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4期 中華民國111年01月25日發行
客家專題系列講座：清代臺北地區的契約文書與客家移墾史
專題名稱：清代臺北地區的契約文書與客家移墾史(同步線上直播)
主講人：陳志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時間：2022年1月27日（四）14:00～16:00（13:30 開放入場）
地點：國史館4樓大禮堂（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1段2號）
內容簡介：
18世紀初臺灣農業開墾興盛後，不少閩粵資本家攜資投入中北部地區的開墾事業，但過往在臺北平原移墾史的討論中，多半聚焦於客家移民的「佃耕」形象。因此，本次專題演講將透過劉和林、胡焯猷家族與淡水河南岸的移墾過程，重新探討以下三個問題：（一）客家移民的資本家，如何透過宗族資本的整合，分別以番佃、墾戶等不同身分經營臺北平原的開墾事業，這兩個身分又有何歷史意義。（二）移墾事業的經營，不僅限於土地墾荒，也擴及貿易與交通網絡的經營，客家移墾者除了農業耕作外，如何經營農業貿易的各種項目。（三）移墾事業與族群關係的發展，18世紀臺北平原的客家移民，在移墾的過程中是否形成「客家族群」的集體意識，而過程中與其他族群的競合關係，又是如何具體展現在地方公共事務（例如廟宇、書院等）。透過以上三個問題的說明，我們將進一步解釋18世紀客家移民移居臺北平原的歷史意義。
歡迎有興趣者蒞臨參加，教師及公務人員全程參與者，可核發研習時數2小時，相關報名方式，請逕上國史館網站查詢。
https://www.drnh.gov.tw/p/423-1003-282.php?Lang=zh-tw
專題名稱：清代臺北地區的契約文書與客家移墾史(同步線上直播)
主講人：陳志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時間：2022年1月27日（四）14:00～16:00（13:30 開放入場）
地點：國史館4樓大禮堂（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1段2號）
內容簡介：
18世紀初臺灣農業開墾興盛後，不少閩粵資本家攜資投入中北部地區的開墾事業，但過往在臺北平原移墾史的討論中，多半聚焦於客家移民的「佃耕」形象。因此，本次專題演講將透過劉和林、胡焯猷家族與淡水河南岸的移墾過程，重新探討以下三個問題：（一）客家移民的資本家，如何透過宗族資本的整合，分別以番佃、墾戶等不同身分經營臺北平原的開墾事業，這兩個身分又有何歷史意義。（二）移墾事業的經營，不僅限於土地墾荒，也擴及貿易與交通網絡的經營，客家移墾者除了農業耕作外，如何經營農業貿易的各種項目。（三）移墾事業與族群關係的發展，18世紀臺北平原的客家移民，在移墾的過程中是否形成「客家族群」的集體意識，而過程中與其他族群的競合關係，又是如何具體展現在地方公共事務（例如廟宇、書院等）。透過以上三個問題的說明，我們將進一步解釋18世紀客家移民移居臺北平原的歷史意義。
歡迎有興趣者蒞臨參加，教師及公務人員全程參與者，可核發研習時數2小時，相關報名方式，請逕上國史館網站查詢。
https://www.drnh.gov.tw/p/423-1003-282.php?Lang=zh-tw
日治時期首任民政長官-水野遵
提到日治時期民政長官，眾多人直接聯想到後藤新平，甚誤認他就是日治時期首任民政長官，事實上，水野遵才是臺灣首任民政長官，後來後藤新平施政受他影響甚大，還得尊他為前輩。水野遵（1850-1900），號大路，後人稱他為「大路先生」，年51歲去世，水野遵一生仕途與臺灣緊密連結，日治初期首三任總督擔任民政長官，雖總任期兩年多，已為臺灣往後治理層面留下許多伏筆，而他與臺灣的不解之緣甚早，可追溯自1874年發生的日本「征臺戰役」，即「牡丹社事件」。
水野遵出生在名古屋，是以平民身分躍起於政壇，從擔任軍隊隨行的翻譯官開始，到最後晉升為敕選貴族院議員，在講究身分地位的日本近代史政壇上可謂少數（註1）， 1871年他被派遣留學大清帝國，習得漢文，在發生牡丹社事件的前一年1873年2月，被派遣訪查清朝政府，而在此認識樺山資紀（時任少佐），與樺山關係甚密，同年11月，為海軍省春日艦（為測量船）任務於中國海（今東海）迴航擔任通譯人員（註2），直到隔年（1874）年戰役爆發後，日軍於屏東射寮登陸，隨即展開了各項軍事攻佔，與原住民族交涉，水野遵與樺山資紀也隨軍來臺，水野遵時任通譯，留下了許多第一手的文獻紀錄。
水野遵在日本鼓吹征臺論，直到甲午戰爭後，水野遵也參與過另一個接收臺灣的歷史事件，即日方指派他以眾議院書記官身分，與樺山資紀一同被任命為接收臺灣「辦理公使」，負責與李經方辦理臺灣割讓事宜，最後簽署馬關條約，與清廷一同共舉行了三次會議（註3）。水野遵與樺山資紀對臺灣關係背景與仕途相仿，兩位皆有實地探查臺灣的經驗，當後來樺山成為首任臺灣總督，日本當局屬意水野遵擔任其左右手，出任首任民政長官，能出線的原因，除了兩位有著20餘年的交情，水野遵略知中國話的優勢，且對臺灣事務經驗豐富，另外原因是水野遵於當初在中央法制局的表現也得到了高層的肯定（註4），因而出任。而與樺山資紀相同，水野遵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前，踏上臺灣土地並留下相關踏查紀錄，他一共2次（分別於1873與1874年），水野遵當時年僅約24歲，於牡丹社事件前後所留下的踏查紀錄文稿，作為《征蕃私記》一書，於他逝世後，收錄在由1930年「大路會」出版的《大路水野遵先生》紀念刊物，整理後以《臺灣征蕃記》之刊名刊登。《臺灣征蕃記》除了記載臺灣西半部漢人社會的民俗風情之外，也對全臺各地原住民的人種、生活習俗、建築樣態、自然環境等進行詳細的觀察和紀錄。在「牡丹社事件」前後所留下的踏查紀錄文稿，可說是日本人第一次正式並且以較大規模的方式去認知、理解臺灣原住民族，雖其官方色彩濃厚，也成為日本人對臺灣原住民印象的重要起源（註5）。
除了《臺灣征蕃記》外，水野遵因公務所做成另一件踏查史料〈巡臺日記〉，歸檔於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註6），乃1897年3月31日，由水野遵上陳第三任臺灣總督乃木希典的復命書，以日記題裁寫成（註7），水野遵巡視臺灣北中南主要地方，該行程共36日（1月20日至2月24日），此時正乃於同年5月8日，是臺灣住民可選擇國籍的最後法定期限之前，該巡臺目的，除了巡察外，更多是宣傳治臺理念及方針，用以安撫仕紳，收買人心，希望安定臺人，不要緊張。此行程首由臺北出發，一路南下巡查，到最南端的恆春，復搭輪勘查澎湖列島，後返基隆港而至臺北，所到之處，除各地文武官員迎接，各地亦刻意安排地方知名仕紳款待，宣示其治臺方針，如該日記1月23日記載（註8）：
