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9期 中華民國110年08月30日發行
臺灣人‧臺灣事
文獻「名人」賀嗣章
文/張家榮/本館編輯組編纂本館前身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臥虎藏龍，其中有位鮮為人知，卻值得一提的「名人」，為賀嗣章先生。
筆者知道賀嗣章，主要透過王孟亮教授的著作與口述，在王教授〈家父、歷史與我〉一文提及其父的這位「東北」同事：「家父說賀先生在滿洲國時和岸信介很熟，日本戰敗後，岸信介來臺灣訪問好幾次，幾乎每次來臺灣，岸信介都會和賀先生見面（當時文獻會在臺北市）……以當時的環境和這種人脈關係，我想如果賀嗣章先生想透過岸信介幫忙，離開文獻會這個地方，去獲取更佳的職位，應該是沒問題的。」（註1）
館內及館外現留存有關賀嗣章資料不多，香港大學留存一篇賀嗣章外孫女王宇嫻的回憶文章〈人似當年否──母親〉，算是現代對賀嗣章有較多記錄，提到：
「聽媽媽憶述，外公家祖上是清朝的官，家境富庶，家規嚴明。當年外公賀嗣章去日本留學，帶着兩個聽差隨侍。外公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娶了外婆千代子，一位日本中產家庭的閨秀，生了媽媽三姐弟，外公就舉家回國定居。回國後，外公在東北哈爾濱工作，曾與岸信介共事；後又在北京任職。移居臺灣後，任國立政治大學教授。」（註2）
透過這些文字，讓我們了解賀嗣章大致生平。然而，賀嗣章卻是少數任職省文獻會，卻曾多次名列「名人錄」、「人物錄」的職員。
在中西利八的《新日本人物大系》，提供我們一窺賀嗣章早年的蛛絲馬跡。書中先說「氏為湖南瀏陽人，明治17年11月1日生」（註3）。由此，此與王宇嫻所記相同，而明治17年即1884年。
賀嗣章在政壇初露頭角，應在1900年候補道臺，1905年到新成立的奉天（今瀋陽）礦政調查局擔任書記，但沒多久，即至日本留學，1914年早稻田大學獨法學科畢業。該年，賀嗣章返回中國，先於8月15日進入司法部擔任練習員，9月2日為司法部民政司辦事（註4）。1917年3月9日任司法部總務廳第5科主事，但仍兼民政司辦事（註5），1918年1月8日任司法部主事（註6）。同年隨農商總長周家彥赴日考察專賣制度（註7）。 1920年3月5日，賀嗣章因病請辭（註8）。之後，他曾在北京三井洋行工作過（註9），不久又出任北京新華大學法學部長和中國大學董事兼教員，展開教學生涯，另外，也還擔任陸軍部編譯員和雙橋無線電信局副局長（註10），閒暇時間則潛心佛學研究。
1931年9月18日，中日在柳條湖爆發衝突，日方接連奪取遼寧吉林兩省，賀嗣章差不多在此時回到奉天，擔任奉天市政公所秘書、奉天文廟奉祀官（註11）。1932年1月11日，日本朝日新聞奉天支局主辦滿蒙政治經濟座談會，邀請奉天政軍要人出席，中方計有6位，賀嗣章即為其中一員，職銜為「奉天省代表」。這場座談會主要為當時滿洲國成立敲邊鼓，故事後報導中僅見日方代表慷慨發言，賀嗣章並未在此會議留下發言紀錄（註12）。
1932年滿洲國成立，賀嗣章隨當時奉天市長，亦為留日法學博士趙欣伯，轉任長春立法院，擔任秘書兼記錄處第一科長，隨後又轉任國務院法制局事務官，並擔任滿洲帝國童子團新京地方聯盟理事。在11月，隨奉天教育廳廳長韋煥章率領童子團參訪東京（註13）。1934年滿洲國改制為滿洲帝國，國務總理鄭孝胥為此赴日答禮，賀嗣章亦為其中一成員（註14）。
而童子團參訪一事，原本擔任實業部長的張燕卿亦要參加，但因故未能成行（註15），張燕卿為滿洲童子團聯盟理事長，或許因這一層關係，1934年底賀嗣章即轉至實業部擔任總務司科長（註16），並在該年陪張燕卿至日本考察造船與煉鋼（註17），這次參訪時程約1個月，遍及日本各重要工業（註18）。
1936年日本陸軍省函發商工省，指名工務局長岸信介擔任滿洲國實業部總務司長（註19），商工省自然同意，從此展開前面提及岸信介與賀嗣章同事的歷程。其後，1938年滿洲實業部分為產業部與經濟部，岸信介擔任產業部次長，賀嗣章則亦在產業部大臣官房擔任資料科長（註20）。岸信介在1939年回日擔任商工次長（註21）。約同一時間，賀嗣章開始擔任滿洲採金株式會社擔任理事（註22），1942任日滿商事株式會社理事（註23）。
而在滿洲這段期間，賀嗣章與臺灣人往來紀錄甚少，但當時許多臺灣人擔任滿洲國政府職員與滿洲會社重要幹部，如果完全沒有接觸，亦不太可能，目前所見僅有一條，即日本戰敗後吳炎炵及徐水德赴錦昌醫院探視賀嗣章（註24），吳徐兩人皆為臺灣人，錦昌醫院亦為臺灣人袁錦昌開設，由此可見賀嗣章當時已有不少臺籍友人。而另外一個早稻田校友系統亦可能使賀嗣章與去滿洲的臺灣早稻田大學校友，如張星賢、楊基振、楊肇嘉等人有所接觸。
綜觀賀嗣章一生，成名甚早，20多歲時，劉承幹、金北樓、今關壽麿、大村西崖等中日學者，即皆與其有往來記錄，來臺後，也與曾今可、林爾嘉等有詩作唱和。然而，他的詩作，並未集結，而他較具代表性的作品《敬神》，1941年由日本正文館書店印行後，並未廣泛在中國與臺灣流傳。
賀嗣章在臺灣有兩部作品（註25），一為《臺灣省通誌稿保安篇》，另一則為與省文獻會莊金德合著《羅福星抗日革命案全檔》（註26），兩書出版時，賀嗣章已離開省文獻會，據王孟亮教授所言，《羅福星抗日革命案全檔》主要係莊金德依據賀嗣章譯稿，整理出版，此書應算開啟文獻會選編翻譯臺灣總督府檔案先河，但王孟亮同時指出，賀嗣章翻譯臺灣總督府檔案數量應該比這本書更龐大，可惜當時皆未出版（註27）。
