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2期 中華民國111年09月28日發行
臺灣人‧臺灣事
永康鹽行地區的考古挖掘與鹽田遺址
文/張家榮/本館編輯組編纂臺南市在清治時期有永康上中里與永康下里，日治時期兩者一度成為臺南廳直轄區域，但1920年臺南市成立，永康下里部分併入臺南市，部分則併入仁德庄，而永康上中里則結合內武定里、長興上里、廣儲西里（部分），廣儲東里等區域成立行政單位永康庄，延續至今日，永康區大致維持當時永康庄的範圍。而在今鹽行派出所轄區，包括了原本內武定里範圍的洲仔尾、三崁店、鹽行及永康上中里的蔦松庄，被視為鹽行地區，現在是臺南重要的交通節點與文教區。
鹽行地區除了早年荷治與明鄭時期開發的文字紀錄外，也是考古學的重要區域，周遭有著蔦松文化的多處遺址，據記載，在日人興建縱貫鐵路時即已發掘古物，後來又填土埋回，直到1930年代，才由任職臺南二中（今臺南一中）的金子壽衛男重新發現，之後任職臺南一女（今臺南女中）的國分直一做較完整考掘，成為臺灣史前重要的文化代表。（註1）
在明鄭文物方面，鹽行地區也有幾次考古挖掘，1933年11月12日，當時臺南一中東洋史教師前嶋信次，一次出了作業，要讓學生寫出聽過鄉野傳說，其中一位學生小林悅郎就寫了鹽行地區的石馬傳說，引起老師極大的興趣，因此前嶋信次與臺南一中的鹽塚勝之、臺南市史料館（即當時安平資料館）的野田八平、石暘睢及坂本寫真館的坂本憲章五人，即共同前往鹽行地區勘察。
這次的鹽行之行，前嶋等人在洲仔尾很容易的便從田野中看到聳立的石柱（華表），並看到淺埋於土中的墓碑和石馬，確認墓主即是清代林爽文事件中陣亡的鄭其仁。次日，這匹石馬即被搬到臺南市史料館中（即當時安平資料館，現已移至赤崁樓中），但石柱、墓碑並無記載有所異動。（註2）當時，亦認為尚有一匹石馬未挖出，但迄日人離臺，似無進一步考掘工作。
戰後，1953年11月13日臺南縣文獻委員會至永康做古蹟採訪，阮順山、石暘睢、吳新榮由當地村長、耆老帶領下再度到此一石馬遺址考察，當時附近尚存石柱，惟已埋入土中，村長即找人挖出，惟另隻石馬仍不知去向。（註3）1956年臺南縣文獻委員會作南部古蹟採訪，吳新榮、石暘睢、黃典權、江家錦、盧嘉興、賴建銘和韓石麟等7人再經過其地，吳新榮寫下：「昔時有墓道碑、石華表，現在連墓地也只留些破磚片而已。」（註4）
而1976年石暘睢姪子，任職於成大歷史系的石萬壽為幫鹽行天后宮撰寫碑文，至鹽行天后宮舊廟時，當年吳新榮等所見石柱等已移至該廟舊廟空地。此時，石萬壽對洲仔尾鄭其仁古墓興起了考掘的念頭，想進一步釐清鄭其仁墓是否為原本鄭成功墓穴。
1977年2月，石萬壽在曾發現左鎮人化石的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委員郭德鈴的協助下，進行鄭其仁古墓考掘工作。這次挖掘工作，經費部分臨時改由鹽行天后宮出資，該宮也協助雇用怪手一部。另外，則邀請曾任職成大，專長礦冶探測的講師周泰宏共同參與，以預先探測地下電阻方式，找出可能為墓穴所在甲、乙、丙三處，來作為挖掘的依據，結果成功挖出了另一匹石馬和石筆等物品，該過程後來完整發表於《臺灣文獻》期刊中。（註5）
然而鹽行地區，在這兩次較具學術性的考古之前，其實已有挖掘工作的相關紀錄，1923年9月10日當時《臺灣新聞》披露永康鹽行庄附近嘉南大圳相關排水溝工事，挖出清代鹽田結晶池遺址，次（11）日當時代理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臺南支局安平出張所所長的技手京極小三郎，即赴鹽行勘查。
京極小三郎出身陸軍教導團，並無考古訓練背景，但曾待過臨時測圖部與臺灣土地調查局，對土地位置掌握具有一定能力，因此在後來的出張復命書中，京極小三郎說明，（註6）勘查當時已經距離嘉南大圳排水溝挖掘工事已有兩個月之久，又經過降雨，溪水沖積，再度掩埋了已挖掘出的鹽田遺址，但得附近安順庄民的協助，約於今日鹽水溪排水線與安順排水線交叉口（即臺南市安南區內），再度挖掘出古鹽田結晶池的磚瓦和隔板、押片等等。因此京極小三郎推測此即臺灣舊時洲南、洲北場鹽田遺址。
洲南、州北場為清代臺灣府鹽場，1726年福建改革鹽制，始有「洲南場」、「州北場」名稱，現鹽行、洲仔尾地區仍有不少碑記有洲南、洲北鹽場記載。
臺南在荷蘭時期即有鹽場闢建記載，（註7）大規模闢建應自明鄭時期開闢瀨口鹽場（今臺南市南區）開始，（註8）洲仔尾地區鹽場，目前多依據日人所編《臺灣鹽專賣志》一書，認為是清領後知府蔣毓英命人開闢，（註9）；然而如據蔣毓英纂修之《臺灣府志》記載：「偽時鹽埕共一千四百二十一格，每格大小不等，計筭一千五百四十三丈一尺五寸，每年徵時銀一千零八十兩二錢零五厘；今實在鹽埕共計八百四十六格」（註10）則似乎說明臺灣縣在明鄭時期即有鹽場開闢。
當時臺灣縣並不管轄過去臺南省轄市時南區鹽埕、瀨口一帶的新昌里，而後來高拱乾纂修之《臺灣府志》、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及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等等記載格數皆為「一千四百二十一格」，與蔣志所載臺灣縣本來鹽埕格數相同，（註11）《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中更明確說明此為洲南、州北場。故如洲南、洲北確為蔣毓英時始闢建，其自行纂修之《府志》應不可能故意不記載此一功績，更不可能說當時鹽場格數比過去少，故洲南、洲北場始建於明鄭，應較可信，後可能受戰亂或天災毀壞，至蔣毓英時才又由官方出錢命民整修。
