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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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活動

第五屆臺灣古文書學術研討會及學員名冊
時間：民國100年5月1日（星期日）
地點：本館文獻大樓3樓會議室

本活動係由本館與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南投縣政府文化局、臺灣古文書學會等聯合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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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讀檔案

淺談大稻埕郵便支局之位址
　　明治29(1896)年4月20日府令第二號指定設立臺北郵便電信局大稻埕支局，由臺北郵便電信局指派人員兼任局長，接受臺北郵便電信局之指揮，主要辦理收投外國郵件業務，原址位於大稻埕建昌街（今貴德街）一丁目12號，當時建昌街緊鄰淡水河，水路交通極為方便，但由於該房舍構造不盡完善，通風及採光不佳，白晝亦須點燈，且逢雨季必浸水，執行業務上甚為不便，明治36(1903)年6月臺北郵便電信局長曾禰吉彌覓得同街一丁目52號至57號，座落於建昌街第四個路口之2層樓磚造建築，其外觀形狀、內部構造及採光皆符合業務所需，且租金同樣為每月120圓，作為支局房舍甚為理想，上稟臺灣總督申請遷移奉准，於明治36(1903)年10月1日遷移至新址營業。

　　明治42(1909)年10月31日，臺灣總督府以大稻埕郵便支局與臺北郵便電信局距離甚近，除收投某些特殊郵件外並無其他業務，實質上僅剩出張所之功能，故廢除大稻埕郵便支局改設大稻埕郵便出張所，兼辦電信、電話業務。

　　現今台北市貴德街除鄰近之淡水河後退，多出一塊河川綠地之外，與當時建昌街之街道形狀並無重大改變，比對臺灣總督府檔案之附圖，現今貴德街44號李春生紀念教堂應該是當初大稻埕郵便支局新遷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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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と雲と蕃人と－臺灣高山行》
　　「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是我們重勘日治時期歷史的重要概念和視角。它不只開展出重新審視臺灣總督府在臺建立起的種種政策、制度的反省向度，更微妙地反映了被殖民者（特別是被殖民地的知識份子）如何擺盪於認同與抵抗之間的「協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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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物小常識

公婆椅
　　公婆椅是靠背椅的一種，就是只有靠而沒有扶手的椅子。靠背由一根搭腦、兩側兩根立材和居中的靠背板構成；進而言之，搭腦的兩端出頭則稱燈掛椅，或美人肩椅子，是流行於中國南方的一種古典坐椅。因沒有扶手所以入座時左右就沒有障礙，多放置在寢室臥房或側廳，取其體積小，輕便適用。臺灣一般稱為公婆椅或公媽椅，夫妻、公婆對坐，說明其關係的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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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椅
　　此式椅面如圓凳，型較小，為起居室和臥房使用之休閒椅，以由下往上張開的椅背，形似孔雀開屏而得名。上端有搭腦，沒有扶手，是公婆椅的一種。其扁狀四腳不做線腳，而向下向外張開點地，增加穩定性，有十字交叉水平橫棖，用材厚實，堅挺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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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臺灣事

「阿Ｑ之弟」徐坤泉
　　戰後成立的臺灣省通志館，以及改制後的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是個臥虎藏龍的機關，首任館長（主任委員）林獻堂出身霧峰林家，他是日治時期領導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臺灣總督府作抗爭的社會領袖，有「臺灣民族運動先驅者」的殊榮。在林獻堂號召之下，館（會）內薈萃了不少文化界的精英，尤其是文學方面，傳統文學、新文學，兼而有之。就新文學而言，張文環、陳虛谷、廖漢臣、徐坤泉等都是知名人物，張文環、陳虛谷，較早離開省文獻會，各闖出一片天，都有全國性的知名度；廖漢臣留在文獻會，寫作不輟，留有不少經典作品，在戒嚴體制時代，許多人的「認識臺灣」，都由其書間接而來；徐坤泉命運坎坷，英年早逝，省文獻會前主委林衡道說他是「“臺灣人的悲哀”最典型人物」，令人感嘆！

　　徐坤泉是現今澎湖望安人，明治40(1907)年出生於將軍澳，少年時代因家庭生活困苦，一如許多澎湖鄉親，選擇了港都高雄作為他們奮鬥的出發點。於大正7(1918)年定居高雄旗津的徐坤泉，仍無法進入體制內的公學校就讀，只能接受半工半讀的書房教育。當時旗津陳錫如的留鴻軒書房，最負盛名，徐坤泉也順理成章，成為留鴻軒子弟，並參與旗津吟社活動。

　　隨著陳錫如的逝世，留鴻軒子弟分散各處。昭和2(1927)年，徐坤泉定居臺北，也在留學中國風氣的激盪之下，負笈廈門英華書院、香港拔萃書院，再由香港前往上海，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他的流利白話文，便是得力於這趟學習之旅。大學畢業後，最初擔任「臺灣新民報」海外通信記者，足跡遍及日本、南洋等地，也開始從事小說寫作。昭和10(1935)年，「臺灣新民報」調回臺北總社，於是在該報日刊學藝欄連載發表長篇小說《暗礁》、《可愛的仇人》、《靈肉之道》諸作，成為家絃戶誦的作品，擁有中下階層廣大的讀者群，就連人力車伕、旅社女傭，都喜歡閱讀。