『今銜命巡臺，親告各地父老，坦誠揭示總督府治臺施政，第一點即5月8日定為臺灣住民去就決定日，此期一過乃接入我日本帝國臣民之籍，而總督府無論日人、臺人均一視同仁保愛如子，共享太平，共浴德澤，爾等民應宜體認，勿惑流言。』
從該日記中，又可見他與辜顯榮之間的關係，如巡查至彰化支廳時，於1月27日記載，上午招見仕紳辜顯榮等六十餘人，訓示施政方針，為安撫而做一席演講，受辜顯榮邀於辜宅共進午餐，水野曰：
『前年總督府官員一行，辜君隻身前來，強求進謁，是時同僚多以辜為間諜，不許所求，我獨排眾議，與辜君見面。邇來已三年，而此三年間，辜君為國盡忠，始終不變，今我奉命巡視全島，途經鹿港，接受你的款待，如今回顧當時，想必你心中感慨萬分，而我不勝今昔之感。』
足見當時水野遵與辜顯榮的情誼，日後更見辜顯榮對水野遵的「知遇」之恩，表現在日後為之立銅像的爭取。
然而，水野遵任首任民政長官之後，僅任2年多則非職（停職），水野遵的非職過程則不太光彩，政壇上眾說紛紜，多數說法與他牽涉「高野孟矩事件」（註9）有關，另根據《大路水野遵先生》刊物所載，真正遭非職原因，主要仍是此時已是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主政，乃木希典欲有所作為，與水野遵缺乏默契，讓水野遵心生去職的念頭（註10）。水野遵於1897年7月去職，回到日本後隨即12月依貴族院令第一條第四項被勅選為貴族院議員，然沒多久後，遊訪上海時生病，並於1900年6月因腎臟病去世，享年51歲，天皇特旨敘「從三位勳二等」（註11）。
水野遵死後，曾受他恩惠等人，主張為他立一尊銅像，由於豎立銅像及壽像於當時是屬時髦新穎的活動，《辜顯榮傳》中所提乃辜顯榮的建議（《大路水野遵先生》一書另說為後藤新平之倡議），鑄造等調度實際由辜顯榮負責（註12），而工程經費4千圓大多出自臺人之手，也幾乎由辜顯榮從中斡旋募得的。立銅像之事其後由委託臺灣協會支部（註13），該支部決議將銅像建於圓山公園內，位於往臺灣神社必經之路上。由1902年4月15日該支部加藤尚志申請使用圓山公園內公有地393.75坪，總督府於6月11日核准（註14）。時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為其離世為哀悼，更為他撰寫銅像銘文（註15）。
水野遵從一介匹夫發跡，到首任民政長官，身居要職，為首任民政長官，因總督時常不在臺灣，乃實際掌管行政大權者，但由於日本尚無殖民地統治經驗，也無可襲用的政策和法令統治臺灣，因此他的治臺理念，採行的是「辮髮纏足及其餘風俗習慣而無害於政治者，一概仍舊」作為基礎，對土匪與蕃人採懷柔撫育政策（註16）；水野遵在治臺草創時期，仍處兵馬倥傯、民心惶惶之際，水野遵採取攏絡仕紳，相對軍方武力鎮壓，以和平文明方式完成接收，如接收臺北時力排眾議，始得無血開城，訓化臺民，提高忠誠（註17），因此常遭軍方抨擊軟弱及輕易妥協，眾多攻訐導致批評其無能與昏庸的負評（註18），致使他最後因故去職。
水野遵任期雖僅2年多，任職期間採取較懷柔立場，但諸多治臺理念，給了之後接任的兒玉、後藤時代給了一個思考的方向，特別是1898年「臺灣協會」成立，他擔任幹事長，協助政府推動殖民政策，該會日後「臺灣協會學校」及《臺灣協會會報》（註19）發行，均影響著總督府往後的殖民方針。水野當時離世，受到眾多仕紳的緬懷紀念，因此民間成立「大路會」團體紀念之，也使他成為日本領臺以來臺灣第一尊政治人物銅像。
註1：林呈蓉，《水野遵: 一個台灣未來的擘畫者》，臺北：臺灣書房，2011，頁24。
註2：大路會編，《大路水野遵先生》，臺北：大路會事務所，1930，附錄頁1。「水野遵恩給請求〔及下付〕」（1897-09-20），〈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四卷恩賞〉，《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49016。
註3：黄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商務印書館，1996，頁106-110。
註4：大路會編，《大路水野遵先生》，臺北：大路會事務所，1930，頁39。
註5：陳萱，〈日本人的臺灣原住民印象之起源〉，《原住民族文獻》，第17期，2014，頁39-40。
註6：「水野〔遵〕局長巡臺日記」（1897-04-08），〈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48004。江慶林譯，〈光緒年間新竹、苗栗、臺中及臺灣東部三島概況〉，《臺灣文獻季刊》，41:3，1990。
註7：另同時期樺山資紀於當時所留的〈日記〉，於昭和元（1926）年國史刊行會發行的《臺灣史と樺山大將》，由著者藤崎濟之助整理，成書較早，又昭和11（1936）年，由「西鄉都督樺山資紀總督記念事業出版委員會」出版《西鄉都督と樺山資紀總督》中將其日記命名為〈臺灣記事〉，後人多以〈臺灣記事〉通稱之。由於兩位身分對臺灣關係特別深遠，且對牡丹社事件的歷史觀點均用日記等回憶錄體材，提供一種更寫實的記載。
註8：林鶴亭譯，〈水野遵的「巡台」日記〉，《臺灣風物》18:3，1968。「水野〔遵〕局長全島巡視報告」（1897-02-17），〈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48002。「水野〔遵〕局長巡臺日記」（1897-04-08），〈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48004。
註9：明治30年6月，發生原臺灣總督府高等法院院長兼民政局法務部長高野孟矩遭非職（停職），事件背後牽涉總督府官員腐化以及行政司法官員對立現象，當事者高野孟矩甚至訴諸日本中央，表示對司法人員免官是違憲行為，要求付薪資等，事件發生前後長達數年之久，是一件讓臺灣總督府威信掃地的事件（摘自：陳文添，《臺灣總督府檔案事典》，頁177，2017）。
註10：同註1，頁30。同註4，頁116。
註11：同註1，頁30。同註4，頁140。
註12：尾崎秀真編，王佐榮翻譯，《辜顯榮翁傳》，臺北：蒼璧，2020，頁116。
註13：「臺灣協會」於1898年4月成立，由日本國內數個關心臺灣事務組織發起，由桂太郎擔任會長，水野遵離職後回到日本本土成為貴族院議員，有感仍心繫臺灣事務，關心臺灣殖民地經營與開發，擔任幹事長，1907年改名為「東洋協會」。
註14：王學新，〈從辜顯榮與送迎總督活動談本島人士紳在官方儀式中的角色〉，《臺灣文獻季刊》，62:4，2011，頁295。「故水野遵銅像建設ニ付圓山公園地使用ノ件」（1902-04-19），〈明治三十五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四十四卷土地家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747009。
