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5期 中華民國112年10月30日發行
客家專題系列講座：從臺灣客家到東南亞客家：社團經營模式的異同（同步線上直播）
主講人：利亮時（高雄師範大學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
時間：2023年11月9日（四）14:00～16:00（13:30 開放入場）
地點：國史館4樓大禮堂（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1段2號）
內容簡介：
客家人從中國南方的省份向外移民，而臺灣與當時的馬來亞都是客家移民落腳的地方，而就移入的時間來看，臺灣始於清朝初年，而馬來亞則是在清中晚期。由於兩地的社會形態不同，這亦使客家人在兩地的發展有明顯的差別。
在社團組織方面，會館是東南亞客家人重要的社會組織。在東南亞，特別是馬來亞地區，隨著歷史的發展，會館的類別也衍生出很多種，有地緣會館（包括省、縣甚至鄉層級），有以姓氏為主的虛擬親屬或血緣會館，也有以行業別來分類的業緣會館。本文所談的客家會館或同鄉會主要係以地緣團體為主。會館除了有互通資訊、聯誼之外，相當程度也有自保的功能，在現代國家尚未發展的年代裡，會館具有保護同鄉生命與財產的功能，或將客死異鄉的同鄉運回原籍安葬，從中可以看到會館在移民社會具有相當大的功能性。
隨著東南亞區域，如馬來亞、新加坡與印尼等地在二戰後民族意識高漲，紛紛宣布獨立建國，而會館功能亦隨著這些國家的獨立而有所改變，不同的國家與不一樣的政策影響則讓會館的發展有著歧異之處。以馬來亞為例，在獨立建國之後，會館的功能雖然有些改變，但在獨尊某族群政策的影響下，會館仍然是華人社會的支柱和族群教育的維護者，基本上與英殖民時期的差異不大，反觀新加坡在建國後，會館的功能就逐步被政府所取代。清中晚期的臺灣，汀州人移入淡水建立信仰中心鄞山寺，該寺除了是信仰寺廟外，亦兼具照顧汀州人的汀州會館，這種形式十分類似東南亞的會館之發展。然而汀州會館並沒有如東南亞的會館，其功能性逐漸擴大，反而是在汀州移民減少後，又退回到信仰中心的位置。這種有異於東南亞會館的演變與臺灣的社會型態有著密切的關係。
歡迎有興趣者蒞臨參加，教師及公務人員全程參與者，可核發研習時數2小時，相關報名方式，請逕上國史館網站查詢： https://www.drnh.gov.tw/p/423-1003-438.php?Lang=zh-tw
主講人：利亮時（高雄師範大學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
時間：2023年11月9日（四）14:00～16:00（13:30 開放入場）
地點：國史館4樓大禮堂（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1段2號）
內容簡介：
客家人從中國南方的省份向外移民，而臺灣與當時的馬來亞都是客家移民落腳的地方，而就移入的時間來看，臺灣始於清朝初年，而馬來亞則是在清中晚期。由於兩地的社會形態不同，這亦使客家人在兩地的發展有明顯的差別。
在社團組織方面，會館是東南亞客家人重要的社會組織。在東南亞，特別是馬來亞地區，隨著歷史的發展，會館的類別也衍生出很多種，有地緣會館（包括省、縣甚至鄉層級），有以姓氏為主的虛擬親屬或血緣會館，也有以行業別來分類的業緣會館。本文所談的客家會館或同鄉會主要係以地緣團體為主。會館除了有互通資訊、聯誼之外，相當程度也有自保的功能，在現代國家尚未發展的年代裡，會館具有保護同鄉生命與財產的功能，或將客死異鄉的同鄉運回原籍安葬，從中可以看到會館在移民社會具有相當大的功能性。
隨著東南亞區域，如馬來亞、新加坡與印尼等地在二戰後民族意識高漲，紛紛宣布獨立建國，而會館功能亦隨著這些國家的獨立而有所改變，不同的國家與不一樣的政策影響則讓會館的發展有著歧異之處。以馬來亞為例，在獨立建國之後，會館的功能雖然有些改變，但在獨尊某族群政策的影響下，會館仍然是華人社會的支柱和族群教育的維護者，基本上與英殖民時期的差異不大，反觀新加坡在建國後，會館的功能就逐步被政府所取代。清中晚期的臺灣，汀州人移入淡水建立信仰中心鄞山寺，該寺除了是信仰寺廟外，亦兼具照顧汀州人的汀州會館，這種形式十分類似東南亞的會館之發展。然而汀州會館並沒有如東南亞的會館，其功能性逐漸擴大，反而是在汀州移民減少後，又退回到信仰中心的位置。這種有異於東南亞會館的演變與臺灣的社會型態有著密切的關係。
歡迎有興趣者蒞臨參加，教師及公務人員全程參與者，可核發研習時數2小時，相關報名方式，請逕上國史館網站查詢： https://www.drnh.gov.tw/p/423-1003-438.php?Lang=zh-tw
大衛紀念醫院（David Manson Memorial Hospital）
1865年12月馬雅各醫師（Dr. James Laidlaw Maxwell）在打狗「街仔內大竹里岐後地方」（註1）（今旗津）租屋建立禮拜堂，其後1866年9月在該禮拜堂對面開設一所有8張病床的西式醫院，稱之「打狗醫館」（Takow Chinese Hospital）（註2）。之後馬雅各醫師離開打狗，該醫館陸續由萬巴德醫師（Dr. Patrick Manson）（註3）、萬大衛醫師（Dr. David Manson）、連多馬醫師（Dr. Thomas Rennie）及梅威令醫師（Dr. William Wykeham Myers）接任。前述這些醫員（Medical Officer）在清朝時期，名義上是由大清帝國海關聘用，實際上是由英國人稅關長管理的通商港口海關聘用，主要業務是診療外籍人士，包括海關職員、外國僑民、船員，也服務當地居民及向海關回報氣象報告（註4）。
