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期 中華民國98年10月16日發行
悅讀檔案
容閎來臺灣時間與次數之蠡測
文／劉澤民／本館主任秘書容閎（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註1），字達萌，號純甫，廣東香山縣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鎮）人。1847年，容閎、黃寬與黃勝三人一同前往美國留學。容閎赴美後於麻省之孟松預備學校（Monson Academy）就讀，1850年畢業後入Yale大學，為首名於Yale大學就讀之中國人。1852年，容閎入籍美國，並於1854年獲文學士畢業。他並不是中國學生留學美國的第一人（註2），容閎曾自言「以中國人而畢業於美國第一等之大學實自予始」、「以第一中國留學生畢業於Yale大學」。1855年回到中國，至1863年奉曾國藩之命，到美國購置機器，於1865年圓滿完成使命回國後，開設了「江南製造總局」。1872年夏，首批30名學生乘船前往美國，容閎被任命爲留學事務監督，長期駐美，專管留美學生事務。1895年容閎在上海，試圖實施開設銀行和修建鐵路的計畫，但以失敗收場。容閎其後結識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於戊戌維新之中支持維新派，並參與維新派之政變。事敗後容閎被清政府通緝，逃往香港。1900年，在上海參加唐才常召集的「中國議會」，當選議長（副議長嚴復）。1909年容閎在美國出版英文自傳《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15年由惲鐵樵、徐鳳石翻譯為《西學東漸記》。1910年邀孫中山赴美商談，表示支援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請容閎歸國。但1912年4月21日，容閎於美國去世。容閎一生可說是與中國的西化與革命同步。
探討容閎的文章非常多，包括容閎是不是中國首位留學生？是不是中國留學生之父？例如高宗魯先生的〈有關容閎的史料問題〉一文等。(註3)本文目的不在廣泛探討容閎的生平，而是希望探討容閎與臺灣的關係。容閎到底來臺灣幾次？在臺灣留下哪些記載？
研究者朱真一對容閎素有研究，他據陳政三翻譯之《北臺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得知容閎早於同治5年(1866)代表Field & Hastis公司到基隆採勘煤礦。(註4)但是這些文字並非陶德本文，而是陳政三翻譯該書所做的註解。朱真一認為雖然不知資料來源，但是陳政三一定看到此一資訊的出處，才會這麼註解。總言之，據朱真一之敘述，容閎兩度來臺灣，一次是清同治5年(1866)，一次是明治34年(1901)。
明治34年(1901)容閎到臺灣
容閎到臺灣可以確查的是明治34年(1901)，容閎自傳《西學東漸記》僅說在當年春天到臺灣，實際日期應該是1月中旬。《臺灣日日新報》〈嘉賓戾止〉報導「前清國出使美國大臣容閎，粵東名士也。戊戌之間為南清改革派領袖，近以漫遊臺灣，下榻于臺北義和洋行。蓋買辦容祺年，其猶子也。容君識論風生，年已七十復有矍鑠是翁之概。粵人羇旅臺北，其未嘗見之者，聞容君來，皆願一識荊州以為快。」(註5)也就是說容閎此時來臺灣，已經70歲，住在台北義和洋行，沒見過容閎本人的廣東人，都想要與他見面。
而其在台灣的活動除了接受《臺灣日日新報》的專訪〈南清改革派首領容閎氏を訪ふ（所謂中國議會の真相）〉，並無其他相關的報導。(註6)但是在容閎的《西學東漸記》一書中有容閎與兒玉總督的對話：
「子爵（筆者按：可能容閎記憶錯誤，當時兒玉總督是男爵）曰：『久仰大名，又數聞時人盛道君之事業，深以不得把晤為憾。今日識荊，異常欣幸，第惜初次晤面，即有一極惡之消息報君，茲抱歉也。』予聞而大異，急欲知彼所謂惡消息者，究為何事。子爵曰：『中國閩浙總督方有公文來，囑予留意，謂君設來此者，即倩予捕君送之中政府也。』…（予）以從容鎮定之態答子爵曰：『予今在閣下完全治權之下，故無論何時，閣下可以從心所欲，捕予送之中政府，予亦甚願為中國而死，死故得其所也。』子爵聞言莊重而對曰：『容先生幸勿以予為中國之警吏，君今請安居於此，慎無過慮，與絕不能聽君往中國就戮也。』…子爵復告予：『君之身命今甚危，惟若居臺灣在予治權之下，予必極力保護，當派兵為君防衛，不致有意外之變。』明日果有護兵四人來，夜間在予寓之四圍巡邏，日間逢予外出無論何時，此四兵必隨行，二居予前，二居予後，加意防護。予居臺灣數日承日人如是待遇，意良可感。」(註7)
容閎認為此次與日本臺灣總督之談話，實為他一生中最值得紀念之事。但是此一會面並不見於兒玉總督的傳記之中。容閎見到兒玉總督，是否談到哨船頭土地之事，不得而知。
同治5年(1866)容閎到臺灣？
