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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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讀檔案

臺灣產婆、助產婦制度之建立
　　產婆是一種古老的行業，然而將臺灣產婆納入制度管理並接受醫事教育訓練，是在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日治臺灣之初，產婆是歸地方官廳管理。明治30年（1897）10月底止，合格開業的產婆僅臺北縣8人、臺南縣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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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防瘧工作實施概況》
　　民國100年1月31日上午有位陳姓讀者至本館圖書室詢問，館內是否有《臺灣省防瘧工作實施概況》一書可供參考？據陳姓讀者說明，他係因友人有學術研究參考需要，且就他所知此書全國僅有1本留存。筆者聽聞後立即查詢本館圖書系統，並欣喜地在日文圖書室找到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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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物小常識

供桌～三件桌
　　供桌是傳統家庭中供奉神明、祭祀祖先的神案。三件桌早期多為一般小康家庭才能擁有，頂桌位置為全家之正中央，高度最上，在人倫佈置上是家中之尊位，供奉神像彩畫和神主牌位等，奉請神明祖先坐大位，隨時讓子孫可以崇德思遠，以惕勵自己；下桌則安置長時照明器具，如燭臺燈具，這裡有實際照明的功能，也有象徵前景光明遠大，子孫走正路、行仁孝，滿室和馨快樂的佳願；八仙桌則做為祭祀供品的敬奉桌，擺置三牲素果菜餚香紙，祈求豐收足食，平日也可以做為家庭正式聚會的餐桌。三件桌是傳統家庭兼具實用與象徵意義的重要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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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桌～中案桌
　　案桌即是供桌，有些小家庭正廳供奉神明的供桌，把頂、下桌兩張簡化成一張，規格尺寸介於頂、下桌之間，但仍比書齋或起居室使用的案桌高大些，再加一張八仙桌上下搭配即稱中案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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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眠床
　　紅眠床即所謂的架子床，臺灣的架子床因多漆朱紅色，所以民間通稱為紅眠床。臺式紅眠床的基本形式是床的三面有圍，四角立柱略往內傾，使蚊帳能密貼，床內側的上方有格架抽屜，上有頂棚，頂下四周通常還有橫楣。臺灣一般也把紅眠床說是八腳眠床，是指床底由二組床架共有八根腳組合而成；另一說法是指除四圍之外，還有罩在其外的花罩而形成完整的方形結構，內架外罩共有八根立柱而稱為八腳眠床。

　　紅眠床一般用茄苳木、樟木或楠木製成，較高級的則用檀木、紅木或烏心石。精緻一點的會在床壁雕繪麒麟送子、牡丹富貴、龍鳳呈祥、喜雀青松等吉祥圖案，也會在床座前腿做束腰獅面馬蹄，牙板透雕花紋，雲紋壺門圈口和厚實托泥等，使整張紅眠床除了厚重安定感之外，也充滿優美的視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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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式」大眠床
　　臺灣在日治時期大正年間（1912至1925年），因受明治維新西化思潮的影響，工藝文化方面引進了西方中世紀、文藝復興、巴洛克，一直到印象派的藝術風格，形成所謂的「大正式」建築和傢具風格。「大正式」大眠床在裝飾風格上的一些特徵，是床壁所嵌明鏡鏡面四週有凸起的小圓花；床沿橫材造形和雕飾充分流露出十八世紀前半，法國路易十五世傢具的裝飾特徵的麥穗垂飾、象眼嵌珠玉、三彎腿等；輪廓曲折彎轉頗有巴洛克風格的手法，也重複地出現在圍板、腳踏椅、邊椅、花台小桌之上；頂棚帽緣的造形也接受西方希臘以降的建築檐頭線飾手法等等。「大正式」的家具是東西方歷史文化交流影響，以及臺灣傳統傢具和日本大和風格交融的具體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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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臺灣事

「臺灣文獻步道」之意涵（二）
　　鄭用錫＜勸和論＞有云：「夫人與禽各為一類，邪與正各為一類，此不可不分。乃同此血氣，同此官骸，同為國家之良民，同為鄉閭之善人，無分土，無分民，即子夏所言四海皆兄弟是也。況當共處一隅，揆諸出入相友之義，即古聖賢所謂同鄉共井者也。在字義，友從兩手，朋從兩肉；是朋友如一身左右手，即吾身之肉也。今試執塗人而語之曰：『爾其自戕爾手！爾其自噬爾肉』！鮮不拂然而怒。何今分類至於此極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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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鸞門出版異數—《海嶠鸞音》
　　臺灣的扶鸞著書，以信奉恩主體系的儒宗神教鸞堂分布最廣，鸞書著作亦最多。他如五福大帝以及瑤池金母信仰體系，亦各有扶鸞著書活動，惟數量較少。五福大帝系統的臺南西來庵，因余清芳抗日事件而著稱，為清代福州營兵的共同信仰，著有《警心篇》一書，即係「奉旨飛鸞闡教督造」而來。金母系統者宮堂稍多，如臺北大稻埕「三教杏壇」有承「瑤池老母」懿旨而著的《海嶠鸞音》一書，即是一例，書分「二十八集」，凡345篇，合訂一冊。

　　《海嶠鸞音》的扶鸞者「三教杏壇」，顧名思義是以三教合一崇祀聖神仙佛的壇廟，以扶鸞著書為主要廟務，據該書版權頁記載，「三教杏壇」為臺灣省道教會團體會員之一，不過由「杏壇」二字，可知是個比較偏重儒家思想，為無鸞堂之名的鸞堂。正式印製約定稿於「天運甲辰」，即1964年，至1966年印製完成，由前臺北市長黃啟瑞領導的「善書海嶠鸞音頒贈委員會」正式發行。