大衛紀念醫院（David Manson Memorial Hospital），又稱「慕德醫院」，舊址位於旗後（旗津）山腳（註5），建物現已經拆除。該醫院是當地人為了紀念曾經服務於該地的英國人醫師萬大衛，也就是萬巴德醫師的弟弟，而於1879年募款興建的醫院，由梅威令醫師負責，約有30床病床，在當時算是很進步的地方醫院（註6）。1881年醫院開業，接續原有打狗醫館為民眾服務。
大衛紀念醫院因為前有馬雅各醫師設立打狗醫館的基礎，洋式醫院已經融入通商口岸打狗港附近的居民日常生活之中，受到相當的信任與好評，只是醫院的經費來源一直未能確立，又無力阻擋募款經手人的貪婪惡劣，最終走向停止經營。
甲午戰爭後，清廷割讓臺灣，1895年日本接收打狗港，英國退出臺灣的海關，梅醫師不再任職於打狗海關，大衛紀念醫院經營艱難，梅醫師在1896年1月18日寫陳情書給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詳述醫院營運的經過，希望日本政府補助讓醫院可以繼續運作，內容如下：
然而，此陳情書上陳之際，正值臺灣總督府應付各種臺灣人的反抗行動，實施軍政的時期。總督府外事課認為在財政艱鉅的情況下難以決定是否補助，但此陳情書可以留作日後參考之用（註8），最終大衛紀念醫院並沒有獲得官方補助。
後來梅醫師離開臺灣，大衛紀念醫院在1901年捐給教會，由安彼得（Dr. Peter Anderson）醫師接掌，成了教會醫館，又稱旗後教會醫院，一直經營到1910年停辦（註9）。
註釋：
註1：賴永祥，〈教會史話106 在旗後建立教堂〉，《教會史話》第二輯（臺南：臺灣教會公報社，1995），頁15。
註2：葉振輝，《高雄市早期國際化的發展初探》（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15），頁50。
註3：〈神國的醫師 熱帶醫學之父萬巴德〉，《宇宙光》雜誌 第539期，2019年3月，https://www.cosmiccare.org/Magazine/Detail/2c653074-ffe9-4e3c-9935-5e4b9b7fc585，瀏覽日期：2023年10月16日。
註4：〈教會史話110 旗後醫務的進展〉，《教會史話》第二輯，頁27。
註5：同註2，頁51。
註6：同註2，頁52。
註7同註2，頁51，劉璈道臺在醫院啟用當天，宣示他每年捐100兩，總兵也捐了100兩，其他官員各認捐10-25兩不等。
註8：「在安平紀念病院維持ノ為メ保護出願ノ件」（1896-01-01），〈明治二十八年開府以降軍組織ニ至ル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書類第五卷衛生土地家屋戶籍人事軍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490a01。
註9：同註2，頁53-54。
1865年12月馬雅各醫師（Dr. James Laidlaw Maxwell）在打狗「街仔內大竹里岐後地方」（註1）（今旗津）租屋建立禮拜堂，其後1866年9月在該禮拜堂對面開設一所有8張病床的西式醫院，稱之「打狗醫館」（Takow Chinese Hospital）（註2）。之後馬雅各醫師離開打狗，該醫館陸續由萬巴德醫師（Dr. Patrick Manson）（註3）、萬大衛醫師（Dr. David Manson）、連多馬醫師（Dr. Thomas Rennie）及梅威令醫師（Dr. William Wykeham Myers）接任。前述這些醫員（Medical Officer）在清朝時期，名義上是由大清帝國海關聘用，實際上是由英國人稅關長管理的通商港口海關聘用，主要業務是診療外籍人士，包括海關職員、外國僑民、船員，也服務當地居民及向海關回報氣象報告（註4）。
大衛紀念醫院（David Manson Memorial Hospital），又稱「慕德醫院」，舊址位於旗後（旗津）山腳（註5），建物現已經拆除。該醫院是當地人為了紀念曾經服務於該地的英國人醫師萬大衛，也就是萬巴德醫師的弟弟，而於1879年募款興建的醫院，由梅威令醫師負責，約有30床病床，在當時算是很進步的地方醫院（註6）。1881年醫院開業，接續原有打狗醫館為民眾服務。
大衛紀念醫院因為前有馬雅各醫師設立打狗醫館的基礎，洋式醫院已經融入通商口岸打狗港附近的居民日常生活之中，受到相當的信任與好評，只是醫院的經費來源一直未能確立，又無力阻擋募款經手人的貪婪惡劣，最終走向停止經營。
甲午戰爭後，清廷割讓臺灣，1895年日本接收打狗港，英國退出臺灣的海關，梅醫師不再任職於打狗海關，大衛紀念醫院經營艱難，梅醫師在1896年1月18日寫陳情書給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詳述醫院營運的經過，希望日本政府補助讓醫院可以繼續運作，內容如下：
大衛紀念醫院是西洋式醫療機構，自設立迄今16年來一直都是無償提供本地人醫療資源，所需經費靠居住在本地的外國人及清國人捐款維持，前清國時的巡撫、道臺與其他官吏曾經每年捐助一定的金額（註7），其餘是向外國人及清國人募集。
大約14年前（1872年），清國的砂糖商人為了維持此醫院的運作，以1 Picul（1石）2 cent（仙）的比例向製糖業集資，到1890年減為1石1仙的比例，後來集資到達8萬弗（銀圓）的金額，但是都進到徵收人的口袋裏，沒有一分錢到紀念醫院或其他慈善會手中。
後來醫院因缺乏資金幾乎要關閉，貧民們都來抗議說不能關，他們也都曾經捐錢給醫院，而且聽說有製糖商人募款等。其實清國商人都把募款花光了，且那時捐款逐漸遞減到完全停止，該等商人的捐款一年也不過10至30銀圓。
