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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臺灣事

沈光文(款)小行草條幅-引自本館民國100年出版《翰墨大觀臺灣早期書畫專輯(三)》頁280
沈光文(款)小行草條幅-引自本館民國100年出版《翰墨大觀臺灣早期書畫專輯(三)》頁280

沈光文「大明龍興」墨寶辨偽

文/林文龍/本館編輯組研究員

  古代水墨書畫,容易作偽,技術高明的偽跡,常有真假莫辨的困擾,因此鑑定古書畫,「流傳有緒」是重要憑證之一。經過歷代名家遞藏、著錄的書畫,爭議性最少,否則一幅數百年間不曾露面,未經藏家鑑賞的作品,忽然憑空「出土」,不免令人懷疑其真實性。

  臺灣自明鄭時代,開始有漢人墨寶流傳,寧靖王朱術桂、延平郡王鄭成功均有作品傳世。朱術桂僅存的幾件書法,風格一致,品相蒼古,自日治時期以來,迭經著錄,尚無真偽爭議。鄭成功書法,則疑信相參,須視個案而論。而來臺時間早於鄭成功的沈光文,過去從未有人見過,本(100)年卻在本館的「翰墨大觀-臺灣早期書畫」特展中亮相。

  沈光文這件書法條幅,為行草書體,內容是「大明龍興三百年,治平日久,人遂忘亂。韃靼乘虛而破兩京,神州悉污腥羶。成功深荷國恩,不敢坐視,故渫血以報讎為念。徘徊閩浙之間,以義感人,從者頗眾。然孤軍懸絕,千辛萬苦。中心未遂,日月幾何。成功生於貴國,仰望實深。今際艱難之時,願貴國憐之。乞假數萬之兵,則感義無限矣。」(以下簡稱「大明龍興」)落款為「大明永曆十五年春 節錄鄭延平郡王與日本幕府書」

  展覽之前,有機會見到相片,大為驚訝,此時此地居然還有沈光文書跡,然而仔細瀏覽一過,卻令人失望,整個作品,充滿了疑問。首先是紙張太新,傳世400年的紙類書畫,不應如此之新。再看寫作時間「永曆十五年春」,即1661年陰曆1至3月,這時鄭成功尚未入臺(鄭於陰曆4月1日登陸鹿耳門),沒有寫作的動機,甚至他根本不可能見到這封書信。再說款中稱鄭成功為「鄭延平郡王」更是不得體,很有「現代感」,依現存明鄭史料,鄭氏僚屬之稱成功,稱「藩」、「賜姓」、「國姓」及「招討大將軍」都有,就是沒有「鄭延平郡王」,有此種種問題,向策展專家提出,間接得到的答覆是「符合文獻記載」、「沒有問題」,最後只接受筆者建議,在目錄的沈光文下括註「款」字,以示存疑。

  當時開展在即,圖錄也將定稿,已經無暇詳加考證,況且文獻有記載,即使明知有問題,一時之間亦難予論斷,也就未再深入考究。近日重讀有關鄭成功抗清失敗原因分析的舊論文,其中向日本求援未報一事,就提到「大明龍興」這段文字,再度引起筆者關注。

  鄭成功生於日本,母親且為日本婦田川氏,因此與日本淵源深厚。自舉義抗清之後,深感窮促東南一隅之地,必須借重外援,曾先後於永曆2(1648)年、5(1651)年、12(1658)年三度向日本乞師。最早的永曆2年,鄭成功是「貽書于長崎譯官」向日本當局提出請求,內容已如前述「大明龍興」引文,這是文獻所本,也是判斷沈光文偽跡的關鍵。

  檢視明清兩代浩如瀚海的明鄭史料,絕無「大明龍興」一文,其實此文最早出自日人川口長孺的漢籍著作《臺灣割據志》而來,此書約成於日本文政5(1822)年(即清道光2年),或稍前;文政11(1828)年(清道光8年),同作者的《臺灣鄭氏紀事》,再度引用,內容完全相同,卻與目前所見略異,原文如次:「成功又貽書于長崎譯官曰:『大明龍興三百年,治平日久人忘亂;韃靼乘虛破兩京,神州悉污腥羶。成功深荷國恩,故將蹀血以一報讎,徘徊浙閩間,感義頗有樂從者。然孤軍懸絕,千苦萬辛,中心未遂,日月其邁。成功生于貴國,故深慕貴國;今艱難之時,貴國憐我,假數萬兵,感義無限矣!』有故皆不報(《華夷變態》。按彩及成功書,本書不載原文,載「國語」譯文,今以所譯「國語」,再修辭而為漢文,若得原文比校,字句之間不必符合,然於大意或不大逕庭也)。