註15：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原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水野君銅像銘〉，《伊能嘉矩手稿》，1902，檢自：https://dl.lib.ntu.edu.tw/s/ino/item/953041#?c=&m=&s=&cv=&xywh=-366%2C-83%2C1620%2C1651。
註16：許雪姬編，〈水野遵〉辭條，《臺灣歷史辭典》，2004，頁201。
註17：同註1，頁142-143。
註18：黃昭堂，《臺灣總督府》，臺北 : 前衛，2013，頁70-71。
註19：「臺灣協會學校」於1900年由臺灣協會推動成立，為現「拓殖大學」前身，其下刊物《臺灣協會會報》1898年發行，為《臺灣時報》的前身，大正8（1919）年後成為總督府機關內部刊物，為當時影響政局頗深的評論刊物。
提到日治時期民政長官，眾多人直接聯想到後藤新平，甚誤認他就是日治時期首任民政長官，事實上，水野遵才是臺灣首任民政長官，後來後藤新平施政受他影響甚大，還得尊他為前輩。水野遵（1850-1900），號大路，後人稱他為「大路先生」，年51歲去世，水野遵一生仕途與臺灣緊密連結，日治初期首三任總督擔任民政長官，雖總任期兩年多，已為臺灣往後治理層面留下許多伏筆，而他與臺灣的不解之緣甚早，可追溯自1874年發生的日本「征臺戰役」，即「牡丹社事件」。
水野遵出生在名古屋，是以平民身分躍起於政壇，從擔任軍隊隨行的翻譯官開始，到最後晉升為敕選貴族院議員，在講究身分地位的日本近代史政壇上可謂少數（註1）， 1871年他被派遣留學大清帝國，習得漢文，在發生牡丹社事件的前一年1873年2月，被派遣訪查清朝政府，而在此認識樺山資紀（時任少佐），與樺山關係甚密，同年11月，為海軍省春日艦（為測量船）任務於中國海（今東海）迴航擔任通譯人員（註2），直到隔年（1874）年戰役爆發後，日軍於屏東射寮登陸，隨即展開了各項軍事攻佔，與原住民族交涉，水野遵與樺山資紀也隨軍來臺，水野遵時任通譯，留下了許多第一手的文獻紀錄。
水野遵在日本鼓吹征臺論，直到甲午戰爭後，水野遵也參與過另一個接收臺灣的歷史事件，即日方指派他以眾議院書記官身分，與樺山資紀一同被任命為接收臺灣「辦理公使」，負責與李經方辦理臺灣割讓事宜，最後簽署馬關條約，與清廷一同共舉行了三次會議（註3）。水野遵與樺山資紀對臺灣關係背景與仕途相仿，兩位皆有實地探查臺灣的經驗，當後來樺山成為首任臺灣總督，日本當局屬意水野遵擔任其左右手，出任首任民政長官，能出線的原因，除了兩位有著20餘年的交情，水野遵略知中國話的優勢，且對臺灣事務經驗豐富，另外原因是水野遵於當初在中央法制局的表現也得到了高層的肯定（註4），因而出任。而與樺山資紀相同，水野遵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前，踏上臺灣土地並留下相關踏查紀錄，他一共2次（分別於1873與1874年），水野遵當時年僅約24歲，於牡丹社事件前後所留下的踏查紀錄文稿，作為《征蕃私記》一書，於他逝世後，收錄在由1930年「大路會」出版的《大路水野遵先生》紀念刊物，整理後以《臺灣征蕃記》之刊名刊登。《臺灣征蕃記》除了記載臺灣西半部漢人社會的民俗風情之外，也對全臺各地原住民的人種、生活習俗、建築樣態、自然環境等進行詳細的觀察和紀錄。在「牡丹社事件」前後所留下的踏查紀錄文稿，可說是日本人第一次正式並且以較大規模的方式去認知、理解臺灣原住民族，雖其官方色彩濃厚，也成為日本人對臺灣原住民印象的重要起源（註5）。
除了《臺灣征蕃記》外，水野遵因公務所做成另一件踏查史料〈巡臺日記〉，歸檔於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註6），乃1897年3月31日，由水野遵上陳第三任臺灣總督乃木希典的復命書，以日記題裁寫成（註7），水野遵巡視臺灣北中南主要地方，該行程共36日（1月20日至2月24日），此時正乃於同年5月8日，是臺灣住民可選擇國籍的最後法定期限之前，該巡臺目的，除了巡察外，更多是宣傳治臺理念及方針，用以安撫仕紳，收買人心，希望安定臺人，不要緊張。此行程首由臺北出發，一路南下巡查，到最南端的恆春，復搭輪勘查澎湖列島，後返基隆港而至臺北，所到之處，除各地文武官員迎接，各地亦刻意安排地方知名仕紳款待，宣示其治臺方針，如該日記1月23日記載（註8）：
『今銜命巡臺，親告各地父老，坦誠揭示總督府治臺施政，第一點即5月8日定為臺灣住民去就決定日，此期一過乃接入我日本帝國臣民之籍，而總督府無論日人、臺人均一視同仁保愛如子，共享太平，共浴德澤，爾等民應宜體認，勿惑流言。』
從該日記中，又可見他與辜顯榮之間的關係，如巡查至彰化支廳時，於1月27日記載，上午招見仕紳辜顯榮等六十餘人，訓示施政方針，為安撫而做一席演講，受辜顯榮邀於辜宅共進午餐，水野曰：
『前年總督府官員一行，辜君隻身前來，強求進謁，是時同僚多以辜為間諜，不許所求，我獨排眾議，與辜君見面。邇來已三年，而此三年間，辜君為國盡忠，始終不變，今我奉命巡視全島，途經鹿港，接受你的款待，如今回顧當時，想必你心中感慨萬分，而我不勝今昔之感。』
足見當時水野遵與辜顯榮的情誼，日後更見辜顯榮對水野遵的「知遇」之恩，表現在日後為之立銅像的爭取。
然而，水野遵任首任民政長官之後，僅任2年多則非職（停職），水野遵的非職過程則不太光彩，政壇上眾說紛紜，多數說法與他牽涉「高野孟矩事件」（註9）有關，另根據《大路水野遵先生》刊物所載，真正遭非職原因，主要仍是此時已是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主政，乃木希典欲有所作為，與水野遵缺乏默契，讓水野遵心生去職的念頭（註10）。水野遵於1897年7月去職，回到日本後隨即12月依貴族院令第一條第四項被勅選為貴族院議員，然沒多久後，遊訪上海時生病，並於1900年6月因腎臟病去世，享年51歲，天皇特旨敘「從三位勳二等」（註11）。
水野遵死後，曾受他恩惠等人，主張為他立一尊銅像，由於豎立銅像及壽像於當時是屬時髦新穎的活動，《辜顯榮傳》中所提乃辜顯榮的建議（《大路水野遵先生》一書另說為後藤新平之倡議），鑄造等調度實際由辜顯榮負責（註12），而工程經費4千圓大多出自臺人之手，也幾乎由辜顯榮從中斡旋募得的。立銅像之事其後由委託臺灣協會支部（註13），該支部決議將銅像建於圓山公園內，位於往臺灣神社必經之路上。由1902年4月15日該支部加藤尚志申請使用圓山公園內公有地393.75坪，總督府於6月11日核准（註14）。時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為其離世為哀悼，更為他撰寫銅像銘文（註15）。