　　本書雖傾向於儒，卻與「儒宗神教」鸞堂不相關連，是其特色之一。其印製發行，前有抗日志士張邦傑，後有市長黃啟瑞、礦業鉅子李建和等重量級人物參與，加上與「正宗書畫壇」合作，穿插銅版紙彩色頁的仙佛降筆書畫，可能開鸞書彩色印刷之破天荒。而負責全書校對的「杜爾瞻」，則是日治時期北臺名儒杜仰山，杜氏曾任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委員。有了這些組合，勸募極為順利，辜振甫也有鉅額捐款。此次捐款共得新臺幣9萬元，印製精美鸞書4,000冊，在物資缺乏的年代，不啻是大手筆，因此《海嶠鸞音》無論紙張、印刷、裝幀都臻上乘。

　　通常鸞書都會在各篇鸞文前後，附記扶鸞時間，方便查考，但《海嶠鸞音》並無此一記錄，且乏較為詳實的鸞務介紹，是為美中不足。不僅「三教杏壇」的創立無所著墨，就連著書到印刷歷程，也只能旁敲側擊，始能略窺始末。書前有「南宮孚聖」、「南宮孚佑帝君」兩序，前者未紀年月，後者則為「天運甲辰季冬」，即1964年農曆12月。文中說：「經兩年而著就，得一氣以呵成」，稍透露著書時程，據降序時間逆推，最遲在1962年的年底，「三教杏壇」已經開始進行扶鸞。

　　全部鸞文記錄，依據凡例所載，最初是以手寫油印，分給信眾。之後，再連載報紙型月刊。此一階段的關鍵人物，據贈書所附印刷信函表示：「是書前由愛國志士張邦傑先生之倡首以謄寫版，繼刊於報紙，免費贈送各界，因志士西歸而致中斷」。張邦傑，高雄旗後人，1897年生，早稻田大學畢業，臺灣文化協會與民眾黨。後在福建成立「臺灣革命黨」，為國民政府少將，與李友邦等發起組成「三民主義青年團」，1941年1月，成立「臺灣民眾協會」。1945年，為接收臺灣核心成員。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參議等，卒於1964年。張邦傑為近代臺灣知名政治人物，可能少有人知道他也是個熱心勸善的鸞門人物。

　　張邦傑過世後，「因志士西歸而致中斷」，三教杏壇同人「因恐歲月轉轂，易於散漫」，乃由社會地方士紳發起「善書海嶠鸞音頒贈委員會」，計畫編印單行本，以廣流傳。委員會請剛卸任的臺北市長黃啟瑞，擔任主任委員，副主委則有李建和、許火車、黃朝君，常務委員為詹聰義、許尚文、李丙心、駱水源、陳許鳳吟等。黃啟瑞為臺北市第八屆、十屆市長，1964年6月卸任。李建和，臺北瑞芳人，李建興之弟。曾任臺灣省議員，為臺灣煤礦鉅子。許火車為鸞門活躍人士，曾任財團法人臺北智仁堂第一任負責人。詹聰義字青涯，號自虔，法號慧明居士，臺北人。東京外國語學校、早稻田大學法學系畢業，國際文化學院及瑞士聯邦州立伯恩大學法學博士。曾任軍法官教官、教授等。李丙心，臺北平溪人，成淵學校法律經濟專科畢業，曾任臺北市議員及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三屆議員、第一屆省議員。駱水源，臺北市人。臺灣商工學校商科畢業，歷任臺灣新報社、民報社記者、臺北市參議員、第一屆臺北市議員。

　　《海嶠鸞音》本由「三教杏壇」扶鸞著書，但在印製過程，卻與扶鸞書畫的「正宗書畫壇」結合，而在書中留下精采的仙佛書畫。兩壇（三教杏壇、正宗書畫壇）如何結緣，不得而知，宗旨一致及成員重疊可能是重要原因。正宗書畫壇接手之後，曾做了若干「修補」，凡例載：「《海嶠鸞音》仰蒙至聖先天老祖之特命，蓮臺聖、岳聖、濟佛三聖佛，駕臨正宗書畫壇，揮毫恩賜聖藻，闡化道妙，增添玄機，留存下土，以助深味大道之綜合寶冊也。」凡例附註又說：「然為道謹慎，數次請鸞，荷蒙蓮臺聖臨壇，奉命修補全卷，以完就而付印者也。是故既頒之謄寫及新聞版等，若有部分差異，應遵聖命，以本冊為準正。……至本書之標點，悉由敝壇為之，謹特此補充說明焉。」修改字句以及全部標點，都是經過正宗書畫壇斟酌，尤其前者仍是請鸞臨壇修訂。

　　正宗書畫壇，顧名思義，以恭請仙佛臨壇揮毫書畫為主要鸞務，與一般鸞堂以詩文降筆不同。書由該壇出版，也因而留下數十幅仙佛降筆書畫，其中彩色銅版紙印刷者15頁，「三教杏壇」詩文、「正宗書畫壇」書畫合為一書，圖文並茂，就臺灣鸞門出版史而言，雖未必是絕後，至少稱得上是空前。《海嶠鸞音》出版至今，將近五十年，「正宗書畫壇」後於1972年6月奉准立案，並改名「正宗書畫社」，如今盛名遠播，而三教杏壇似乎已不再活動，《海嶠鸞音》的流傳，薈萃書畫詩文，堪稱臺灣鸞門異數，也見證兩壇合作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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