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0期 中華民國109年01月31日發行
臺灣人‧臺灣事
淺談日治時期在公家機關上班的女性
文 / 李澍奕 / 本館編輯組專員適逢大選結束，蔡英文總統贏得連任，當選的立委也有約43%的女性，再次突破上屆的38%，已達世界前段水準。不論是去年通過的婚姻平權法案，或是唐鳳政務委員成為世界首位跨性別的部長級閣員，見證我國經過幾十年來的對性別平權的努力已有顯著成就。尤其在從事政治活動上，早期大選區時期有「婦女保障名額」或直接用「女性代表」，1968年首任女性民選市長嘉義市長許世賢，1972年任命首位女性（也是唯一一位）省府委員張甘妹，1989年出現首位女性部長郭婉容。近20年來女性參政大舉突破，除了選出女總統外，也有女性院長、總統府秘書長，許多女性靠實力贏得民意代表選舉、攻取縣市長寶座，導致婦女保障名額的規定現在多是備而不用。
不過在日治時期的臺灣，除了女性菁英幾乎沒有參政機會外，甚至公家機關也普遍不會用女性職員，像《臺灣省通志職官志》中，在日治時期來來去去近千個職位中（總督府局長、地方郡守以上），女性數量應該是：零！當然這與殖民母國日本有很大的關係，日本直到1960年池田勇人內閣才任命首位女性閣員中山マサ（而且也是英日混血，純日本人要到1962年的近藤鶴代）。而漢人文化中長期對女性的限制，在日治時期倒是解放了一些，如受教權等，但還是太少。
我們從《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的系統中，查詢日治時期臺灣女性的任官情況，方法就是以名字關鍵字「氏」，因為日治時期對女性稱呼中間會加上一個「氏」，如陳進就是陳氏進，冠夫姓的如陳蕭秀英就是陳蕭氏秀英，再依據線索逐步探究。這只是最簡易的一種分辨方式，不一定女性名字中就會加上「氏」，只不過名字有「氏」就篤定是女性，所以僅能用這種稍嫌粗略的搜尋方式做基本的查找。
關鍵字輸入後再按出現次數排名，最多的是王氏九治，出現30筆。王九治（蔡靜枝）在1908年就讀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1911年於鹿港公學校服務，職稱為「雇」，1917年升為「訓導」，1920年轉到鹿港第二公學校擔任「教諭」，1922年擔任新成立的鹿港女子公學校「訓導」，1941年為鹿港南國民學校「訓導」，並冠夫姓蔡王氏九治（其實在1910年代就結婚了，但職員錄自1940年才冠夫姓）。據《鹿港鎮志》中揭示，其戰後也在教育界服務，總年資52年，享壽87歲。筆者之前寫過《安倍明義的履歷表》一文（https://www.th.gov.tw/epaper/site/page/188/2637）有提過，其與安倍明義一同獲得1935年全島教育功勞賞，並曾獲日本勳位勳七等。
另一位張氏罔，和王九治一樣是1911年就在臺北廳頂雙溪公學校，也是從「雇」開始，其間也到朱厝崙公學校、大洲公學校、蘇澳公學校等地，到1927年為止。1938~1940年任臺北州臺北市立國語講習所講師，國語講習所是類似補習教育的機構，因此張女士可能是退休後再復出吧。而有一些女教師都在分發地一待將近20年的歲月，比如說張氏素梅在臺南女子公學校（1912-1930）、沈黃氏笑在朴子公學校（1917-1937）、鄭詹氏匏在桃園公學校（1920-1943）、吳氏換在花蓮港公學校（1921-1939）、李蘇氏換在臺北州和尚洲公學校（1924-1944）、謝林氏樣在內湖公學校（1923-1941）、蘇劉氏扁在汐止公學校（1921-1939）等等。可以想像這些早期的職業婦女，應該也像王女士一樣是在家鄉服務，然後結婚生子過平凡的日子。
如果再從年代排序，最早可以搜索到1903年在宜蘭廳羅東公學校一位「雇」游氏參，但只有2年紀錄，《羅東鎮志》關於羅東公學校的紀錄也有提到，但也僅有這個資料，總督府檔案等也沒有記載。畢竟這位可是最早能在《總督府職員錄》中搜尋到的第一位女性，希望能有進一步的研究。
日治時期也有女性是到郵便局服務，1910年就有一位湯氏銀在臺北郵便局電信課擔任電話交換手。而從當年的編制來看，電話交換手就是接線生，以臺北的編制，有40位接線生，看名字幾乎都是女性，所以本島人陳阿寶也是女性，另一位楊美枝出身是「熊本」，應該是漢人（或臺灣人）嫁到日本，再到臺灣服務，也是頗特殊現象。電話交換手也是女性從業的大宗，有一做十幾年的，像新竹的汪氏肅，從1918年到1938年都在新竹郵便局通信掛擔任「通信事務員」，蔡氏瑞香則是從1920年到1944年都在澎湖郵便局通信係擔任通信事務員，簡氏金枝於1920年到1938年都在屏東郵便局服務，而通信事務員在業務上也和電話交換手差不多。
但扣掉教育工作、保育工作、醫護工作，以及郵便局接線生的工作，能在《總督府職員錄》留名的女性職位，就沒有了。而有一位臺北郵便局電話課李勤，在1923年升任了通信書記補，日俸45圓。值得一提的是，通信書記補，可是「判任官」啊，這是否是日治時期第一位在教育系統以外產生的女性判任官呢？來看一看她的履歷表。
李勤，臺北市大橋町人，1898年3月5日出生，李俊德之妹。1911年大稻埕公學校畢業，同年就進入臺北郵便局服務，從「僱」開始，日薪15錢，隔年升為電話交換手，日薪25錢。1918年官制改正稱為通信事務員，並入讀私立靜修女學校特別科，於3年後畢業，補上合格學歷了，1923年升為通信書記補，然後隔年就因為疾病因素辭職，其理由是說腦神經衰弱，且有醫師證明。但那時候也才26歲，臆測或許是日本職場不成文規定「女性結婚後就要辭職」。當然本篇之前提到的部分女性也有婚後繼續上班的，但多是教師，或繼續當接線生未升職，李勤的案例看到可能對女性行政機關較高階者的要求就會比較不同。
本文僅用很粗略的方式來呈現日治時期女性在公家機關工作的情形，利用資料庫搜尋可能會有許多漏掉的個案，但從趨勢來看的確僅有教育、醫護、接線生等公家工作可以從事，其他相當缺乏。比之臺灣第一位女性醫師蔡阿信，1924年25歲時就開始在臺灣執業了，日治時期的女性在公家職場較無發展空間。
參考文獻：
李勤任命：《臺灣總督府檔案》，「李氏勤（任府通信書記補）」（1923年05月01日），〈大正十二年永久保存進退（判）第三卷甲〉。
李勤辭職：《臺灣總督府檔案》，「通信書記補李氏勤（依願免本官）」（1924年08月01日），〈大正十三年永久保存進退（判）第五卷〉。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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