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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讀檔案

圖1 明治34（1901）年6月制定臨時臺灣舊慣制度調查會規則敕令草案（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05800200175~000005800200180）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

文/簡惠華/本館整理組研究助理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
民國68年8月影印版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設立
　　明治34（1901）年10月25日，臺灣總督府報請日本中央核准以敕令第196號發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規則〉成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以下簡稱「舊慣調查會」），並設置會長1人、部長2名、委員15名、輔助委員25名等，以執行調查工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規則〉共13條，第1條開宗明義指出「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屬臺灣總督監督，進行法制及農工商經濟等相關舊慣調查。」委員會成員或具官方或為學者、專家身分，也是日本西化政策後首批留洋歸國的知識份子，深知全面性基礎調查與研究對治理異民族的重要性。

　　此對臺灣基礎建設影響甚鉅的舊慣調查政策，可見諸該年6月21日〈臨時臺灣舊慣制度調查會規則制定文件〉公文之附件理由書（註1）：

　　「臺灣納入帝國版圖已邁入第七年，島內各項經營逐漸就緒，運輸交通設備亦日漸進步，今日已進入需確立法律制度、提振殖產興業，講求法治、經濟大計的時機了。

　　然而本島長久以來在清政府治理下，島上法律、經濟皆存在於各種舊慣習中，就法律觀點觀之，舊習中存在各種部分的法律，如土地權利關係最為複雜，又如親族繼承規則等，終究難以內地一般法律加以規範。且此類舊慣往往曖昧模糊，未能確定法律行為的效果，權利義務何屬不明，滋生弊害誠不勝枚舉。經濟方面觀之，因係在交通不便的社會，再加上情弊交纏的制度下進行，使各種經濟（活動）未能自然發展，尤以生產者與資本家的關係頗為複雜。另外在商業上或仲介商賈利益壟斷，或有利益被對岸大陸的資金供給者取走等狀況，其他像是交通運輸、貨幣、度量、保險、信用組合等因襲舊慣，有諸多不便，此皆是妨礙農商工業發展的原因。

　　然而這些事情多是數百年留下來的慣習，新的制度如果貿然改革實施，不只（會）造成民眾視聽混淆的恐慌，恐也會令原有良善制度亦為之消失；故此，在今日宜調查此類舊慣考究其利害，加以取捨（後，以）法律、經濟兩類制度的建立，為當今最緊急的事情，故有設置本調查會的必要。」

　　這份現存於本館的臺灣總督府檔案公文，應是總督府參事官關屋貞三郎在東京擬函稿後上呈總督，但附件的條文、理由書等則是參事官長石塚英藏攜抵東京，或許石塚氏才是推進本案的中心人物，但後來的發展卻是由後藤新平民政長官獨占舊慣調查這方面的功勞。函文中提到「舊慣」應自土地調查中獨立出來，訂立實施舊慣調查的規定，此敕令案擬報請日本中央之內務大臣（註2）核辦，惟辦理交涉過程很遺憾地並未留存紀錄，但終於在4個月後，以敕令第196號獲得公布。

　　比對發布的敕令196號，日本中央對臺灣總督經內務大臣上報的原案，大體上並未大幅修改，唯有在人事任用與費用上稍有調整，如：原草案第2、3條建議設置副會長1人（註3）在敕令196號公告中已經刪除；而原案第8、11、12條中分別提到臺灣總督府職員任該會委員、補助委員、書記、通譯等職務者，將給予本俸10分之3的津貼，在正式公告規則中則整合於最末條，改為總督府人員於前述職位皆不額外支薪，換言之，就是義務職，應是出於節省經費的考量。

　　再者，臺灣總督府對執行調查研究工作之認同與重視，從「舊慣調查會」人事費用可見一斑；居上位的委員須報經內閣任命，可支領一年不超過2500圓的高額津貼，擔任部長者更可加發1500圓，即連書記及通譯每人每年也可支領不超過1000圓的津貼，相較於當時一位警察年薪約100、200圓，可說是對專業人員相當禮遇。反觀今日公部門對基礎調查工作經費逐年縮編的現象，也不難領會今昔國家治理者的取向確有所不同。

　　「舊慣調查會」之成立，可說是日本歷經6年治臺混亂適應期後，重新調整治臺方向，正式以官方力量全面大規模、有系統地進行臺灣自清代以來法制習慣與經濟活動調查，以作為理解臺灣進而有效治理臺灣的基礎。