又1885年〔清法〕戰爭的緣故，清國人無情的妨害，貿易沉滯，居留在此的外國人漸次減少，醫院的資金變成非常匱乏，我也一直思考如何繼續這事業，做了各種的努力，但到了1895年初還是不得不關閉了。
來自四方的本島人請求醫院再開，他們因為關閉醫院而陷入困難與不幸是很多人都目睹的。我就跟英國領事去遊說砂糖商人，要他們從不法的收取中捐少許約7,000圓給醫院，商人們卻說那些金額都充作修繕道路用等推辭。後來我們向官府控訴商人不法，官府中人反而利用此控訴向商人勒索些許金錢供私用，沒有任何金錢到醫院手中。
紀念醫院一直以來都是公益性的，是貧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每年來診者約5、6千人，其他往診的亦不少。聲名遠播到蕃地，每年來的蕃人不下於5、6百人。清國官吏心生嫉妒，禁止蕃人看診。這醫院成了我跟蕃人間結下深厚交誼的媒介，蕃人被禁止來醫院後，蕃人頭目揚言若不讓他們來醫院，以後不會在蕃地以外跟清國人見面進行任何政治上協議，結果至今也沒有禁止蕃人來醫院。蕃人跟我之間有最坦誠相對的友誼，我很歡喜做這份無報酬的醫務工作。除了居留本地的外國人患者（另外配置有2名看護）外，其餘的給藥與看護也都是免費的。
紀念醫院由委員會管理，英國領事與領事館的醫師是職務上當然委員，另外加入2名商人（不分國籍）委員組成委員會。如果閣下同意我所提請求的全部或是一部分，我建議委員會可以納入日本官吏1名，比如說鳳山出張所長擔任委員。至於會計事務由怡記洋行管理，每年度向委員會提出會計報告檢查。
如果閣下同意每年補助1,000銀圓，我們會另外設法募款500銀圓，這樣雖不足以完全擴展醫院，對於貧民而言就是很大的恩惠了。
帝國領土所及之處都會發展公共事業，是我所認知的日本政府慈善事業的一部分。紀念醫院成立至今已多年，眾所周知，如果醫院能夠在日本醫師的監督下再開業，不會跟將來若有新設立的其他醫院相衝突。紀念醫院的醫師雖然是外國籍，但是在醫師的職業倫理上是不分國籍的，一定會與日本醫師同心協力幫助病患，這點請無須掛慮。
紀念醫院與宗教完全無關，並不像海外多數的傳道醫院有來自外國的贊助款，此醫院的運作完全仰賴當地經費維持。
1896年1月18日 梅威令敬上
然而，此陳情書上陳之際，正值臺灣總督府應付各種臺灣人的反抗行動，實施軍政的時期。總督府外事課認為在財政艱鉅的情況下難以決定是否補助，但此陳情書可以留作日後參考之用（註8），最終大衛紀念醫院並沒有獲得官方補助。
後來梅醫師離開臺灣，大衛紀念醫院在1901年捐給教會，由安彼得（Dr. Peter Anderson）醫師接掌，成了教會醫館，又稱旗後教會醫院，一直經營到1910年停辦（註9）。
註釋：
註1：賴永祥，〈教會史話106 在旗後建立教堂〉，《教會史話》第二輯（臺南：臺灣教會公報社，1995），頁15。
註2：葉振輝，《高雄市早期國際化的發展初探》（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15），頁50。
註3：〈神國的醫師 熱帶醫學之父萬巴德〉，《宇宙光》雜誌 第539期，2019年3月，https://www.cosmiccare.org/Magazine/Detail/2c653074-ffe9-4e3c-9935-5e4b9b7fc585，瀏覽日期：2023年10月16日。
註4：〈教會史話110 旗後醫務的進展〉，《教會史話》第二輯，頁27。
註5：同註2，頁51。
註6：同註2，頁52。
註7同註2，頁51，劉璈道臺在醫院啟用當天，宣示他每年捐100兩，總兵也捐了100兩，其他官員各認捐10-25兩不等。
註8：「在安平紀念病院維持ノ為メ保護出願ノ件」（1896-01-01），〈明治二十八年開府以降軍組織ニ至ル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書類第五卷衛生土地家屋戶籍人事軍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490a01。
註9：同註2，頁53-54。
https://dict.th.gov.tw ">
彰化火葬場
人鬼殊途，各有所歸，各安其所，是許多民族信仰的核心；因此，慎終歸遠，喪葬禮儀，也就成了人生中必須處理的要事。然而，選擇何種葬儀，或土葬，或火葬，也受了思想信仰影響。
過去清國時代，因火葬方便，福建尚有此一風氣，例如曾任臺灣巡撫並駐臺的王凱泰即：「甫下車，為六言韻語，勸其士以立品勵學，勸其民以息訟止鬥；禁火葬（註1）。」然而，臺灣方志中，尚無臺人流行火葬之紀錄，自無專門設置火葬場之必要。
時至近日，環境丕變，火葬風氣已開，但場地有無，已不是接不接受火葬，或者火葬量需求的單純思維。反而因鄰避效應（NIMBY）（註2），而使得新建火葬場，一再被迫喊停。長期為臺灣大縣的彰化，近年即有不少反對新建火葬場案例；在這些報導中令人不解之處，部分則指出，彰化需要興建「第一座」火葬場。然而，彰化過去即有火葬場，而且也已經不只一處火葬場。
彰化火葬明確紀錄應自日軍入臺：「當日軍兵士病者皆抬至彰化病院，戰死者用火葬，埋在太高營後山（註3）。」此為日軍戰爭中之便宜事件，並非常態。但日本統治臺灣後，為便利日方遺族，將家屬遺骸攜回國內，即先於臺北創建火葬場（註4）。其後，因應需要發布「火葬場取締ニ關スル通達」對火葬的設置有初步規範（註5），彰化廳也在1906年發布「墓地火葬場及埋火葬取締規則施行細則」（圖1），規範廳內的火葬場設置（註6）。
