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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臺灣事

明新書院文昌帝君牌位

臺灣書院與文昌帝君信仰

文／林文龍／本館編輯組約聘研究員

　　遠古的人們，無論東方或西方，夜裡對著一望無際的滿天星斗，往往發揮了豐富的想像力，分別加以命名，賦予各種功能，於是紫微垣的文昌六星，成了讀書人崇祀的對象，後來又結合梓潼令張亞子仕晉戰歿的故事，而成為「司人間祿籍」的文昌帝君。

　　清朝嘉慶6（1801）年，朝廷將文昌帝君頒入祀典，在國家祀典的帶動下，而使文昌帝君信仰達到最高峰；孔廟之外，文昌帝君信仰不僅延伸到書院，甚至再深入到民間的社學，其教化的神職功能，反而凌駕孔夫子之上。

　　在清朝教育體制下，孔廟兼具了學宮角色，廟堂內並享先聖先賢作為從祀，這種學校內祭祀空間的設計，其目的在使儒生於讀書之外，去接近聖賢，於潛移默化之中變化氣質，而收到薰陶之效，使有為者亦若是。書院的祭祀空間，向來只祭祀先賢，不敢祭祀先聖，這是因官設儒學崇祀孔聖，為國家定制，民間不得擅自建廟祭孔，即使是書院也不能冒瀆、僭越，以示本分。

　　臺灣自清領之初，就有書院的建立，以康熙23（1684）年福建水師提督施琅所建「西定坊書院」首開其端，至光緒21（1895）年割臺，文獻可考的書院多達60餘所，這些書院規模不一，甚至設置目的也不盡相同。官方色彩愈淡，與文昌帝君崇祀愈為密切，道東書院為朱子祠是特例。

　　臺灣的書院崇祀，主要可分兩個層次，官方色彩濃厚的府、廳、縣正規書院，多以宋儒朱文公（熹）為主祀，以文昌帝君為配祀，此因臺灣的書院制度承襲福建書院制度而來，閩南又為朱熹過化之地，所謂「閩中大儒以朱子為最，故書院無不崇祀，海外亦然。」（語見鄧傳安撰「新建鹿港文開書院記」）。如淡水廳明志書院「中為講堂，後祀朱子神位」、澎湖文石書院「前祀程、朱五子，後奉文昌帝君」、鹿港文開書院「中祀徽國朱子文公，兩旁以海外寓賢八人配享」……俱是。

　　屬於民間性質的書院，其主祀往往與官方書院相反，即主祀文昌帝君，朱熹則成為配祀，甚至只是居於聊備一格的地位而已，但也有極少數例外。如南投義學藍田書院，據曾作霖所撰碑記，可得知初建時「中祀文昌帝君，後祀徽國文公朱子」，北投義學登瀛書院，雖乏文獻可考，檢視現存規制，也是中祀文昌帝君，朱文公只是象徵性的神牌，地位不如藍田。

　　此外，屬於社義學，社學性質的書院，如明新書院、興賢書院、磺溪書院，也都主祀文昌帝君。另有若干號稱文祠的廟宇，有讀書儒士藉以作為敬業樂群、以文會友的場所，所結文社，有時也有稱為書院的例子，如文炳、超然等書院。清代臺灣與民間關係密切的義學、社學、文昌祠，並崇奉文昌帝君為主神，也都有書院的名稱，三者之間，其實仍很難作一明確的區隔。

　　科舉時代，讀書人十載寒窗，夢寐以求的，不外乎金榜題名、袍服榮身，而司人間祿籍的文昌帝君，自然成了最受讀書人歡迎的神祇；每個廟宇主神之外，通常都會有從祀神的存在，文昌帝君也不例外，官建書院文昌帝君多屬從祀神地位，姑且不論，一般而言，民間書院（包括義學、社學或文昌祠）從祀神祇，不可或缺的有二，一為制字先師倉聖人，一為大魁夫子（魁星），其他如朱文公、朱衣星君、關聖帝君、孚佑帝君、金甲神等，隨各書院而異，其中較為罕見的是天聾、地啞二神，竹山文昌祠（碧沙書院）舊有奉祀，其他書院可能也有此二神，以防洩漏天機之故，天聾不能聽，地啞不能言，嚴防關節可想而知。

　　清末結束了一千三百餘年的科舉傳統，文昌帝君功能既失，其信仰也每況愈下。近十幾年來，各項儼然為現代科舉的考試競爭激烈，祠宇冷落的文昌帝君，再度香火鼎盛，准考證影本放滿神桌，時髦的鳳梨蠟燭，照亮文昌殿堂，寓意聰明、能算、勤讀的蔥、蒜、芹，早已取代過去種種意義深遠的祭品，時代推移，能不慨然！

第104期 中華民國101年11月28日發行

臺灣人‧臺灣事

臺灣書院與文昌帝君信仰

第104期中華民國101年11月28日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