朱真一據陳政三的說法推論認為「容閎於1866年去臺灣時，陶德及李春生都已在臺灣容閎及陶德1850年代末期都曾為Dent & Co.工作過。陶德也在那年任Dent & Co.的代理人，同一年聘李春生為買辦。1866年容閎來臺灣時，有可能見到他們兩人。」也就是確認同治5年(1866)容閎到過臺灣。
據筆者查閱相關資料， Zheng Chantal於1996年發表的文章中也提到，容閎在1866年在臺灣時，他與美國人費爾(Field)及哈士迪斯(Hastis)合夥，開始煤礦與樟腦事業。(註8)可能陳政三與Zheng Chantal都是參考James Davidson於1903年發表的《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書中的資料而來。但是Davidson書中第178頁只寫到：「在1865年同時，美國人費爾(Field)及哈士迪斯(Hastis)開始在基隆經營煤與樟腦事業，兩人與容閎合夥，容閎後來晉升到高階文官，並且歸化為美國人。(…in 1865, and the Americans Field and Hastis who about this time started in the coal and camphor business at Kelung associating with them (Dr.) Yung Wing, a Chinese who later attained a high position official circles, and was eventually naturalized as an American citizen.)」也就是文字中只提到1865年容閎與Field and Hastis合夥在基隆的事業，並未提到1866年容閎到基隆。
另外George Williams Garrington在1973年的《Foreigners in Formosa, 1841-1874》一書中，也是引James Davidson該段文字，並且談到人們可能會驚訝於1866年容閎出現在基隆（One might be surprised to learn of the presence in 1866 at Keelung of Yung Wing.）。而且Garrington依據容閎所帶領的留學生有6個人分發到開平（Kaiping）煤礦這樣的資料，得到「當然1866年容閎出現在基隆，當然關係著煤礦的技術性的發展。(Certainly Yung’s presence at Keelung in 1866 was concerned with th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mines.)」這樣的結論。(註9)這一說法有兩點待商榷。一是Garrington所參考的《A History of east Asisn Civilization II: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一書，雖然有提到容閎，但並沒有隻字片語敘述到容閎與基隆的關係。（註10）二是容閎所帶的留學生回國任職是1881年以後，但容閎是1866年購買煤礦，前後相差15年，有何證據說容閎與基隆的煤礦有技術性的發展。
但是筆者一直不死心，持續尋找1866年容閎到臺灣的相關記載。終於在《臺灣總督府檔案》中，找到件名為〈清國歸化米人ヨンウイン在基隆地所取戾ニ關スル件〉(圖1)的文件，乍看似與容閎無關，但「ヨンウイン」即是Yung Wing的日語發音，而Yung Wing就是容閎的英文名字，所以這細查此一文件，確認內容即與容閎有關。
該件文件是明治29年(1896)5月容閎代理人鍾勉之所提，向臺灣總督府訴願，要求基隆廣東垂遠堂管事黃長泰歸還佔用容閎的土地。（註11）該訴願書認為1866至1867年之間，容閎向Field & Hastis公司買到土地，該筆土地買賣手續係在上海，故於該處英國領事館辦理登記，土地權狀一直由基隆當地友人保管。（參見容閎代理人所提訴願書圖2-1至2-4）另從契字內容看，容閎所買的不只是土地，還包括獅球嶺的兩個礦坑。而該土地後來由垂遠堂出租給瑞記洋行作為貯煤場，並沒有作為費爾哈士迪司洋行的貯煤場。在光緒14年間容閎的堂兄弟容渭泉（註12）也到臺灣處理該筆土地。
結語
這份文件有以下意義，一是可推擬容閎與費爾哈士迪司洋行關係。在當時外國人到臺灣都要與當地有關係、有地位、或熟悉當地情形的人合作結合，並由其出面買賣或租賃臺灣的土地。以容閎留學美國的背景與其當時在官場中的地位，似可幫助費爾哈士迪司洋行。二是以千圓土地之交易及處理，容閎本人仍在上海沒有親自到基隆的情形看來，容閎很可能只是一位外地的投資者而已。