彰化一地，開始有火葬場的籌設，則在前述規範制訂的1906年前。1903年彰化設有彰化衛生組合，由公醫日高幸平領導，擬收購市仔尾庄、牛稠庄及下山腳庄交界處（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內）土地來創設火葬場事業（圖2）。然而，業主所開價格過高（圖3），日高幸平只得以2,393名組合員共同名義（圖4），向臺灣總督府申請依據「臺灣土地收用規則」第五條，要求收購這幾塊土地。總督府在4月16日核准此一土地收買（註7）。
然而，日高幸平在此之前創設幾起公共事業，在土地徵用上，亦引起地方不少爭議，例如1902年，彰化衛生組合擬在彰化西門一帶創設第三座市場，其中有業主即以「土地家屋係承祖先傳來，不能放手」斷然拒絕了衛生組合的收購（註8），日高幸平亦向總督府要求以「臺灣土地收用規則」收購（註9）。1905年日高幸平即因大租權補償公債問題遭到免去公醫職務（註10），連帶彰化真正「第一座」火葬場，也就為之延宕。
1907年新任的彰化廳長小松吉久，對火葬場設置有較積極的作為， 1908年利用彰化東門外曝布埔公有土地（中山里一帶）規劃興建完成（註11）。1921年9月彰化第一公學校遷移至現中山國小位置（註12），如此，造成了學校與火葬場比鄰而居。因此，彰化街長楊吉臣在1926年5月申請借用公有土地（註13），預備將火葬場由原本曝布埔，移至寶潭山（註14）（華陽里、桃源里一帶）下（圖5）；這項新建搬遷工作在1927年3月完成（註15）。
而隨著火葬場鄰近人口的增加，推測在二戰前，彰化火葬場已作遷移。因此，戰後彰化縣政府民政局長段繼文則稱火葬場位於「第一公墓前」（註16）；除此之外，彰化員林（註17）與北斗（註18）亦有設置火葬場紀錄。以今日角度而言，彰化縣這些火葬場的利用率應不能稱為高度使用，1925至1929年間，彰化火葬場每年處理件數約僅在14至25人左右，並且其中除1925年外無本島人外，每年僅1人為本島人，其餘火化者皆為日本人（註19），凸顯當時臺人對火葬的接受度仍不高。
也因族群習俗不同差異，戰後政權易轉，對葬儀衛生的施政方向改變，並無積極而迫切推動火葬。到了1957年，管理單位稱彰化火葬場「于光復後由我政府當局接收，唯因年久失修，破損不堪，故嗣後迄未使用」（註20），才於該年11月完成火葬場的整修（註21），因此戰後歷經了10餘年，此一火葬場才又重新提供民眾使用。
然而，隨著人口增加，法規易變，加上民意高漲，雖然社會環境火葬的需求增加，但位於人口稠密地區的彰化各火葬場，也不得不走入歷史。所幸本館仍保有彰化火葬場相關檔案，在銷燬的記憶中留下見證。
註釋：
註1：俞樾，〈贈太子少保諡文勤福建巡撫王公神道碑〉，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續碑傳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頁120。
註2：鄰避效應指政府基於公共利益不得不設置某些公共設施時，該設施可能會對附近居民產生潛在的負面影響或風險，使得地方居民抗拒此公共設施之興建。
註3：吳德功，〈讓臺記〉，收入：羅敦曧、俞明震、吳德功，《割臺三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頁66。
註4：〈臺北死者の數〉，《臺灣新報》，1896年10月1日，版3。
註5：「火葬場取締ニ關スル通達」（1897年2月26日），〈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甲種永久保存第十四卷衛生〉，《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34030。
註6：「彰化廳廳令第五號墓地火葬場及埋火葬取締規則施行細則」（1906年3月31日），〈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二十七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181003X002。
註7：「土地收用」（1903年4月16日），〈明治36年4月臺灣總督府報第1325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1325a010。
註8：〈土地收用〉，《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10月8日，版3。
註9：「土地收用」（1902年12月26日），〈明治35年12月臺灣總督府報第1276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1276a020。
註10：「臺灣公醫日高幸平臺灣公醫免職ノ件」（1905年4月8日），〈明治三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七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123008。
註11：〈彰化通信／設火葬場〉，《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7月15日，版4。
註12：臺中州教育會，《臺中州教育年鑑》（臺中：臺中州教育會，1932年），頁146。
註13：「官有地無料貸下許可ノ件（彰化街）」（1926年1月1日），〈昭和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四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7336007。
註14：〈彰化／火葬場移轉〉，《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7月5日，版4。