「舊慣調查會」工作之推動與成果
　　「舊慣調查會」由當時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出任會長，聘請任教於京都帝國大學法學博士岡松參太郎為第一部部長，主導法制調查，第二部部長由愛久澤直哉擔任，總督府稅關長宮尾舜治等多人任委員，主要負責臺灣既有農工商產業經濟事務調查工作。明治36（1903）年，宮尾委員派赴歐美，改由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代理。其中，「產業」調查由筒井繼男、平野師應、黑谷了太郎、河野喜六等人負責，「交通保險條約」則由平野師應、片山為佐二處理，而小塚貞義負責「鹽制」方面調查，全書由平田德治郎、田原禎次郎、山內鹿之輔等人彙編，於明治38（1905）年2月出版《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

　　本館典藏《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上、下卷2冊共4編。第一編「產業」包括米、茶、砂糖、煙草、胡麻、姜黃、龍眼、金及砂金等產業，附錄明治31年臺南縣調查〈南部臺灣ノ柑橘〉一文；第二編「地方產業一斑」則以基隆廳、臺北廳、苗栗廳、臺中廳、彰化廳、南投廳、斗六廳、嘉義廳、鹽水港廳、臺南廳等各地方行政單位為對象，順次說明人口、行政、街庄社區沿革以及地勢及物產等；第三編「交通」包括通訊、港灣、航海、船舶；第四編「一般經濟資料」包括勞銀、生計費、保險、通商及航海條約、鹽制。

　　其中第一編「產業」提供臺灣總督府對臺灣既有產業有一全面性了解，某種程度或對後來發展農業臺灣以及專賣事業政策有所影響。而第四編「一般經濟資料」則彙整當時臺灣常民經濟活動與社會文化；如各類產業、勞工層級、分工內容與生計費用等；其中上等社會生計費用記載食物、嗜好物、春冬夏秋用服、裝飾費、家具費等，下等社會則分為小農、職工、行商生計費用等。透過這批資料，今人亦可窺見20世紀初期臺灣社會各階層的社會生活樣貌。

　　在此「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成立前一年（1900），已有一群總督府與法院官員自發性成立「臺灣慣習研究會」，並出版月刊型雜誌《臺灣慣習記事》（註4），組成份子與上述「舊慣調查會」多有重疊，內容同樣涵蓋臺灣法制、經濟、歷史及地理、教育、宗教與風俗等。參考後藤新平以「臺灣慣習研究會」副會長身分接受《東京日日新聞》報社記者訪問之談話筆記〈經營臺灣必須調查舊慣制度之意見〉（註5），文末提到對臺灣舊慣制度的調查不足、缺乏有系統的分析與綜合研究，故有必要由政府撥款特設機關，延聘專門學術人員從事調查研究工作。故或可推測後藤長官當時已有整合個別零星調查、朝通盤規劃，以官方資源執行的想法了。（註6）不過，相較於《調查經濟資料報告》必須具有官方文件規格的整理，《臺灣慣習記事》則內容涵蓋較多人類學式的地方風俗記載，讀者如欲研究則可兩相參考。

　　至大正8（1919）年初，日人對臺灣法制經濟相關舊慣的調查已告一段落。乃由當時的明石元二郎總督於同年3月31日報請中央廢止此機構，隨後在5月6日以敕令175號宣示廢止〈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規則〉，這些在19年間陸續參與任務的政府官員、技術官僚、學者等，分別各自回歸所屬單位，有些人員則因後藤新平轉任滿鐵總裁後改赴該地從事調查。

（註1）本館典藏「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005800200175~000005800200180。
（註2）負責監督臺灣總督府各項政務。
（註3）由臺灣總督府參事官長兼任。
（註4）《臺灣慣習記事》自明治34-40年間共發行7卷，本館典藏日文原版（臺灣慣習研究會編輯）及本館前身臺灣省文獻會編譯之中譯本。
（註5）《臺灣慣習記事》第1卷第5、6號。
（註6）有關這部分的討論可參考鄭政誠，2000.9，〈日治初期臺灣舊慣調查事業的開展(1896-1907)〉，《回顧老臺灣、展望新故鄉──臺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頁225-264。

圖2 明治34年10月25日敕令第196號〈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規則〉（臺灣總督府府報0071011048a004~ 0071011048a005）

圖7 大正8年3月31日臺灣總督府報請廢止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規則（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29120100438~000029120100441）

第55期 中華民國99年05月28日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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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 調查經濟資料報告》

第55期中華民國99年05月28日發行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