明鄭時期或清初，由今日洲仔尾鹽水溪堤岸望去，即安南區一帶，過去汪洋一片，為臺江內海，而據後人考證，鹽場可能範圍包括了洲仔尾、鹽行、三崁店、蔦松等聚落附近，（註12）行政區劃上當然也應包括今日安南區和順、安順庄。當時臺灣鹽制似無福建鹽場設有「大使」職務，故較少有一場多埕（即一個鹽場管轄多個地區鹽場），而成為超大鹽場的現象，但洲仔尾地區，分設洲南、洲北兩場，也可推測規模不小，其後設儲鹽場所，鹽商林立，成為今日鹽行地名由來。
洲北、洲南兩場在乾隆年間即先後因鹽水溪氾濫，導致鹽田毀損，加上潮線變遷，臺江內海淤塞，無法繼續曬鹽，而轉遷他處闢建，今日永康地區除遺留少數碑文記載，已難窺見當年鹽田風光。
京極小三郎此次鹽田遺址考掘，後來除保存於本館臺灣鹽業檔案外，僅在盧嘉興〈臺南古鹽場考〉一文中曾再敘及。（註13）後續並無進一步的調查，當年所挖出的瓦片、黏土等文物，也不知去向，殊為可惜。鹽田因受自然環境因素限制，每隔幾年即需重新修築，因此甚難完整保留百餘年前鹽田，（註14）所幸洲仔尾、安順一帶荒地仍多，後續如可就京極小三郎基礎加以調查，應可再找出乾隆年間鹽場遺構，甚至釐清當年洲南州北範圍，也是極有價值。
考古挖掘，屬學術調查活動，偶有民間人士為之，在非學術機構保留的檔案中甚難出現此種紀錄，本館臺灣鹽業檔案中保有此一鹽田舊蹟挖掘檔案，也算饒富趣味。（註15）
註1：國分直一，〈台湾先史時代の貝塚〉。《農林省水産講習所研究報告人文科学篇》，第7期（1962），頁53-72。另有關國分直一南臺灣考古工作，可參閱劉益昌，《國分直一與臺南：不是灣生的灣生》（臺北：蔚藍文化，2021）。
註2：參見〈永康庄の墓地で 石馬、一基を發掘 安平資料館に陳列 殘る一基も近く發掘〉，《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11月14日，版7。及野田八平，〈石馬發掘に就て〉，《臺灣教育》，第378期（1934），頁137-139。
註3：本文原刊於臺南縣文獻委員會，〈採訪記第3期〉，《南瀛文獻》，第1卷第3、4期（1953），頁71-92。後收入吳新榮，《震瀛採訪錄》（佳里：硝琅山房，1977）。
註4：臺南縣文獻委員會，〈採訪記第8期〉，《南瀛文獻》，臺南縣文獻委員會，第4卷第2、4期（1958），頁70-74。後亦收入吳新榮，《震瀛採訪錄》（佳里：硝琅山房，1977）。
註5：石萬壽，〈洲仔尾鄭墓遺址勘考報告〉，《臺灣文獻》，第29卷第4期（1976），頁15-37。
註6：「十、塩行附近塩田古蹟調查復命 技手京極小三郎」（1923-09-29），〈大正十二年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永久保存別冊食鹽關係復命書第二冊〉，《臺灣鹽業》，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6-250020-011。
註7：翁佳音，〈臺灣鹽業史另一章〉，《歷史月刊》，235期（2007），頁4-9。
註8：江日昇，《臺灣外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235。
註9：松下芳三郎，《臺灣鹽專賣志》，（臺北：臺灣總督府專賣局，1925），頁4。
註10：蔣毓英，《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58），頁151-152。
註11：高拱乾，《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131；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180；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189。
註12：有關洲南洲北鹽場討論可見：吳建昇，〈臺江浮覆以前的洲仔尾地區〉，《臺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刊》，第7期（2008）、蔡炅樵，《大臺南的鹽業》（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3）、張復明、方俊育，《臺灣的鹽業》（臺北：遠足文化，2008）等。
註13：盧嘉興，〈臺灣古鹽場考〉，《臺南文化》，第3卷第3期（1953），頁36-38
註14：參見張復明、方俊育，《臺灣的鹽業》（臺北：遠足文化，2008），頁63-65。
註15：本文撰寫期間承李莎莉館長、方俊育老師提供部分意見，亦承永康鹽行天后宮主委黃國隆指點拍攝鄭其仁塋墓相關文物，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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