註15：彰化街役場，《彰化街要覽》（彰化：彰化街役場，1930年），頁41。
註16：彰化縣議會秘書室，《第四屆第二次大會暨第三次臨時會》（彰化：彰化縣議會，1958年），頁56。
註17：員林街役場，《員林街勢要覽》（員林：員林街役場，1937年），頁25。
註18：彰化縣議會秘書室，《第八屆第六次大會暨第十一、十二次臨時會》（彰化：彰化縣議會，1975年），頁126。
註19：彰化街役場，《彰化街要覽》（彰化：彰化街役場，1930年），頁42。
註20：〈死人福音，彰市火葬塲，將興工修建〉，《臺灣民聲日報》，1958年1月17日，版3。
註21：〈彰化火葬場修好了，死人焚身有所〉，《臺灣民聲日報》，1958年1月17日，版3。
人鬼殊途，各有所歸，各安其所，是許多民族信仰的核心；因此，慎終歸遠，喪葬禮儀，也就成了人生中必須處理的要事。然而，選擇何種葬儀，或土葬，或火葬，也受了思想信仰影響。
過去清國時代，因火葬方便，福建尚有此一風氣，例如曾任臺灣巡撫並駐臺的王凱泰即：「甫下車，為六言韻語，勸其士以立品勵學，勸其民以息訟止鬥；禁火葬（註1）。」然而，臺灣方志中，尚無臺人流行火葬之紀錄，自無專門設置火葬場之必要。
時至近日，環境丕變，火葬風氣已開，但場地有無，已不是接不接受火葬，或者火葬量需求的單純思維。反而因鄰避效應（NIMBY）（註2），而使得新建火葬場，一再被迫喊停。長期為臺灣大縣的彰化，近年即有不少反對新建火葬場案例；在這些報導中令人不解之處，部分則指出，彰化需要興建「第一座」火葬場。然而，彰化過去即有火葬場，而且也已經不只一處火葬場。
彰化火葬明確紀錄應自日軍入臺：「當日軍兵士病者皆抬至彰化病院，戰死者用火葬，埋在太高營後山（註3）。」此為日軍戰爭中之便宜事件，並非常態。但日本統治臺灣後，為便利日方遺族，將家屬遺骸攜回國內，即先於臺北創建火葬場（註4）。其後，因應需要發布「火葬場取締ニ關スル通達」對火葬的設置有初步規範（註5），彰化廳也在1906年發布「墓地火葬場及埋火葬取締規則施行細則」（圖1），規範廳內的火葬場設置（註6）。
彰化一地，開始有火葬場的籌設，則在前述規範制訂的1906年前。1903年彰化設有彰化衛生組合，由公醫日高幸平領導，擬收購市仔尾庄、牛稠庄及下山腳庄交界處（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內）土地來創設火葬場事業（圖2）。然而，業主所開價格過高（圖3），日高幸平只得以2,393名組合員共同名義（圖4），向臺灣總督府申請依據「臺灣土地收用規則」第五條，要求收購這幾塊土地。總督府在4月16日核准此一土地收買（註7）。
然而，日高幸平在此之前創設幾起公共事業，在土地徵用上，亦引起地方不少爭議，例如1902年，彰化衛生組合擬在彰化西門一帶創設第三座市場，其中有業主即以「土地家屋係承祖先傳來，不能放手」斷然拒絕了衛生組合的收購（註8），日高幸平亦向總督府要求以「臺灣土地收用規則」收購（註9）。1905年日高幸平即因大租權補償公債問題遭到免去公醫職務（註10），連帶彰化真正「第一座」火葬場，也就為之延宕。
1907年新任的彰化廳長小松吉久，對火葬場設置有較積極的作為， 1908年利用彰化東門外曝布埔公有土地（中山里一帶）規劃興建完成（註11）。1921年9月彰化第一公學校遷移至現中山國小位置（註12），如此，造成了學校與火葬場比鄰而居。因此，彰化街長楊吉臣在1926年5月申請借用公有土地（註13），預備將火葬場由原本曝布埔，移至寶潭山（註14）（華陽里、桃源里一帶）下（圖5）；這項新建搬遷工作在1927年3月完成（註15）。
而隨著火葬場鄰近人口的增加，推測在二戰前，彰化火葬場已作遷移。因此，戰後彰化縣政府民政局長段繼文則稱火葬場位於「第一公墓前」（註16）；除此之外，彰化員林（註17）與北斗（註18）亦有設置火葬場紀錄。以今日角度而言，彰化縣這些火葬場的利用率應不能稱為高度使用，1925至1929年間，彰化火葬場每年處理件數約僅在14至25人左右，並且其中除1925年外無本島人外，每年僅1人為本島人，其餘火化者皆為日本人（註19），凸顯當時臺人對火葬的接受度仍不高。
也因族群習俗不同差異，戰後政權易轉，對葬儀衛生的施政方向改變，並無積極而迫切推動火葬。到了1957年，管理單位稱彰化火葬場「于光復後由我政府當局接收，唯因年久失修，破損不堪，故嗣後迄未使用」（註20），才於該年11月完成火葬場的整修（註21），因此戰後歷經了10餘年，此一火葬場才又重新提供民眾使用。
然而，隨著人口增加，法規易變，加上民意高漲，雖然社會環境火葬的需求增加，但位於人口稠密地區的彰化各火葬場，也不得不走入歷史。所幸本館仍保有彰化火葬場相關檔案，在銷燬的記憶中留下見證。
註釋：
註1：俞樾，〈贈太子少保諡文勤福建巡撫王公神道碑〉，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續碑傳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頁120。
註2：鄰避效應指政府基於公共利益不得不設置某些公共設施時，該設施可能會對附近居民產生潛在的負面影響或風險，使得地方居民抗拒此公共設施之興建。
註3：吳德功，〈讓臺記〉，收入：羅敦曧、俞明震、吳德功，《割臺三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頁66。
註4：〈臺北死者の數〉，《臺灣新報》，1896年10月1日，版3。