在文章部分，賀嗣章也有少數發表於《臺灣文獻》與《臺灣風物》，其中他與省文獻會另一位編纂廖漢臣合作的〈內地旅臺文人及其作品〉（註28），則收入了旅臺文人十數則作品，其中兩則為譚嗣同與江庸，推測此兩則應為賀嗣章所選。
江庸在賀嗣章任北洋政府司法部主事時，為司法總長，兩人同為早稻田大學法學前後期校友，留日時有可能已認識。江庸在賀、廖兩人發表此文時，雖僅任上海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但在1935年旅居上海時，立場即較傾向共產黨，戰後，曾被中華民國政府任命為司法院大法官（註29），卻未就任，其後，新中國成立，反而擔任中國全國政協委員，此文介紹江庸及其詩作，在當時政治情勢看來，頗為冒險。
譚嗣同一則內，作品介紹包括了譚嗣同、其兄譚嗣襄及梁啟超，譚氏兄弟與賀嗣章同為瀏陽人，譚嗣襄最後與賀嗣章相同，卒於臺灣。從這則文字中，多少反映出賀嗣章歷練北洋政府與滿洲國後，晚年流寓臺灣的心境。
或許如譚嗣同詩作：「誰知千里外，蹤跡困塵氛」，賀嗣章因人生選擇，最後平淡地歸於臺灣這塊土地。
註1：王孟亮，〈家父、歷史與我〉，《臺灣文獻季刊》，第62卷第1期（2011年），頁33-38。另岸信介曾任日本首相，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斷交後亦有機密訪臺。
註2：王宇嫻，〈人似當年否──母親〉，收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民间历史」網站：mjlsh.usc.cuhk.edu.hk（2021年6月30日點閱）。
註3：中西利八，《新日本人物大系》（東京：東方經濟學會出版部，1936年）。
註4：《政府公報》，第844期，1914年9月10日，頁5-6。
註5：《政府公報》，第433期，1914年3月15日，頁8。
註6：《政府公報》，第708期，1918年1月11日，頁2。
註7：中西利八，《新日本人物大系》（東京：東方經濟學會出版部，1936年）。
註8：《政府公報》，第1479期，1920年3月25日，頁2。
註9：中里見敬，〈新公開の劉承幹と周作人の日記に見える濱一衛－兼ねて濱文庫所蔵『春水』手稿本を論ず〉，《九州大学附属図書館研究開発室年報》，2016/2017號（2017），頁1-11。
註10：中西利八，《新日本人物大系》（東京：東方經濟學會出版部，1936年）。
註11：中西利八，《新日本人物大系》（東京：東方經濟學會出版部，1936年）。
註12：〈日支の権威者を集め、本社主催満蒙経営座談会 聞け、烈々たる卓論続く きのう奉天に開催〉，《朝日新聞》，1932年1月12日，版2。
註13：〈満州国童子団 20名けさ入京〉，《朝日新聞》，1932年11月24日，版2。
註14：〈満洲国鄭孝胥一行〉（1934年3月19日），《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檢索號：B05015781900。
註15：〈満洲国童子団指導者五名へ補給〉（1932年10月22日），《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檢索號：B05015756200。
註16：中西利八，《新日本人物大系》（東京：東方經濟學會出版部，1936）。
註17：〈満洲国実業部大臣一行見学に関する件〉（1934年10月24日），《陸軍省陸満普大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檢索號：C04012053000。
註18：〈満州国高官の光栄〉，《朝日新聞》，1934年11月6日，版1。
註19：〈岸工務局長の割愛方に関する件〉（1936年9月29日至10月7日），《陸軍省大日記陸満機密》（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檢索號：C01003205600。
註20：國務院人事處，《滿洲國官吏錄康徳6年4月1日現在》（新京：明文社，1939年），頁243。
註21：〈商工省、陣容刷新 次官に岸信介氏内定／岸氏の略歴〉，《朝日新聞》，1939年10月19日東京／夕刊，版1。
註22：滿蒙資料協會編，《滿華職員錄康徳9年》(東京：滿蒙資料協會，1942年)，頁628。
註23：〈日満商事異動〉，《朝日新聞》，1942年12月 27日，版2。
註24：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頁266。
註25：賀嗣章，《臺灣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保安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9年）。
註26：賀嗣章、莊金德，《羅福星抗日革命案全檔》（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5年）。
註27：此部份承王孟亮教授提供意見與相片佐證。
註28：賀嗣章、廖漢臣，〈內地旅臺文人及其作品〉，《臺灣文獻》，第10卷第3期（1959年），頁39至58。
註29：《總統府公報》，第49號（1948年），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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