所憑,卻不完全正確,附此及之。光緒乙未割臺之役,留下來參與抗敵的文武職官,事敗大多倉皇內渡,且各有自己的脫險途徑,高階人員較受史家注目,文獻史料易得,甚至劉永福還有完整的口述歷史流傳,而地方官員,乃至幕僚人員,其脫險過程更為艱辛,幾乎未見有所記述者,孫波庵事後追記「詩史」,反映了這段歷史,最後又回到臺灣出版,偶然閱及,爰就相關史事略予考訂,以存這些佐雜小吏逃難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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