註5：「火葬場取締ニ關スル通達」（1897年2月26日），〈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甲種永久保存第十四卷衛生〉，《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34030。
註6：「彰化廳廳令第五號墓地火葬場及埋火葬取締規則施行細則」（1906年3月31日），〈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二十七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181003X002。
註7：「土地收用」（1903年4月16日），〈明治36年4月臺灣總督府報第1325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1325a010。
註8：〈土地收用〉，《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10月8日，版3。
註9：「土地收用」（1902年12月26日），〈明治35年12月臺灣總督府報第1276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1276a020。
註10：「臺灣公醫日高幸平臺灣公醫免職ノ件」（1905年4月8日），〈明治三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七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123008。
註11：〈彰化通信／設火葬場〉，《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7月15日，版4。
註12：臺中州教育會，《臺中州教育年鑑》（臺中：臺中州教育會，1932年），頁146。
註13：「官有地無料貸下許可ノ件（彰化街）」（1926年1月1日），〈昭和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四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7336007。
註14：〈彰化／火葬場移轉〉，《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7月5日，版4。
註15：彰化街役場，《彰化街要覽》（彰化：彰化街役場，1930年），頁41。
註16：彰化縣議會秘書室，《第四屆第二次大會暨第三次臨時會》（彰化：彰化縣議會，1958年），頁56。
註17：員林街役場，《員林街勢要覽》（員林：員林街役場，1937年），頁25。
註18：彰化縣議會秘書室，《第八屆第六次大會暨第十一、十二次臨時會》（彰化：彰化縣議會，1975年），頁126。
註19：彰化街役場，《彰化街要覽》（彰化：彰化街役場，1930年），頁42。
註20：〈死人福音，彰市火葬塲，將興工修建〉，《臺灣民聲日報》，1958年1月17日，版3。
註21：〈彰化火葬場修好了，死人焚身有所〉，《臺灣民聲日報》，1958年1月17日，版3。
《臺灣客家族群現身的當代景觀：持續轉變中的新客家性與族群關係》
著者：洪馨蘭
出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客家委員會
出版日期：2023年9月
定價：新臺幣360元
簡介：
族群關係通常是指集體的族群互動經驗，往往在「事件」中被看見，就像臺灣的族群關係，不時在選舉期間會被激發。族群關係會被策動得起來，必然有其歷史與文化根源，更與臺灣長久以來的族群分類和歷史情結有關。
本書係本館與客家委員會合作「臺灣客家研究專題計畫」第四期計畫主題—「族群關係研究」的成果出版，書名定為《臺灣客家族群現身的當代景觀：持續轉變中的新客家性與族群關係》。在客家族群性與族群關係中，作者提出四個概念：其一是族群資產；其二是族群成本；其三是族群效益；其四是族群景觀。
本書呈現當代客家族群關係的日常性，觀察客家族群在進入廿一世紀後，從政策與族群媒體所反映出來的族際互動樣貌。族群關係既是集體經驗，往往經人際關係和訊息交換，也會幽微地隨著人際互動而流瀉出來。所以，族群成員的個人互動往往也微妙地呈現出族群關係的樣貌或張力。
展售處：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02-25180207
https://www.govbooks.com.tw
※五南文化廣場臺中總店。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85號，04-22260330
https://www.wunanbooks.com.tw
※本館史蹟大樓1樓販賣部，亦可購得本館出版之書籍，地址：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一路256號，電話049-2316881轉168，歡迎洽詢。
著者：洪馨蘭
出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客家委員會
出版日期：2023年9月
定價：新臺幣360元
簡介：
族群關係通常是指集體的族群互動經驗，往往在「事件」中被看見，就像臺灣的族群關係，不時在選舉期間會被激發。族群關係會被策動得起來，必然有其歷史與文化根源，更與臺灣長久以來的族群分類和歷史情結有關。
本書係本館與客家委員會合作「臺灣客家研究專題計畫」第四期計畫主題—「族群關係研究」的成果出版，書名定為《臺灣客家族群現身的當代景觀：持續轉變中的新客家性與族群關係》。在客家族群性與族群關係中，作者提出四個概念：其一是族群資產；其二是族群成本；其三是族群效益；其四是族群景觀。