在同一文件中，有容閎的對造人所提出的契字，包括有同治6年(1867)容閎向陳得添、陳得祿買賣土地的契字。從該契字抄件中看到，容承業堂（即屬容閎所有）以佛銀1000圓買下哨船頭水坑口土地及獅球嶺煤炭洞兩處。（如圖3）而這些土地因為地契一直由在基隆的廣東人保管，所以產生複雜的土地權益關係（如圖4），所以容閎才會在明治29年(1896)委託代理人鍾勉之在廈門提出訴願書，臺灣總督府要求容閎本人或代理人親自辦理。其後在明治31年(1898)11月因為養子容尚謙與日本大藏省次官田尻稻次郎等有同學關係，容閎派便容尚謙來臺灣處理該土地事宜（註13），但是似乎並未能解決，所以才有明治34年(1901)容閎親自來臺處理一事。
明治34年(1901)容閎來臺灣有人猜測他有一定目的，所謂事出必有因，但是容閎自己說：「應該有人會說我是抱著某種目的來臺灣的，事實絕非如此。因為我在上海之時，曾購買基隆哨船頭街一帶的土地，這一次就是為了處理這塊土地才留在這裡的，我和孫派人員的來臺灣是完全不同的。」(註14)但是當時滿清政府已經要追捕他，他是否會冒著生命危險來處理自身土地權益問題？又或者是因為參與反清事業，必須到臺灣從事活動，而以此土地問題作為藉口？否則兒玉總督何必以派人保護之名，行監控行動之實。
總之，同治6年（1867）購買基隆的土地，成為他於明治34年來臺灣的理由。至於同治4年到6年容閎是否曾經來臺灣，仍是一個謎，如同白尚德(Zheng Chantal)所說：「在容閎自傳《西學東漸記》中，最令人驚訝的是完全沒有提到臺灣相關事情，而且似乎對1866到1870之間的事情非常謹慎小心。」（註15）容閎自己既然沒說，而相關史料總是片段的，似乎同治年間容閎來台否，有待更多史料問世。但據本文新閱讀到的資料研判，比較傾向同治4至6年容閎沒來過臺灣。
註1：《容氏譜牒》載容閎「卒民國壬子年12月23日」，換算成陽曆為1913年1月29日。惟據高宗魯考證及容閎墓碑均為卒於1912年4月21日。
註2：高宗魯，〈有關容閎的史料問題〉，《傳記文學》第36卷第3期，頁112-113。
註3：高宗魯，前揭文，頁111-116。
註4：朱真一，〈陶德（John Dodd）筆下的台灣（上）–對醫界、清法戰爭、容閎、劉銘傳等的補正〉，http://www.eastgate.org.tw/wp/?p=568，查詢時間2009年10月12日。
註5：《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4年1月15日日刊第4版〈嘉賓戾止〉。
註6：《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4年1月13日日刊第2版〈南淸改革派首領容閎氏を訪ふ（所謂中國議會の眞相）〉。
註7：容閎著，《西學東漸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95輯，文海出版社印行。頁144-145。
註8：白尚德(Zheng Chantal)，〈The Strange Tale of a British Colony on the Eastcoast of Taiwan in the Years 1868-1870〉收錄於《宜蘭研究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宜蘭市：宜蘭縣立文化中心，民國86年），頁146。
註9：參見George Williams Garrington，《Foreigners in Formosa, 1841-1874》，Thesis (Ph. D.)--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Great Britain), 1973，頁239。
註10：參見John K. Fairbank、Edwin O. Reischaue、rAlbert M. Craig合著，《A History of east Asisn Civilization II: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1973第8版，頁第361-362。
註11：《臺灣總督府檔案》第92冊第16件〈清國歸化米人ヨンウイン在基隆地所取戾ニ關スル件〉。
註12：容渭泉，名闓，字達爽。父親容名嘉，是容閎之四叔，所以容渭泉與容閎是堂兄弟。容渭泉，誥授朝議大夫選用鹽運同知。道光16年生，光緒17年卒。其誥授誥授朝議大夫選用鹽運同知，可能是是其子容金獻獲五品軍功。參見《容氏譜牒》，（民國6年重修），第15卷頁25。
註13：《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1年11月18日日刊第3版〈的未易才〉。
註14：《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4年1月13日日刊第2版〈南淸改革派首領容閎氏を訪ふ（所謂中國議會の眞相）〉。
註15：白尚德(Zheng Chantal)，前揭文，頁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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