　　昭和12(1937)年7月，爆發了日本侵華戰爭，臺灣進入戰時體制；然而《臺灣新民報》已先在3月31日，提前結束了漢文欄的刊行，徐坤泉只得另謀他棲。恰好這時的《風月報》正謀復刊，希望借重徐坤泉魅力，聘請他擔任主編。徐坤泉接手之際，正值戰爭時期，臺灣島內經濟蕭條，《風月報》經營本已不易，這時更加惡化，於昭和18(1943)年10月被迫停刊。

　　《風月報》結束，徐坤泉轉往中國大陸發展，這段經歷，據林衡道說法是「日本官方對徐坤泉的中文言情小說很不高興，在中日戰爭前夜加以迫害，所以逃亡到中國大陸，在湖南長沙擔任永安堂虎標萬金油的總經理，頗有建樹。但是中國政府懷疑他是日本間諜，就將他逮捕，永安堂幫他保釋，遭遣回臺灣，到了臺灣以後，他又被日本憲兵以中國間諜的罪名逮捕下獄，後來不得已才以替日本軍隊做事為交換條件而獲得釋放。臺灣光復以後，他又被中國政府以戰犯的名義逮捕，判刑一年半。」徐坤泉受到日本政府迫害，林衡道所言可能是事實，但證以《風月報》的刊行，時間絕不可能是「中日戰爭前夜」，如真有此事也應在該報停刊之前。此外，徐坤泉「不得已才以替日本軍隊做事為交換條件」一事，如果屬實，則與他後來擔任汪精衛政府的「和平建國軍」參謀有密切關係。

　　民國38(1949)年7月1日，臺灣省通志館改制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林獻堂聘請了許多知識精英進入省文獻會服務，徐坤泉的職稱，頗為含糊，有人說是編纂、委員或編纂委員，委員或編纂委員，前者查無確切史料，後者無此職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續志》記載則是編纂，並有到職日期民國39(1950)年9月，理應有檔案可據，較為正確，但經詢人事單位，館內只有簡單的徐坤泉資料，職稱是「協纂」，《臺灣省通志》文學篇第二冊前有纂修者廖漢臣之說明，提及徐坤泉，一再稱他為「徐故協纂」，當時人記當時事，加上人事資料，徐坤泉擔任省文獻會協纂是最可靠的說法。

　　省文獻會主要職掌是纂修臺灣省通志，自非從事新文學創作的臺籍作家所能勝任，加上部份人還有語文上的障礙（如張文環），影響了修志工作。徐坤泉有漢學基礎，白話文流利，對於修志工作應該勝任愉快，不料與廖漢臣、張文環合撰的《臺灣省通志稿‧學藝志文學篇》，竟然遭禁。省文獻會前委員王世慶曾提及此事：「一般來說，政府不曾對文獻會送審的稿件加以否定，文學篇卻是例外。原本文獻會請廖漢臣、徐坤泉及張文環等人，撰寫日治時期的臺灣新文學的發展，但卻不知何由被禁止」。

　　檢視後來公開發行的《文學篇》，共有三冊，第一冊「乾嘉以前之詩」，係由徐坤泉執筆並出版。民國43(1954)年7月，徐坤泉以肝癌病發逝世，第二、三冊由廖漢臣繼續完成。廖漢臣在第二冊前詳細其事：「本志文學篇之纂修，原由徐故協纂與本人分任其事。日治時期以前，由徐故協纂主之，日治以後，由本人主之。嗣因徐故協纂罹病急逝，乃由本人續修其稿……。」廖漢臣所記，只是針對「現況」敘述，之前遭禁原委，隻字不提，推測徐坤泉及張文環都長於日治時期新文學，尤其是徐有《臺灣新民報》、《風月報》主編經驗，交遊廣闊，由他們執筆最為妥洽，起初的日治時期撰稿名單，當有張、徐兩人。既發生遭禁風波，顯然第三冊日治時期新文學已經完成初稿。事件之後，徐坤泉鬱鬱而終，張文環落得「該員工作不力對於編纂省志迄無成績」遭到解聘。語文問題，向來是關注焦點，事件後的不配合（不修改或不重寫），可能才是致命傷。最後，廖漢臣臨危受命，收拾殘局，《文學篇》第三冊不再出現新文學篇幅。稍後，即民國43年12月10日臺北市文獻會出版的《臺北文物》第三卷第三期「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續集」，遭到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查禁沒收，可算是通志《文學篇》稿遭禁的餘波盪漾。

　　徐坤泉筆名為「阿Ｑ之弟」，阿Ｑ是魯迅筆下的虛擬人物。為徐坤泉《可愛的仇人》作插畫的雞籠生說：「阿Ｑ是個弱小民族中的弱小者，是個無抵抗主義中的無抵抗者，他至死不明身犯何罪？何謂死刑？當局為何置他於死地？」阿Ｑ已矣，徐坤泉特立獨行，以傳承阿Ｑ精神為己任，「阿Ｑ之弟」命名意義在此，證以上引林衡道之言，徐坤泉屢次遭受不同政權逮捕，真有「不明身犯何罪」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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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獻步道」之意涵（七）
　　姚瑩〈答李信齋論臺灣治事書〉文中表明「善治國者，如理一身。氣血流通，官骸運動，乃可以無病。苟一支一節，氣滯血凝，則病作矣。然投劑者必審其秉體之強弱，與受病之淺深。有同病而異藥者，其奏效一也。又聞為政在乎得民。而得民者，必與民同其好惡。閣下由泉而之臺，臺之民，半泉人也。泉人之為病，與其好惡，既習知之矣，若臺人之為病，與其好惡，容或有同而異者。是豈可以無辨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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