水野遵從一介匹夫發跡，到首任民政長官，身居要職，為首任民政長官，因總督時常不在臺灣，乃實際掌管行政大權者，但由於日本尚無殖民地統治經驗，也無可襲用的政策和法令統治臺灣，因此他的治臺理念，採行的是「辮髮纏足及其餘風俗習慣而無害於政治者，一概仍舊」作為基礎，對土匪與蕃人採懷柔撫育政策（註16）；水野遵在治臺草創時期，仍處兵馬倥傯、民心惶惶之際，水野遵採取攏絡仕紳，相對軍方武力鎮壓，以和平文明方式完成接收，如接收臺北時力排眾議，始得無血開城，訓化臺民，提高忠誠（註17），因此常遭軍方抨擊軟弱及輕易妥協，眾多攻訐導致批評其無能與昏庸的負評（註18），致使他最後因故去職。
水野遵任期雖僅2年多，任職期間採取較懷柔立場，但諸多治臺理念，給了之後接任的兒玉、後藤時代給了一個思考的方向，特別是1898年「臺灣協會」成立，他擔任幹事長，協助政府推動殖民政策，該會日後「臺灣協會學校」及《臺灣協會會報》（註19）發行，均影響著總督府往後的殖民方針。水野當時離世，受到眾多仕紳的緬懷紀念，因此民間成立「大路會」團體紀念之，也使他成為日本領臺以來臺灣第一尊政治人物銅像。
註1：林呈蓉，《水野遵: 一個台灣未來的擘畫者》，臺北：臺灣書房，2011，頁24。
註2：大路會編，《大路水野遵先生》，臺北：大路會事務所，1930，附錄頁1。「水野遵恩給請求〔及下付〕」（1897-09-20），〈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四卷恩賞〉，《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49016。
註3：黄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商務印書館，1996，頁106-110。
註4：大路會編，《大路水野遵先生》，臺北：大路會事務所，1930，頁39。
註5：陳萱，〈日本人的臺灣原住民印象之起源〉，《原住民族文獻》，第17期，2014，頁39-40。
註6：「水野〔遵〕局長巡臺日記」（1897-04-08），〈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48004。江慶林譯，〈光緒年間新竹、苗栗、臺中及臺灣東部三島概況〉，《臺灣文獻季刊》，41:3，1990。
註7：另同時期樺山資紀於當時所留的〈日記〉，於昭和元（1926）年國史刊行會發行的《臺灣史と樺山大將》，由著者藤崎濟之助整理，成書較早，又昭和11（1936）年，由「西鄉都督樺山資紀總督記念事業出版委員會」出版《西鄉都督と樺山資紀總督》中將其日記命名為〈臺灣記事〉，後人多以〈臺灣記事〉通稱之。由於兩位身分對臺灣關係特別深遠，且對牡丹社事件的歷史觀點均用日記等回憶錄體材，提供一種更寫實的記載。
註8：林鶴亭譯，〈水野遵的「巡台」日記〉，《臺灣風物》18:3，1968。「水野〔遵〕局長全島巡視報告」（1897-02-17），〈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48002。「水野〔遵〕局長巡臺日記」（1897-04-08），〈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48004。
註9：明治30年6月，發生原臺灣總督府高等法院院長兼民政局法務部長高野孟矩遭非職（停職），事件背後牽涉總督府官員腐化以及行政司法官員對立現象，當事者高野孟矩甚至訴諸日本中央，表示對司法人員免官是違憲行為，要求付薪資等，事件發生前後長達數年之久，是一件讓臺灣總督府威信掃地的事件（摘自：陳文添，《臺灣總督府檔案事典》，頁177，2017）。
註10：同註1，頁30。同註4，頁116。
註11：同註1，頁30。同註4，頁140。
註12：尾崎秀真編，王佐榮翻譯，《辜顯榮翁傳》，臺北：蒼璧，2020，頁116。
註13：「臺灣協會」於1898年4月成立，由日本國內數個關心臺灣事務組織發起，由桂太郎擔任會長，水野遵離職後回到日本本土成為貴族院議員，有感仍心繫臺灣事務，關心臺灣殖民地經營與開發，擔任幹事長，1907年改名為「東洋協會」。
註14：王學新，〈從辜顯榮與送迎總督活動談本島人士紳在官方儀式中的角色〉，《臺灣文獻季刊》，62:4，2011，頁295。「故水野遵銅像建設ニ付圓山公園地使用ノ件」（1902-04-19），〈明治三十五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四十四卷土地家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747009。
註15：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原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水野君銅像銘〉，《伊能嘉矩手稿》，1902，檢自：https://dl.lib.ntu.edu.tw/s/ino/item/953041#?c=&m=&s=&cv=&xywh=-366%2C-83%2C1620%2C1651。
註16：許雪姬編，〈水野遵〉辭條，《臺灣歷史辭典》，2004，頁201。
註17：同註1，頁142-143。
註18：黃昭堂，《臺灣總督府》，臺北 : 前衛，2013，頁70-71。
註19：「臺灣協會學校」於1900年由臺灣協會推動成立，為現「拓殖大學」前身，其下刊物《臺灣協會會報》1898年發行，為《臺灣時報》的前身，大正8（1919）年後成為總督府機關內部刊物，為當時影響政局頗深的評論刊物。
人道的社會主義者－楊逵（1906.10.18－1985.3.12）
楊逵，本名楊貴，明治39（1906）年出生於今臺南市新化區。父楊鼻，本姓吳，因入贅楊家，後代因此改姓楊，以經營錫店為生（註2）。大正4（1915）年臺南發生以余清芳、江定、羅俊為主的「噍吧哖抗日事件」，因對日方以殘忍屠殺方式鎮壓該事件的恐怖印象，使楊氏一生不管在日治時期從事反日社會運動或是戰後1947年發生的「228事件」中，其始終反對以武力、暴力來解決問題（註3）。
由於自幼體弱多病，9歲時才進入「新化公學校」就學；大正12（1923）年考進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今國立臺南第一中學），隔（1924）年為逃避家中安排的童養媳婚姻，以及擴展思想領域與尋求人生理想，自州立二中輟學，赴日留學。大正14（1925）年楊氏考進日本大學專門部文學藝術科，想透過小說創作來糾正被歪曲的歷史。然因家境不好，且該校屬於只有夜間部的專門學校，故當時主要以白天從事送報、土木、泥水匠等零工方式賺取學費與生活費，晚上再至學校上課，此種生活磨礪，使其對社會人生的真實層面有更廣泛的瞭解，在臺灣與日本都存在著階級剝削的事實，因而喚醒其民族意識與階級意識，始終站在聯合被壓迫人民的立場來關懷社會，並參與在日本的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組織。昭和2（1927） 年，楊氏因參加在日本皇宮前的「打倒田中反動內閣」與聲援朝鮮人反對日本侵略政策的演說會，首次遭日警逮捕拘留，開啟其投身社會運動的序幕（註4）。