本書呈現當代客家族群關係的日常性，觀察客家族群在進入廿一世紀後，從政策與族群媒體所反映出來的族際互動樣貌。族群關係既是集體經驗，往往經人際關係和訊息交換，也會幽微地隨著人際互動而流瀉出來。所以，族群成員的個人互動往往也微妙地呈現出族群關係的樣貌或張力。
展售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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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獻》季刊74卷第3期
書名：《臺灣文獻》季刊74卷第3期
出版日期：2023年9月
出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ISSN：1016-457X
GPN：2003800013
定價：新臺幣300元
內容簡介：
《臺灣文獻》季刊74卷第3期已發行，本期為「王世慶先生與臺灣文獻研究專題」，發表【研究論文】5篇、【研究討論】1篇、【史料介紹】1篇，另還有一篇關於林頂立的研究論文。王世慶先生對於總督府檔案的發掘、以及臺灣史料應用等等開創性的貢獻，甚至影響海外臺灣人社群對臺灣史的重視。歡迎對相關議題有興趣的專家、學者及學生參研。
目錄：
【王世慶先生與臺灣文獻研究專題】
1.導論／洪健榮
【專題論文】
1.戰後臺灣史研究在海外的擴展與深化：以王世慶先生之人際網絡為中心／何義麟
2.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撫墾署與蕃情研究會／陳偉智
3.日治時期臺灣業佃會之成立及其運作（1908-1938）：以農政官員的論述為中心／林文凱
4.戰後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遺緒：以社有地保證金的返還為中心／何鳳嬌
5.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對樹林酒廠的接收與經營（1945-1969）／林佩欣
【一般論文】
1.媒體與特務：以林頂立辦《全民日報》（1947-1951）為中心／歐素瑛
【專題研究討論】
1.王世慶先生對《臺灣總督府檔案》的介紹、管理與研究／張家榮
【專題史料介紹】
1.動物糧食：戰後臺灣的飼料工業與雜糧生產、流通／李力庸
展售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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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文化廣場臺中總店，地址：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85號，電話：04-2226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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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館史蹟大樓1樓販賣部，亦可購得本館出版之各類書籍，地址：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1路256號，電話：049-2316881轉168，歡迎讀者洽購。
書名：《臺灣文獻》季刊74卷第3期
出版日期：2023年9月
出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ISSN：1016-457X
GPN：2003800013
定價：新臺幣300元
內容簡介：
《臺灣文獻》季刊74卷第3期已發行，本期為「王世慶先生與臺灣文獻研究專題」，發表【研究論文】5篇、【研究討論】1篇、【史料介紹】1篇，另還有一篇關於林頂立的研究論文。王世慶先生對於總督府檔案的發掘、以及臺灣史料應用等等開創性的貢獻，甚至影響海外臺灣人社群對臺灣史的重視。歡迎對相關議題有興趣的專家、學者及學生參研。
目錄：
【王世慶先生與臺灣文獻研究專題】
1.導論／洪健榮
【專題論文】
1.戰後臺灣史研究在海外的擴展與深化：以王世慶先生之人際網絡為中心／何義麟
2.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撫墾署與蕃情研究會／陳偉智
3.日治時期臺灣業佃會之成立及其運作（1908-1938）：以農政官員的論述為中心／林文凱
4.戰後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遺緒：以社有地保證金的返還為中心／何鳳嬌
5.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對樹林酒廠的接收與經營（1945-1969）／林佩欣
【一般論文】
1.媒體與特務：以林頂立辦《全民日報》（1947-1951）為中心／歐素瑛
【專題研究討論】
1.王世慶先生對《臺灣總督府檔案》的介紹、管理與研究／張家榮
【專題史料介紹】
1.動物糧食：戰後臺灣的飼料工業與雜糧生產、流通／李力庸