  川口長孺明確載明資料出處,據所著二書,可知出自日本日文舊籍《華夷變態》一書,但該書「不載原文」,已經翻為「國語」(日文)譯文,川口氏因係漢文著作,不得不再「以所譯『國語』,再修辭而為漢文」,一往一來,鄭成功這封書信就成了日本味濃厚的漢文。

  《臺灣割據志》、《臺灣鄭氏紀事》流布之後,開始引起學者注意及引用,川口長孺所譯,畢竟和味十足,後人引用難免又予潤飾,首先是署名「匪石」者,於1900年撰寫《鄭成功傳》,其參考書目即列有《臺灣鄭氏紀事》一書,文字上稍有增刪,文云:「而成功卒以孤軍懸絕,無所用武;又念母田川氏以日產殉身國難,東望神山,吾弟尚在;乃以一紙書寄於日本長崎譯官,略曰:『大明龍興三百年,治平日久,人人忘亂,□□乘虛,攻陷兩京,愴懷神州,咸被腥羶。成功深荷國恩,義無返顧,徘徊閩、浙,頗有從者。然孤軍懸絕,萬辛千苦,中心未遂,日月其邁。成功託生貴國,深慕俠風,伏維仗義,假我師旅。惟執事實昭鑒之』!其中兩個缺字,以前文比對,當為「韃靼」二字,此為清政府治下避免肇禍的寫法。

  其次,連橫出版於1921年的《臺灣通史》,在卷十四「外交志」,再度引述這封鄭成功與日本幕府打交道的書信,連氏著史,以「倣龍門之法」自許,當然難免又有所更動,說是:「永曆三年,復遣使乞師。寓書曰:『大明龍興三百年,治平日久,人遂忘亂。韃靼乘虛而破兩京,神州悉污腥羶。成功深荷國恩,不敢坐視,故渫血以報讎為念。徘徊閩浙之間,以義感人,從者頗眾。然孤軍懸絕,千辛萬苦。中心未遂,日月幾何。成功生於貴國,仰望實深。今際艱難之時,願貴國憐之。乞假數萬之兵,則感義無限矣』。是時日本方行鎖港之策,文恬武嬉,不欲有事國外,幕議不可,唯時饋軍糈以助之。」連氏改文,將致書時間由「永曆二年」改為「永曆三年」,可能是筆誤,或有其他依據,此不討論。

  以《臺灣通史》版「大明龍興」信文,再與墨跡比對,可發現墨跡是以《通史》版為底本,書寫時卻又隨興挪改、增加了幾個字,首先是「以報讎為念」,改為「以興國報讎為念」。此外,如「徘徊閩浙之間」,可能認為缺乏主詞,於是將下文的「然孤軍」三字借用,成了「然孤軍徘徊閩浙之間」,但與下文合觀,「然孤軍」就顯得重複累贅。又「中心未遂」,川口、匪石、連橫三個版本,都是如此,並無錯誤,「中心」一詞,十三經中所見極為頻繁,古人解謂「中心,言哀樂之情,動於心志之中」,本來毫無問題,書寫者擅自改為「忠心」,弄巧成拙,反而壞事。

  過去的年代,有專門製作假字畫的行業,圈內人稱之為「後門造」,這些業者,唯恐將來以假亂真,習慣上會在偽跡故意留下破綻,諸如年代不符作者生平,年號中無此干支、故意寫錯字等等,無非提供後世鑑賞家考證的依據。「大明龍興」書信,為當年軍事機密,外人不可能得閱,因此鄭氏僚屬以及清初人所著相關史著,絕無提及者,其故在此。墨跡標示的「永曆十五年春」,鄭成功尚未入臺,這時的臺灣「為荷人所踞」,沈光文「受一廛以居,極旅人之困」(語見《臺灣通史》),更不可能有機會讀到此信。退一步說,即使他真讀過原信,揮毫寫為條幅,絕不會與《通史》版本雷同。

  再說川口長孺著書時的身分是「彰考館編修總裁」,已經無法看到書信原件,他只能利用《華夷變態》的日文版,再轉譯為漢文,成了後世研究者所本,當然所謂沈光文更不可能看到此轉譯文的連橫潤飾版。「墨跡」出處如何,其實不辨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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