昭和2（1927） 年底，在連溫卿的力邀下，楊氏自日本返臺，加入了分裂後左傾的新臺灣文化協會所擧辦的巡迴民眾演講與農民運動，並在造訪鳳山農民組合時，認識了其日後生命中的重要伴侶葉陶。不久，又在臺灣農民組合全島大會宣言中，當選為18名中央委員會中的5 位中常委之一，負責政治、組織，以及教育方面的工作，葉陶則是負責婦女方面的工作，之後兩人均因組織農民反抗殖民政府的剝削政策而多次入獄，甚至在昭和4（1929） 年結婚前夕，因出席臺南總工會的會員大會而雙雙在臺南被捕，直至釋放後才舉行結婚儀式，曾自嘲獲得一場「官費婚前蜜月旅行」（註5）。
除了投身社會運動與農民運動外，創作文學作品亦是楊氏的另一個特色，內容充滿批判性的寫實主義風格，希冀以文學對抗統治強權，以文學關懷弱勢族群，替殖民統治下受剝削與壓迫的人民爭取應得之權利。昭和7年，經賴和推薦，第1次以楊逵為筆名，發表描述日本資本家貪婪與欺壓社會底層弱勢的文章〈送報伕〉（日文原名：新聞配達夫）於《臺灣新民報》，不過只刊登一半，該文後半部即被臺灣總督府查禁。昭和9（1934） 年更以〈送報伕〉獲選東京《文學評論》第二獎（第一獎從缺），成為首位進軍日本中央文壇的臺灣作家，奠定在文壇的基礎（註6）。昭和10（1935） 年，楊氏應賴和的邀請，擔任《臺灣文藝》雜誌的日文版編輯。後因與另一主編張星建意見不合，遂決意與妻葉陶獨資創辦《臺灣新文學》雜誌，表明該雜誌不屬於任何流派、任何團體，係全臺灣文藝同好者的共同舞臺，目的在反映臺灣民眾的生活現實，主張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強調推翻日本殖民的政治主張，具有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臺灣新文學》雜誌在昭和12（1937） 年雖受臺灣總督府「皇民化運動」影響而被迫停刊，但已為臺灣文學創造出光輝，形成一股新的社會運動力量（註7）。
皇民化運動期間，楊氏因不願意從事皇民文學書寫，又無法書寫自身意志的文學作品，曾在臺中市梅枝町派出所（今臺中市中正路與原子街交叉口）租地創辦「首陽農園」，效法中國古人伯夷、叔齊不事二主而餓死首陽山之決心，以種花為業。戰後「首陽農園」改名「一陽農園」，象徵「一陽來復」，並於民國34（1945） 年9月在臺中發行《一陽週報》，以介紹國父思想、三民主義的革命理想和文學作品為宗旨，希望建設出三民主義的新臺灣（註8）。另一方面，為了重建臺灣文學，並傳播新文學的精神，楊氏除了創辦刊物，將中國社會主義作家如老舍、沈從文、魯迅等人的作品介紹到臺灣外，也把自己的作品譯成中文，希望臺灣民眾能夠正確認識祖國文化，且希望臺灣的文學能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留下的廢墟上復活過來，迅速走上新的發展道路（註9）。
1949年楊氏因於上海《大公報》發表〈和平宣言〉，希望政府能以和平方式解決「228事件」，且要還政於民、保障集會、結社、言論自由，以及政府應釋放在「228事件」中遭到逮捕的政治犯，因而遭政府逮捕，於隔年受軍法審判，以「為匪宣傳」罪名判處12 年有期徒刑，1951年成為第一批移送綠島的政治犯，故常以「領過世界上最高的稿費」自況。1961年出獄後，隔年即借貸於臺中大度山開墾「東海花園」，仍以種花為業。1970年代開始，受臺灣本土意識抬頭之風潮影響，楊氏重新受到文壇重視。如1976年於綠島獄中創作的小說〈春光關不住〉改名〈壓不扁的玫瑰花〉被收錄於國中國文課本，為日治時期臺籍作家中第1 位作品收入教科書者。1983年榮獲「第6屆吳三連文學獎」與「第1屆臺美基金會人文科學成就獎」（林衡哲醫師代領）；隔年（1984）再獲鹽分地帶文藝營頒發「臺灣新文學特別推崇獎」。1985年病逝臺中市，其後在家人安排下與妻葉陶同葬於東海花園（註10）。
楊氏自稱「人道的社會主義者」，主張文學必須站在人民的立場，故其作品充滿著濃厚的階級意識與抵抗精神。2005年11月，位在新化的「楊逵文學紀念館」正式落成啟用，除了紀念在新化出生的楊氏，也提供民眾一個接觸文學、感覺文學的理想空間。2013年5月，「楊逵文教協會」經內政部發函允許成立； 2015年3月，位於東海大學的「楊逵紀念花園」正式啟用（註11）。
註1：摘錄自王振勳、盧胡彬、郭佳玲，《臺灣全志》卷十三人物志•社會與文化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民國107年，頁285-287。
註2：楊逵口述，王世勛筆記，〈楊逵回憶錄〉，收入陳芳明編，《楊逵的文學生涯》（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頁143-144。
註3：楊逵口述，王世勛筆記，〈楊逵回憶錄〉，收入陳芳明編，《楊逵的文學生涯》，頁146。
註4：戴國煇，〈楊逵憶述不凡的歲月〉，收入黃惠禎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
資料彙編4. 楊逵》（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頁154-164；樊洛平，《冰
山底下綻放的玫瑰：楊逵和他的文學世界》（臺北：人間出版社，2008），頁41-48。
註5：戴國煇，〈楊逵憶述不凡的歲月〉，收入黃惠禎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4. 楊逵》，頁167-168；楊逵文學紀念館，http://yangkuei.sinhua.gov.tw/YangKuei.aspx (2015/11/3)。
註6：樊洛平，《冰山底下綻放的玫瑰：楊逵和他的文學世界》，頁158-159。
註7：樊洛平，《冰山底下綻放的玫瑰：楊逵和他的文學世界》，頁191-202。
註8：鍾天啟，〈瓦窰寮裏的楊逵〉，收入陳芳明編，《楊逵的文學生涯》，頁296-308。
註9：樊洛平，《冰山底下綻放的玫瑰：楊逵和他的文學世界》，頁158-159。
註10：楊逵文物數位博物館，http://dig.nmtl.gov.tw/yang/index.php (2015/11/4)；
臺美基金會•歷屆獎項得主(1983)，http://www.tafawards.org.tw/# (2015/11/4)。