展售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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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館史蹟大樓1樓販賣部，亦可購得本館出版之各類書籍，地址：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1路256號，電話：049-2316881轉168，歡迎讀者洽購。
《臺灣全志‧卷五經濟志‧工業篇》
著者：莊天賜
出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日期：2016年8月
定價：新臺幣460元
簡介：
二次大戰後初期，臺灣工業行政機關系統複雜。先有資源委員會，負責管理國營基本重工業和動力事業，並接收工礦事業，進行復原工作。1949年6月，政府成立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取代資源委員會大部分職權，管理各項企業，工業是其中的一項。
有鑒於工業政策制定與執行權責向來沒有統一，1970年，中央政府整併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生產小組，以及經濟部工業司、工礦技術室、機械工業發展小組、石油化學工業發展小組、紡織工業發展小組、汽車工業督導小組等業務，成立經濟部工業局，成為戰後第一個專責掌理工業發展的行政機關。
本篇內容記述有關工業行政機關、工業政策、工業生產、各類工業發展、工業團體和工業區等課題。
展售處：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02-25180207
https://www.govbooks.com.tw
※五南文化廣場臺中總店。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2段85號，04-22260330
https://www.wunanbooks.com.tw
※本館史蹟大樓1樓販賣部，亦可購得本館出版之書籍，地址：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一路256號，電話049-2316881轉168，歡迎洽詢。
著者：莊天賜
出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日期：2016年8月
定價：新臺幣460元
簡介：
二次大戰後初期，臺灣工業行政機關系統複雜。先有資源委員會，負責管理國營基本重工業和動力事業，並接收工礦事業，進行復原工作。1949年6月，政府成立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取代資源委員會大部分職權，管理各項企業，工業是其中的一項。
有鑒於工業政策制定與執行權責向來沒有統一，1970年，中央政府整併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生產小組，以及經濟部工業司、工礦技術室、機械工業發展小組、石油化學工業發展小組、紡織工業發展小組、汽車工業督導小組等業務，成立經濟部工業局，成為戰後第一個專責掌理工業發展的行政機關。
本篇內容記述有關工業行政機關、工業政策、工業生產、各類工業發展、工業團體和工業區等課題。
展售處：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02-2518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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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佃到地方大家
客家人究竟何時來到臺灣，官方資料及歷史文獻尚無定論，但一般認為在17世紀鄭氏時期。現今臺灣客家人的先祖，大多是清領康熙時期之後陸續遷入，有來自廣東東部及福建漳州、汀州地區的客家人。清領初期大量遷居來臺的客家人以廣東省居多，因此有「粵籍漢人」之稱，爾後亦常有以粵稱客家人之說法。其在下淡水溪（今高屏溪）流域將草埔開闢為稻田的「水田化」過程扮演重要角色。然而，首先向官方申請「墾照」者為閩南人，粵籍多為佃農，形成「閩主粵佃」的現象。
客家人究竟何時來到臺灣，官方資料及歷史文獻尚無定論，但一般認為在17世紀鄭氏時期。現今臺灣客家人的先祖，大多是清領康熙時期之後陸續遷入，有來自廣東東部及福建漳州、汀州地區的客家人。清領初期大量遷居來臺的客家人以廣東省居多，因此有「粵籍漢人」之稱，爾後亦常有以粵稱客家人之說法。其在下淡水溪（今高屏溪）流域將草埔開闢為稻田的「水田化」過程扮演重要角色。然而，首先向官方申請「墾照」者為閩南人，粵籍多為佃農，形成「閩主粵佃」的現象。
2023年9月份編目上架之圖書
2023年9月份編目上架之圖書計16種16冊、期刊計10種16冊，內容涵蓋本館近期蒐藏及採集入館書刊。
2023年9月份編目上架之圖書計16種16冊、期刊計10種16冊，內容涵蓋本館近期蒐藏及採集入館書刊。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發 行 人 | 張鴻銘 | |
| 行政指導 | 黃宏森 | |
| 總 編 輯 | 林明洲 | |
| 執行編輯 | 楊絲羽 | |
| 編輯小組 | 鄭文文、謝東勝、詹梓陵、洪明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