註11：楊逵文學紀念館，http://yangkuei.sinhua.gov.tw/YangKuei.aspx (2015/11/3)；楊逵文教協會，http://www.soyang.tw/index.php/abouts (2015/11/3)； 蘇孟娟〈楊逵逝世30 周年「楊逵紀念花園」啟用〉，《自由時報》電子報，2015.03.08，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250844(2015/11/9)。
楊逵，本名楊貴，明治39（1906）年出生於今臺南市新化區。父楊鼻，本姓吳，因入贅楊家，後代因此改姓楊，以經營錫店為生（註2）。大正4（1915）年臺南發生以余清芳、江定、羅俊為主的「噍吧哖抗日事件」，因對日方以殘忍屠殺方式鎮壓該事件的恐怖印象，使楊氏一生不管在日治時期從事反日社會運動或是戰後1947年發生的「228事件」中，其始終反對以武力、暴力來解決問題（註3）。
由於自幼體弱多病，9歲時才進入「新化公學校」就學；大正12（1923）年考進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今國立臺南第一中學），隔（1924）年為逃避家中安排的童養媳婚姻，以及擴展思想領域與尋求人生理想，自州立二中輟學，赴日留學。大正14（1925）年楊氏考進日本大學專門部文學藝術科，想透過小說創作來糾正被歪曲的歷史。然因家境不好，且該校屬於只有夜間部的專門學校，故當時主要以白天從事送報、土木、泥水匠等零工方式賺取學費與生活費，晚上再至學校上課，此種生活磨礪，使其對社會人生的真實層面有更廣泛的瞭解，在臺灣與日本都存在著階級剝削的事實，因而喚醒其民族意識與階級意識，始終站在聯合被壓迫人民的立場來關懷社會，並參與在日本的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組織。昭和2（1927） 年，楊氏因參加在日本皇宮前的「打倒田中反動內閣」與聲援朝鮮人反對日本侵略政策的演說會，首次遭日警逮捕拘留，開啟其投身社會運動的序幕（註4）。
昭和2（1927） 年底，在連溫卿的力邀下，楊氏自日本返臺，加入了分裂後左傾的新臺灣文化協會所擧辦的巡迴民眾演講與農民運動，並在造訪鳳山農民組合時，認識了其日後生命中的重要伴侶葉陶。不久，又在臺灣農民組合全島大會宣言中，當選為18名中央委員會中的5 位中常委之一，負責政治、組織，以及教育方面的工作，葉陶則是負責婦女方面的工作，之後兩人均因組織農民反抗殖民政府的剝削政策而多次入獄，甚至在昭和4（1929） 年結婚前夕，因出席臺南總工會的會員大會而雙雙在臺南被捕，直至釋放後才舉行結婚儀式，曾自嘲獲得一場「官費婚前蜜月旅行」（註5）。
除了投身社會運動與農民運動外，創作文學作品亦是楊氏的另一個特色，內容充滿批判性的寫實主義風格，希冀以文學對抗統治強權，以文學關懷弱勢族群，替殖民統治下受剝削與壓迫的人民爭取應得之權利。昭和7年，經賴和推薦，第1次以楊逵為筆名，發表描述日本資本家貪婪與欺壓社會底層弱勢的文章〈送報伕〉（日文原名：新聞配達夫）於《臺灣新民報》，不過只刊登一半，該文後半部即被臺灣總督府查禁。昭和9（1934） 年更以〈送報伕〉獲選東京《文學評論》第二獎（第一獎從缺），成為首位進軍日本中央文壇的臺灣作家，奠定在文壇的基礎（註6）。昭和10（1935） 年，楊氏應賴和的邀請，擔任《臺灣文藝》雜誌的日文版編輯。後因與另一主編張星建意見不合，遂決意與妻葉陶獨資創辦《臺灣新文學》雜誌，表明該雜誌不屬於任何流派、任何團體，係全臺灣文藝同好者的共同舞臺，目的在反映臺灣民眾的生活現實，主張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強調推翻日本殖民的政治主張，具有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臺灣新文學》雜誌在昭和12（1937） 年雖受臺灣總督府「皇民化運動」影響而被迫停刊，但已為臺灣文學創造出光輝，形成一股新的社會運動力量（註7）。
皇民化運動期間，楊氏因不願意從事皇民文學書寫，又無法書寫自身意志的文學作品，曾在臺中市梅枝町派出所（今臺中市中正路與原子街交叉口）租地創辦「首陽農園」，效法中國古人伯夷、叔齊不事二主而餓死首陽山之決心，以種花為業。戰後「首陽農園」改名「一陽農園」，象徵「一陽來復」，並於民國34（1945） 年9月在臺中發行《一陽週報》，以介紹國父思想、三民主義的革命理想和文學作品為宗旨，希望建設出三民主義的新臺灣（註8）。另一方面，為了重建臺灣文學，並傳播新文學的精神，楊氏除了創辦刊物，將中國社會主義作家如老舍、沈從文、魯迅等人的作品介紹到臺灣外，也把自己的作品譯成中文，希望臺灣民眾能夠正確認識祖國文化，且希望臺灣的文學能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留下的廢墟上復活過來，迅速走上新的發展道路（註9）。
1949年楊氏因於上海《大公報》發表〈和平宣言〉，希望政府能以和平方式解決「228事件」，且要還政於民、保障集會、結社、言論自由，以及政府應釋放在「228事件」中遭到逮捕的政治犯，因而遭政府逮捕，於隔年受軍法審判，以「為匪宣傳」罪名判處12 年有期徒刑，1951年成為第一批移送綠島的政治犯，故常以「領過世界上最高的稿費」自況。1961年出獄後，隔年即借貸於臺中大度山開墾「東海花園」，仍以種花為業。1970年代開始，受臺灣本土意識抬頭之風潮影響，楊氏重新受到文壇重視。如1976年於綠島獄中創作的小說〈春光關不住〉改名〈壓不扁的玫瑰花〉被收錄於國中國文課本，為日治時期臺籍作家中第1 位作品收入教科書者。1983年榮獲「第6屆吳三連文學獎」與「第1屆臺美基金會人文科學成就獎」（林衡哲醫師代領）；隔年（1984）再獲鹽分地帶文藝營頒發「臺灣新文學特別推崇獎」。1985年病逝臺中市，其後在家人安排下與妻葉陶同葬於東海花園（註10）。
楊氏自稱「人道的社會主義者」，主張文學必須站在人民的立場，故其作品充滿著濃厚的階級意識與抵抗精神。2005年11月，位在新化的「楊逵文學紀念館」正式落成啟用，除了紀念在新化出生的楊氏，也提供民眾一個接觸文學、感覺文學的理想空間。2013年5月，「楊逵文教協會」經內政部發函允許成立； 2015年3月，位於東海大學的「楊逵紀念花園」正式啟用（註11）。
註1：摘錄自王振勳、盧胡彬、郭佳玲，《臺灣全志》卷十三人物志•社會與文化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民國107年，頁285-287。
註2：楊逵口述，王世勛筆記，〈楊逵回憶錄〉，收入陳芳明編，《楊逵的文學生涯》（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頁143-144。
註3：楊逵口述，王世勛筆記，〈楊逵回憶錄〉，收入陳芳明編，《楊逵的文學生涯》，頁146。
註4：戴國煇，〈楊逵憶述不凡的歲月〉，收入黃惠禎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
資料彙編4. 楊逵》（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頁154-164；樊洛平，《冰
山底下綻放的玫瑰：楊逵和他的文學世界》（臺北：人間出版社，2008），頁41-48。
註5：戴國煇，〈楊逵憶述不凡的歲月〉，收入黃惠禎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4. 楊逵》，頁167-168；楊逵文學紀念館，http://yangkuei.sinhua.gov.tw/YangKuei.aspx (2015/11/3)。
註6：樊洛平，《冰山底下綻放的玫瑰：楊逵和他的文學世界》，頁158-159。
註7：樊洛平，《冰山底下綻放的玫瑰：楊逵和他的文學世界》，頁191-202。
註8：鍾天啟，〈瓦窰寮裏的楊逵〉，收入陳芳明編，《楊逵的文學生涯》，頁296-308。
註9：樊洛平，《冰山底下綻放的玫瑰：楊逵和他的文學世界》，頁158-159。
註10：楊逵文物數位博物館，http://dig.nmtl.gov.tw/yang/index.php (2015/11/4)；
臺美基金會•歷屆獎項得主(1983)，http://www.tafawards.org.tw/# (2015/11/4)。
註11：楊逵文學紀念館，http://yangkuei.sinhua.gov.tw/YangKuei.aspx (2015/11/3)；楊逵文教協會，http://www.soyang.tw/index.php/abouts (2015/11/3)； 蘇孟娟〈楊逵逝世30 周年「楊逵紀念花園」啟用〉，《自由時報》電子報，2015.03.08，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250844(2015/11/9)。
《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臺灣蕃地寫真帖》翻譯出版
書名：《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臺灣蕃地寫真帖》
作者：遠藤寬哉
翻譯：陳怡如
監譯導讀：黃智慧
出版者：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日期：2021年11月
訂價：《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實體書新臺幣400元、電子書320
元，《臺灣蕃地寫真帖》實體書新臺幣360元、電子書300元
1895年攝影師遠藤寬哉隨日軍來臺，並擔任對原住民族戰役的戰地攝影師。相繼出版《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與《臺灣蕃地寫真帖》兩本關於日本軍警與原住民族交戰互動之寫真集。
《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
1910年，臺灣總督府實行「五年理蕃計畫」（1910-1914），試圖將帝國的勢力擴張到原住民族領域，首當其衝對臺灣北部深山Gogan泰雅族群掀起戰爭序幕。遠藤寬哉受總督府所託，擔任對原住民族戰役的戰地攝影師，奔走於北臺灣高山地區戰鬥前線，從高山叢林到斷崖峭壁，記錄下戰爭時刻與當中的大小人物。宜蘭、桃園、新竹，日方的警察、軍隊、築路工兵、人夫所處險艱環境，以及交戰對象原住民族人的生活樣態、山林環境，遠藤寬哉的攝影鏡頭瞄準了激烈血戰下的一景一刻。於百多年後的臺灣而言，此本寫真集無疑是珍貴的史料，讓當代讀者能透過張張照片建構出時代景象，浸潤在歷史片刻中。
《臺灣蕃地寫真帖》
臺灣總督府「理蕃」政策的時代背景下，遠藤寬哉以日人視角記錄日本帝國與原住民族間的交戰實景，同時留下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傳統及現代變遷的景況。從1907年臺灣北部高山的插天山戰役，到1912年中部白姑大山的戰役，記錄前線戰場實景。除了展現日本軍警武器與作戰手段外，亦描繪出在高山峻嶺、懸崖峭壁，與洶湧溪流下，兵士的戰鬥與死傷。照片場景突顯原住民族捍衛部落家園的堅毅與韌性，呈現原住民各族群豐富的生活樣態與文化傳統，以及追求發展、接受教育和農業技術授與。縱使他者的文字與圖像，仍可拼湊百年前的時代景象，細細思索原住民族群在臺灣歷史發展中的主體性。
有意購買者，請逕洽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886-2-27525618
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50號11樓-1
書名：《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臺灣蕃地寫真帖》
作者：遠藤寬哉
翻譯：陳怡如
監譯導讀：黃智慧
出版者：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日期：2021年11月
訂價：《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實體書新臺幣400元、電子書320
元，《臺灣蕃地寫真帖》實體書新臺幣360元、電子書300元
1895年攝影師遠藤寬哉隨日軍來臺，並擔任對原住民族戰役的戰地攝影師。相繼出版《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與《臺灣蕃地寫真帖》兩本關於日本軍警與原住民族交戰互動之寫真集。
《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
1910年，臺灣總督府實行「五年理蕃計畫」（1910-1914），試圖將帝國的勢力擴張到原住民族領域，首當其衝對臺灣北部深山Gogan泰雅族群掀起戰爭序幕。遠藤寬哉受總督府所託，擔任對原住民族戰役的戰地攝影師，奔走於北臺灣高山地區戰鬥前線，從高山叢林到斷崖峭壁，記錄下戰爭時刻與當中的大小人物。宜蘭、桃園、新竹，日方的警察、軍隊、築路工兵、人夫所處險艱環境，以及交戰對象原住民族人的生活樣態、山林環境，遠藤寬哉的攝影鏡頭瞄準了激烈血戰下的一景一刻。於百多年後的臺灣而言，此本寫真集無疑是珍貴的史料，讓當代讀者能透過張張照片建構出時代景象，浸潤在歷史片刻中。
《臺灣蕃地寫真帖》
臺灣總督府「理蕃」政策的時代背景下，遠藤寬哉以日人視角記錄日本帝國與原住民族間的交戰實景，同時留下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傳統及現代變遷的景況。從1907年臺灣北部高山的插天山戰役，到1912年中部白姑大山的戰役，記錄前線戰場實景。除了展現日本軍警武器與作戰手段外，亦描繪出在高山峻嶺、懸崖峭壁，與洶湧溪流下，兵士的戰鬥與死傷。照片場景突顯原住民族捍衛部落家園的堅毅與韌性，呈現原住民各族群豐富的生活樣態與文化傳統，以及追求發展、接受教育和農業技術授與。縱使他者的文字與圖像，仍可拼湊百年前的時代景象，細細思索原住民族群在臺灣歷史發展中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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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主席年譜 俞鴻鈞》
書名：《臺灣省主席年譜 俞鴻鈞》
編著者：張家榮、蕭呈章
出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日期：2015年9月
定價：新臺幣300元
簡介：
臺灣第4任省主席俞鴻鈞，原籍廣東，於上海出生，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堂。省主席任期自1953年4月17日至1954年6月7日是歷任省主席中，除代理者外，任期次短者。然而俞鴻鈞曾任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上海市長、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行政院長等職務，經歷淞滬會戰、八一三事件、黃金運臺、米價高漲、中美防禦條約簽訂、金門砲戰、大陳撤退等近代史上重要事件；俞氏在事件中，沉著應付，井然有條，穩定當時政情，了解其各時期之動向，亦可有助近代史研究。
本年譜編纂採綱目體，以俞鴻鈞為譜主的個人編年史傳，取材自《省政府檔案》、《省政府公報》、《省議會施政報告》、《中華民國大事紀》、《省政大事紀》、自傳、相關出版品暨報章雜誌或網路資料庫等，記述俞鴻鈞擔任省主席年代之省政建設、就任前及卸任後之重要事蹟。
展售處：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02-25180207
https://www.govbooks.com.tw
※五南文化廣場臺中總店。臺中市中區中山路6號，04-22260330
https://www.wunanbooks.com.tw
※本館史蹟大樓1樓販賣部，亦可購得本館出版之書籍，地址：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一路256號，電話049－2316881轉168，歡迎洽詢。
書名：《臺灣省主席年譜 俞鴻鈞》
編著者：張家榮、蕭呈章
出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日期：2015年9月
定價：新臺幣300元
簡介：
臺灣第4任省主席俞鴻鈞，原籍廣東，於上海出生，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堂。省主席任期自1953年4月17日至1954年6月7日是歷任省主席中，除代理者外，任期次短者。然而俞鴻鈞曾任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上海市長、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行政院長等職務，經歷淞滬會戰、八一三事件、黃金運臺、米價高漲、中美防禦條約簽訂、金門砲戰、大陳撤退等近代史上重要事件；俞氏在事件中，沉著應付，井然有條，穩定當時政情，了解其各時期之動向，亦可有助近代史研究。
本年譜編纂採綱目體，以俞鴻鈞為譜主的個人編年史傳，取材自《省政府檔案》、《省政府公報》、《省議會施政報告》、《中華民國大事紀》、《省政大事紀》、自傳、相關出版品暨報章雜誌或網路資料庫等，記述俞鴻鈞擔任省主席年代之省政建設、就任前及卸任後之重要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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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珍藏秀—文物收藏的故事2》
書名：聚珍藏秀—文物收藏的故事2
著者：魏德文等口述，簡秀昭等採訪整理
出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日期：2016年12月
ISBN：9789860509120
定價：新臺幣250元
館藏號：733.4 / 2620 / 2016 / v.2
書名：聚珍藏秀—文物收藏的故事2
著者：魏德文等口述，簡秀昭等採訪整理
出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日期：2016年12月
ISBN：9789860509120
定價：新臺幣250元
館藏號：733.4 / 2620 / 2016 / v.2
馬面裙-「絲緞提花紫色繡花馬面裙」（館藏號19950011217）
臺灣閩籍婦女服飾傳承自中國傳統的形式，清末婦女以裙裝為主，穿著時都繫在上衣之內。裙子的式樣有鳳尾裙、月華裙、百襉（ㄐㄧㄢ ˋ jiàn）裙.... 等樣式繁多，但僅是裝飾的手法不同，形制上基本為「馬面裙」，由兩片大小、花色、圖形都一樣的布幅製成，前後各有一長方形的裙門，長方形如馬面狀，因此通稱為「馬面裙」。
臺灣閩籍婦女服飾傳承自中國傳統的形式，清末婦女以裙裝為主，穿著時都繫在上衣之內。裙子的式樣有鳳尾裙、月華裙、百襉（ㄐㄧㄢ ˋ jiàn）裙.... 等樣式繁多，但僅是裝飾的手法不同，形制上基本為「馬面裙」，由兩片大小、花色、圖形都一樣的布幅製成，前後各有一長方形的裙門，長方形如馬面狀，因此通稱為「馬面裙」。
2021年12月份新上架圖書
2021年12月份編目上架之圖書計11種12冊、期刊計20種118冊，內容涵蓋本館近期蒐藏及採集入館書刊。
2021年12月份編目上架之圖書計11種12冊、期刊計20種118冊，內容涵蓋本館近期蒐藏及採集入館書刊。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發 行 人 | 張鴻銘 | |
| 行政指導 | 黃宏森 | |
| 總 編 輯 | 林明洲 | |
| 執行編輯 | 楊絲羽 | |
| 編輯小組 | 劉仁翔、謝東勝、詹梓陵、洪明河 |
